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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姓氏

发布时间:2016-1-2
原始之姓
当今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而中国人的姓又都是从父姓,即延续父亲的姓。这和当今日本人以及英、美人的姓(surname)大体上一样。然而,我们中国人最原始的姓,即王充在《论衡·诘术篇》中所说的“古者有本姓,有氏姓”的“本姓”,却和今天的情景恰恰相反,则是从母姓,即延续母亲的姓。这从“姓”的字形、字义、字音上,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姓,在金文中写作“生”;“生”就是姓的本字。由谁生的,即姓之本义。后来加了女字旁,更清楚地表明它的含义。而且姓的读音起初也读作“生”。《说文》释姓曰:人所生也,从女,从生。
由此可以推断,我们的祖先曾经历过原始公社氏族时期的母系氏族公社,那时的人们是随母亲姓的。由于当时每个氏族公社拥有一个共同的女祖先,全体成员都是她的后裔而随其姓。成年女子留在本氏族内而与其他氏族的男子实行群婚,因此,“人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白虎通义》)。
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所以从汉字的一些字形上,还明显地暗示着我们的祖先,的确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古姓中的姬、嬴、姒、姜、姚、妫等姓,皆少不了女字旁。
现在,我们可以给“姓”下一个定义了:早在远古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有了姓,它是氏族或部落的一种标记,是代表其共同血缘关系的,同一始祖母生下的子女及其后代,皆通其一姓。例如,周王朝始祖后稷,乃姬姓,这是恒久不变的族号。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里与其有血缘关系的鲁国、晋国、郑国等,统统都是姬姓。为了区别于今天人们所使用的姓,在姓名学中,我们把原始之姓称为“古姓”或“本姓”之外,又把它称为“族姓”,而台湾学者潘英在《中国上古史新探》中,又把“族姓”称为“姓族”。

族姓的起源
人的姓名,从实用和功利的角度看,不过是人的代号。“姓”是氏族部落的代号,“名”是个人的代号。人类进化到彼此间有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要进行一定的交往、活动,非得有一种称谓不可的时候,人的代号就产生了。而族姓的起源,当是原始社会的事。原始社会按其演变、进化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群时期、血缘家庭公社时期和原始公社氏族时期。原始公社氏族时期又包括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相继的历史阶段(见林耀华《原始社会史》)。依据现有资料推断,我国族姓的起源,大约在原始公社氏族时期的初级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虽然原始社会没有文字,不像后来的历史诸阶段都有遗留下来的文献材料可资参考,但是从我国上古时期保存下来的史料中,还是可以领略到有关族姓起源的一些情况。
族姓起源之一,和个人出生的情况有关。人是在怎样的气氛或文化背景中出生的,他就怎么得姓。夏禹是“姒”姓,那是因为母亲己吞食了薏苡而生育了他,所以夏禹姓“苡”。“苡”字也就是“姒”字。《史记》记载:商的始族契,姓“子”,也有一个传说:契的母亲是有氏的女儿,叫简狄,是帝喾的第二个妃子。有一天,她和其他两个女子同到水边洗澡,忽然看到一只黑色的鸟生下一个蛋,简狄就捡起来把它吃了,结果因此而怀孕,生下的孩子,便取名叫“契”。 那个蛋,古文称作“卵”,也就是“子”,因此契是“子”姓。至于舜的姓,是因为他母亲“握登”生他于姚墟,所以姓“姚”。尧姓“伊祁”也是“从母所居为姓也”(皇甫谧之语)。
族姓的起源之二,是从祖先父辈的名字演变而来。《山海经》中的“氐羌乞姓”,就是袭用父辈的名字作为姓的特殊例子。据顾颉刚《史林杂识·氐》考证:“氐人”即“互人”,见于《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吕思勉《读史札记·鬼方考》说:“灵恝”的“恝”,“与乞姓之乞,音同字异”,只是同音而写法不同罢了。这就表明:“氐羌”是伯夷的父亲,又是炎帝的后代,本是“姜”姓,到“灵恝”以后,改用“灵恝”的名字“恝”作为儿子的姓,只不过“恝”写成了“乞”,便成了“氐羌乞姓”。尽管这些资料很难梳理或甄别,读起来也颇费力,但是我们还是从中窥见了族姓起源的些许秘密。

图腾与族姓
所谓图腾,就是与一个群体或宗教集团有特别姻亲关系的一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并被认为它就是这一群体或宗教集团的神话般的祖先。图腾一词,原是美洲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动植物,通常不能被那些认为自己就是这一图腾后裔的氏族成员所捕杀或进食。图腾崇拜的产生,应该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事了。那时,人们对图腾怀着极大的尊敬,相信氏族起源于自己的图腾,人死后灵魂也就会转化为图腾。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历过图腾崇拜的历史,中国也不例外。从近代的一些民族中仍可看到图腾的痕迹。例如,我国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曾以熊为图腾。他们曾禁止猎熊、吃熊肉;后来此禁虽被打破,却依然禁吃熊的脑、眼珠、心、肝等,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熊的灵魂居住的地方。“熊”、“罴”、“貔”、“虎”,大概都是氏族图腾的记号吧。同时,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的姓,往往就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只是由于遥远的图腾崇拜,早就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里,所以姓谱中的乔姓、熊姓、虎姓,是否源于以上之图腾,已很难确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伏羲,是风姓,此“风”字,即“凤”也,这在甲骨文和古书中均有佐证。卜辞中也常假借“凤”为“风”,特别是商代,“凤”、“风”两字就是一个字。那么,古人眼中的“风”到底是什么样呢?《说文》释曰:“风,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啄,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由此可知,“风”姓,就是一种神鸟的图腾。
西施何姓
一提起春秋末年的越国美女西施,人们大都知晓。然而,西施到底姓什么呢?苏轼有《次韵代留别》一诗,曾道其姓云:“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渠侬旧姓西。”如果抬出大文豪的诗句,认为西施果真姓西,那就大错特错了。西施,实则姓施,至于西,很可能是她的字(有人说她名叫夷光)。据说因她家住苎浣纱村西而得名。西施之姓殿于名字后,乃当时女子称谓的习惯,与男士大不相同。
原来,上古时期,无论男女都有自己的姓,即族姓;它当然是同一血缘关系的标志。然而,在人们的称谓中,男士并不称姓,但大家都能知道,那是隐藏在称谓之后的:屈原姓“芈”,孔丘姓“子”;而“屈”与“孔”非其姓也,只是他们的“氏”。只有女子与人们交往时才称姓。这一文化现象有着很特别的社会意义。
姓,既然是一种族号,那么同姓就意味着同宗、同祖。殷商时代,虽已有不甚严格的同姓不婚的习俗,但总的说来,同姓还是可以通婚的。从西周开始,周人实行了严格的同姓不婚的礼制。因此,周人结婚前首先要“男女辨姓”。例如,齐国的崔杼要娶臣属东郭偃的姐姐为妻,东郭偃就坚决反对:“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国语·晋语》)东郭偃是齐桓公的后代,崔杼是齐丁公的后代;桓公、丁公同是姜姓,因此同姓是不能结婚的。姓,正是有着这种“别婚姻”的重要作用。女子嫁人只能嫁异姓男士,只有这样,人伦关系才得以尊重。
皇帝赐姓
远古的三皇五帝,常常赐姓给他们的后裔或臣民。赐姓的兴起,为中国姓氏文化的发达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那么,起初是依据什么来赐姓的呢?
有的是依据出生的情况。《帝王世纪》载:皋陶生于曲阜。由于当时曲阜属于偃地,故赐皋陶之姓为偃。有的是依其德行而赐姓。少昊的儿子中,有一人有德业被赐为曼姓。陶唐氏之后有叫刘累者,因其能畜龙,孔甲赐其姓为御龙。有的则是吹律定姓。汉朝的王符在《潜夫论·志氏姓》中说:“夫吹律定姓,惟圣能之。今民散久,鲜克达音律。”汉人已经难以通晓远古的音律,我们今天就更无从稽考。不过吹律定姓这一传统,的确让后人继承了下来。清人钱大昕《十驾斋美新余录》卷下就有一条:“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为京氏。”
汉人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张、王、李、赵四大姓,乃黄帝所赐。不过有人持否定态度。但不管怎么说,历代皇帝向臣子赐姓,却是不绝于书的事实。
说氏
所谓“氏”,并非我们今天常说的此人姓张氏彼人姓王氏的“氏”;这个氏是上古时期人们称谓中的一种特殊称号,而且在我国姓氏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战国以前,“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是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常把“姓”和“氏”混为一谈,致使后人越发分不清楚。
姓,是向上追溯的族号,故称族姓。秦始皇嬴姓,是因为秦国始封的老祖宗“非子”早就姓嬴。此姓甚至可以追溯到商纣王的臣子“恶来”以及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伯翳”(又作伯益),伯翳至非子已有 19世纪之远。氏,则是姓的分支,是比现代家庭还要大的一种小集团的称号,并用来向下区别子孙的繁衍。例如,姬是周人之姓;鲁、蔡、曹、卫、滕、晋、郑、吴等诸侯国皆为姬姓。其中的鲁国,姬姓之下又分为后氏、众氏、臧氏、孟氏、南宫氏、公子氏等。子姓是宋国的姓,宋国子姓下面又分为宋孔氏、祝其氏、韩献氏、司马氏、鱼氏、怀氏、黑氏、桓氏等等。姓是千百年不变的,“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而氏的变化则很大,往往隔一两代或较短的时间就可能发生变化。春秋末年楚国的伍子胥,本以伍为氏,他在吴国被杀后,其子逃于齐,改为王孙氏。晋国的士会,开始受封于随,便以随为氏,称随会子;后改封于范,便以范为氏,改叫范武子。至于“士”氏,则因官当到“士”这个职位,才以士为氏。因此,春秋时期,父子不必同氏,一个人可以有几个氏,却只能有一个姓。因此,同氏,并不意味着同姓同宗。春秋时几个诸侯国里都有“孔氏”;宋国的孔氏属于子姓,其后逃亡于鲁,孔子即出于此一支;卫国的孔氏属于姓,《左传·哀公十一年》有孔可证;郑国的孔氏属于姬姓,乃子孔之后;陈国的孔氏却属于妫姓。
姓是区别婚姻可否的重要标志,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因此,姓有同姓、异姓之别。氏,乃是身份显赫低微的重要标志。晋文公重耳氏“晋”,由氏法可知他是诸侯;鲁国大夫公子氏“公子”,便知他是高贵的卿大夫。女子称姓是为了“别婚姻”,男子称氏是为了“明贵贱”,所以《左传》记载的 255年的历史中,已没有一个男子称姓了。到了后来,人们仅知道孔丘姓孔(实则氏孔),而不知道他真正的姓(族姓)是子;仅知道屈原姓屈(氏屈),而不了解他的姓实际上是芈。
在姓氏学中,我们把“氏”又称为氏姓,以别于族姓。我们现代人的“姓”,也就是由氏姓发展而来的,这在战国时代便已确定。
氏法种种

汉代的学者,对姓氏制度的研究有很大贡献。王充在《论衡·诘术篇》里认为“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应劭在《风俗通义·姓氏篇》中说,氏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到了宋代的郑樵,他在《通志·氏族略》中把氏法又总结为32种,实质上其中许多是互相重复的。现在,我把主要的氏法概括为14种,也只是归纳的方便罢了:
1、以部落种族名为氏。寒浞氏寒,是以部落名为氏。夷羿,也称作羿;其氏为夷,原来也是种族的名称。
2、以器物名为氏。殷商子民十三氏中的长勺氏、尾勺氏是以酒器为氏,而陶氏是以陶器为氏,氏则以盛器为氏。这是一种较古老的氏法。以后的盎氏、镜氏、杯氏、砚氏,皆继承了这一传统。
3、以图腾为氏。楚国“斗伯比”生子文。《左传》说:子文是虎乳哺育成人的。虎身上有斑纹,于是其后代就以“班”(即斑)为氏。这一氏法,显然与个人图腾崇拜极为密切。《风俗通义·姓氏篇》中列举的三鸟氏、五鹿氏、白马氏和青牛氏,都是以图腾为氏的。
4、以号为氏。樗里子,名曰疾,是秦惠王的弟弟,因住渭南阴乡的樗里,故号樗里子,其后便以樗里为氏。《战国策·魏策》有梧下先生,他家有大梧树,因以为号,其后便以梧下为氏。
5、以谥为氏。此专指以国君的谥号为氏。周宣王名曰静,死后谥曰宣,其后就以宣为氏。楚国的昭氏、庄氏、景氏,宋国的桓氏,皆属于此类。
6、以爵为氏。鲁昭公的儿子叫公衍,他的后代便以公爵的“公”为氏。公乘是秦国二十等爵位之第八,久居此爵者,子孙便以公乘为氏。
7、以国为氏。公族统统以国为氏,已详前文。另一种情形是,本人出奔他国,然后以本国国名为氏,以示不忘祖国,如敬仲奔齐,却以陈为氏。其他如郑丹、宋朝、楚建、甲等,皆属此类。

8、以官为氏。中行桓子就是荀林父,是晋国的大夫,因他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将“中行”,自此以官职“中行”为氏。因为屈原曾做过三闾大夫的官,屈原的后代有三闾氏。
  9、以字为氏。公孙之子用其祖父的字为氏。子产的父亲字子国,所以子产称国氏;子游的儿子叫游楚;子然的儿子叫然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嫡夫人之子,则以五十字伯仲为氏,若鲁之仲孙、季孙是也。若庶子、妾子,则以二十字为氏,则展氏、臧氏是也。”这又是一类。
10、以名为氏。后稷的孙子鞠陶,出生时有文在手曰鞠,乃取名为鞠,其后便以鞠为氏。郑穆公的名字叫“兰”,他的后代便以兰为氏。
11、以所居为氏。有以所居方位为氏的:鲁庄公儿子名叫遂,字襄仲,居东门,就以东门为氏,所以他又叫东门襄仲。此类氏法可以追溯到禹时的处士“东里槐”及黄帝臣子“北门成”。有以所居地名为氏的:殷比干的儿子避难于长林之山,便以“林”为氏;鲁国有一地名曰勺,有人便以“勺”为氏。
12、以采邑为氏。步阳,晋公族氏之后,食采邑于步,遂以“步”为氏。齐国大夫东郭贾,字子方,食采邑于大陆,故号大陆子方,其后就以大陆为氏。
13、以职业为氏。晋国有叫屠蒯的,“屠”即屠宰,“蒯”是庖人;职业为主屠宰者,遂以“屠”为氏。巫咸的“咸”、师旷“师”。

14、并非王子以王子为氏。郑大夫有王子伯廖、王子伯骈,齐大夫有王子城父,皆以王子为氏,而本人并非王子。吴大夫伍员,将他的儿子寄托在齐国,改称王孙氏,也属此类。
除以上列举的主要氏法外,还有许多特殊的氏法。例如,去掉某字偏旁为氏的:周武王第三个儿子叔,他的后代曾以国名为氏,尔后去掉邑(阝)字旁为于氏。以草名为氏的:晋国有人叫蓬球,“蓬”就是氏,也是草名;楚国人好以草名为氏,如莠氏、蓝氏之类。还有以德行为氏的:晋国赵衰对人如冬日之可爱,于是他的后代遂以“冬日”为氏;而桥氏的来历是这样的:黄帝葬于桥山,群臣守冢不去者,以桥为氏。
族姓的末日
氏的繁荣昌盛,也正是族姓末日的来临。虽说史籍没有明文记载这一重要的文化事件,但从考古材料和有关史料得知,族姓到了战国时期已基本消亡。
族姓,既然是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那么这种血缘关系一旦解体,它也就不复存在。商代到西周前期的青铜器和少数其他器物上,常见的族氏铭文,写得比较象形,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作“族徽”。西周中期以后,这种族氏铭文逐渐罕见。族氏铭文的消失,体现出血缘纽带的松弛;不过春秋时期,传统的族姓仍维持着。
战国前期,正是史多阙文的时代,对于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都已无从详晓。起码在战国中期以前,由于长期不复使用族姓而使它失去意义。因此,《孟子》中已只提“姓”与“名”怎样,而不提“姓”与“氏”如何;可见,此“姓”已非族姓,当然是氏姓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继灭亡,国已不复存在,其族姓还能生存吗?

战国时期这种固定下来的“氏”,一直沿用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姓”,它也就仅仅成了家庭公名(family name)的标志。所以,战国时期的姓名形式,与我们今天的姓名形式已完全一样。尽管它已走过两千多年的历史,依然雄赳赳气昂昂,不见一点衰老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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