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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魏文学风尚转变过程中，蔡邕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文人利益集团形成过程中，蔡邕的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蔡邕晚年，地位显赫，建安时期很多作家都得到过蔡邕的提携和延誉。第二，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东汉前期的文学多少还继承着西汉以来庄重典雅的传统。其后，由清峻而华丽，由通脱向壮大。这种转变，在蔡邕的《青衣赋》、《述行赋》等创作中，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第三，蔡邕是汉末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独断》一书不仅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文体学成就，也为后来的文体学研究开启了方向。相对于蔡邕在当时的重要地位而言，有关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已有的几种年谱异常简略，其重要著作如《琴操》《独断》的研究更付阙如。为此，我在从事秦汉文学编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于蔡邕的行年、著述、《琴操》与汉魏乐府诗研究、《独断》与秦汉文体学研究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也形成了一些文字，希望能为蔡邕研究，或者扩大一点说，为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提供某些基础性的成果，权作抛砖引玉而已。
本文就是上述系列课题中的一种。所涉及的蔡邕文章篇名，概以四库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蔡邕集》为准，文献出处参考严可均《全后汉文》，篇名歧异者在案语中有所说明。年表主要参考王昶《蔡邕年表》，见海源阁刻本《蔡中郎集》附录及《金石萃编》卷十六。主要参考书目：《文选》，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南宋淳熙八年（1184）尤袤刻本。《后汉书》，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影印本。《初学记》，中华书局校点本。《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本。《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干支纪年，参照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出版的《中西史历日和中公历日对照表》校正，特此说明。
汉顺帝刘保阳嘉二年（133）癸酉一岁
蔡邕生于本年。
其光和元年所作《上书自陈》称自己时年四十六岁，逆推生于本年。王昶《蔡邕年表》、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均系蔡邕生于本年。
字伯喈。陈留圉人。
《后汉书》本传：“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其故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邕”，或与“雍”同。《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顾雍字符叹，吴郡吴人也。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裴注引《江表传》曰：“雍从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由此也。《吴录》曰：‘雍字符叹，言为蔡雍之所叹，因以为字焉。’”
十四祖蔡寅。
《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赏。”《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有“肥如敬侯蔡寅。”案：“寅”，《元和姓纂》和《通典》引作“演”。
六世祖蔡勋。
《后汉书·蔡邕传》：“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郿令。王莽初，授以厌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章怀太子李贤注：“谢承《书》曰：勋字君严。”案《后汉书? 卓鲁魏刘列传》：“初，（卓）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时并名重当时。……勋事在玄孙邕传。”黄宗羲《金石要例?书祖父例》云：“邕至勋连身六世，故《后汉?邕传》称为六世祖”（《昭代丛书》本）。又章怀太子注：“邕祖蔡携碑云：‘……君曾祖父勋，哀帝时以孝廉为长安邰长。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顺帝时以司空高第，迁新蔡长，年七十九卒。”《后汉书》与蔡携碑所述蔡勋仕历多有不合。传作平帝时，碑作哀帝时。传云郿令，碑作邰长。
祖蔡携。
《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卷八：“周文王第十四子蔡叔度生蔡仲明，受封蔡。后魏赵所灭，子孙以国威氏。晋有蔡墨。秦相蔡泽。《汉功臣表》，肥如侯蔡演。演玄孙义。义玄孙勋，后汉魏长安邳长，后征不起。勋曾孙携。”
父蔡棱。
《后汉书》本传：”父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 章怀太子李贤注引“邕祖蔡携碑云：‘……长子棱字伯直，处俗孤党，不协于时，垂翼华发，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谥法》曰：清白守节曰贞，纯行不差曰定。” 《元和姓纂》卷八“济阳考城县”条：“携生棱、质，棱生邕。质始居陈留，分为济阳，因为郡人。” 王僧虔《答高祖论书启》：“陈留蔡邕，后汉左中郎将。善篆隶，采斯喜之法，《贞定直父碑文》，犹传于世。篆者师焉。” 《贞定直父碑》，见《初学记》十八、《太平御览》卷四百零九。
母袁氏。
《后汉书》本传：“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曰：“《先贤行状》：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
其家族以孝悌著称，三世不分居。
《后汉书》本传：“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 蔡邕《与人书》曰：“邕薄祜，早丧二亲。年逾三十，鬓发二色。叔父亲之，犹若幼童。陆则对座，食则比豆。” 其叔父蔡质，灵帝时曾为尚书，推荐蔡邕入朝为郎中，校书东观。详熹平元年条。
汉桓帝刘志元嘉二年（152）壬辰二十岁
蔡邕师事胡广。
《后汉书》本传：“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曰：“《邕别传》曰：邕与李则游学，时在弱冠，始共读《左氏传》，性通敏兼人举一反三。”案《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六世祖刚，清高有志节。平帝时，大司徒马宫辟之。值王莽居摄，刚解其衣冠，县府门而去，遂亡命交址，隐于屠肆之间。后莽败，乃归乡里。父贡，交址都尉。”胡广卒于汉灵帝建宁五年（172），时年八十二岁。逆推，本年胡广六十二岁。
汉桓帝刘志永兴元年（153）癸巳二十一岁
作《琅琊王傅蔡公碑》
仅见《蔡邕集》。文称：“君讳朗，字仲明。……迁河南中尉琅琊王傅，乃从经术之方。……年五十八，永兴六年夏卒。”文中记载蔡朗乃陈留圉人，应是蔡邕的本家。案：永兴仅二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将此系于永兴二年。王昶《蔡邕年表》系于永兴元年。或“元”与“六”，形近而误？故系于本年。
汉桓帝刘志永寿二年（156）丙申二十四岁
作《玄文先生李子材碑》
又见《艺文类聚》三十七，作《玄文先生李休碑》。文称：“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阳宛人也。。……年既五十，苗胤不嗣。以永寿二年夏五月乙未卒。”
汉桓帝刘志延熹二年（159）己亥二十七岁
被征入京师，行至偃师，称疾而归。作《释诲》。
见《后汉书》本传：“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解嘲》）、班固（《答客戏》）、崔骃（《达旨》）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
秋，作《述行赋》
又见《艺文类聚》二十七。《述行赋》云：“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序中所述背景是这样的：这年七月，郎中汝南袁着撰《诣阙上疏》，请抑损梁冀擅权。涿郡崔琦以文章为梁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鹄赋》以风。结果两人均被梁冀所杀。见《后汉书·梁冀传》。八月，梁冀自杀。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冀有功，并封列侯。专权选举。又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者四人，赏赐巨万。是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李云作《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桓帝得奏书震怒，下令逮捕李云，当时弘农五官掾杜众认为，李云忠贞受到猜忌，上书愿与李云同日而死。桓帝愈怒，遂并下廷尉。陈蕃作《救李云疏》。见《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传》。更重要的是，蔡邕的恩师太尉胡广因为与梁冀的关系而被免为庶人。所有这些宫廷内部斗争，蔡邕均有所耳闻。与之对照的，却是“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为此，激愤而成此篇，实是有感而作。文中称：“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颇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味道。
作《汝南周巨胜碑》、
仅见《蔡邕集》。严可均题曰《汝南周勰碑》。文称：“君讳勰，字巨胜。陈留太守之孙、光禄勋之子也。……至延熹二年，乃更辟门延宾，享宴娱乐。及秋而梁氏诛灭。十二月君卒。……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迩叹悼，痛心失图。乃相与建碑勒铭”云云。《后汉书·周勰传》：“勰字巨胜，少尚玄虚。……至延熹二年乃开门延宾客，游谈宴乐。及秋而梁冀诛，年终而勰卒，时年五十。蔡邕以为知命。”
汉桓帝刘志延熹三年（160）庚子二十八岁
作《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称颂陈留所出三公：秦池子华、汉陈平、虞延、虞放，家乡荣焉。
又见《史记·陈丞相世家索隐》、《北堂书钞》八十七、《太平御览》五百三十二。文称：“孝平之世，虞延为太尉司徒封公。至延熹中，延弟曾孙放字子卿，为尚书令。外戚梁冀乘龙作乱，首策诛之，王室以绩，诏封都亭侯、太仆、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维四方，克错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监，爰暨邦人，佥以为宰相继踵，咸出斯里。秦一汉三，而虞氏世焉。虽有积德余庆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与树碑作颂，以示后昆。”此文，王昶《蔡邕年表》系于延熹二年，似不确。《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三年秋七月，“太常虞放为司空。”下年六月免司空。文中既然提到虞放为司空，则本文之作当在本年七月之后，下年六月之前。《元和郡县志》征引圈称《陈留风俗传》：“东缗县者，故阳武户牖乡，汉丞相陈平，即此乡人也。”
汉桓帝刘志延熹四年（161）辛丑二十九岁
作《济北相崔君夫人诔》
仅见《蔡邕集》。文称：“维延熹四年，故济北相夫人卒。”是作于本年之证。此济北相疑是崔瑗，卒于汉安元年（142）。崔瑗有《隶书势》、《草书势》、《篆书势》等文，见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著录。案蔡邕也有《篆势》、《隶势》、《飞白书势》。《法书要录》卷一《宋羊欣采能书人名》“传授笔法人名”：“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锺繇”云云。此段文字年历错乱，但在书法艺术上，蔡邕与崔瑗颇多相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汉桓帝刘志延熹五年（162）壬寅三十岁
作《与人书》，称二亲早卒。年逾三十，鬓发二色。
又见《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二。文称：“邕薄祜，早丧二亲。年逾三十，鬓发二色。叔父亲之，犹若幼童。居则侍坐，食则比豆。”叔父，蔡质也。后来推举蔡邕出任郎中。
汉桓帝刘志延熹六年（163）癸卯三十一岁
作《朱公叔鼎铭》、《朱公叔坟前石碑》《朱公叔谥议》等。
《朱公叔鼎铭》仅见《蔡邕集》，文称：“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享年六十有四，汉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子痛悼，诏曰：制诰，尚书朱穆，立节忠亮，世笃尔行，虔恪机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闵焉。今使权谒者中郎杨贲赠穆益州刺史印绶。”
《朱公叔坟前石碑》，严可均题作《朱穆坟前方石碑》。文称：“维汉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粤四月丁巳，文忠公益州刺史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师。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万岁亭之阳旧兆之南。”
《朱公叔谥议》，又略见《汉书?朱穆传》注引袁山松《书》。文称：“汉益州刺史南阳朱公叔卒，门人陈季珪等议所谥，云宜曰忠文子。陈留蔡邕议”云云。
上揭三文，有几处歧异：第一，朱穆卒日，《朱公叔鼎铭》作四月乙巳，《朱公叔坟前石碑》作四月丁巳。查《中西史历日和中公历日对照表》，本年四月十一日为丁巳，本月无乙巳日。故《鼎铭》作乙巳，误。第二，谥号，《朱公叔坟前石碑》作文忠先生，《鼎铭》作忠文先生，《朱公叔谥议》作忠文子。《后汉书·朱乐何传》作文忠先生：“穆素刚，不得意，居无几，愤懑发疽。延熹六年，卒，时年六十四。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公卿共表穆立节忠清，虔恭机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宠。策诏褒述，追赠益州太守。所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二十篇。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长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节，仕至河南尹。初，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及门人共述其体行，谥曰文忠先生。”李贤注引袁山松《书》：“蔡邕议云：鲁季文子，君子以为忠，而谥曰文子。又传曰：忠，文之实也。忠以为实，文以彰之，遂共议穆。荀爽闻而非之。张璠曰：夫谥者，上之所赠，非下之所造。故颜、闵至德，不闻有谥。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议之。”当作忠文为是。张璠《后汉纪》系在延熹五年，据蔡邕碑，显误。李贤注：“袁山松《书》曰：穆着论甚美。蔡邕尝至其家自写之。”案朱穆着有《崇厚论》《绝交论》，蔡邕本之而作《正交论》。《后汉书?朱穆传论》曰：“朱穆见比周伤义，偏党毁俗，志抑朋游之私，遂着《绝交》之论。蔡邕以为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李贤注详引蔡邕《正交论》。《文选》应璩《与曹长思书》李善注误作《正论》。案梁冀当权时，延笃也作有《仁孝论》。见《后汉书·吴延史卢赵传》：“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笃乃论之曰：‘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云云。
汉桓帝刘志延熹七年（164）甲辰三十二岁
本年前，作《辞郡辟让申屠蟠书》。
见《后汉书·申屠蟠传》：“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九岁丧父，哀毁过礼。服除，不进酒肉十余年。每忌日，辄三日不食。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家贫，佣为漆工。郭林宗见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辞让之曰”云云。文中有“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案申屠蟠卒于献帝迁都之后，时年七十四岁。若其年即迁都之初的初平元年（190），逆推生于汉安帝元初四年（117），长于蔡邕十七岁。时年已经四十九岁。其后，史载申屠蟠参加了本年举行的黄琼葬礼。因此，这篇荐书不会晚于本年。而王昶《蔡邕年表》系之于建宁二年（169），不确。因为那一年郭林宗已死，怎么会“见而奇之”？
汉桓帝刘志延熹八年（165）乙巳三十三岁
五月，作《太尉杨公碑》
又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六。文称：“秉字叔节，弘农华阴人也。……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丙戌薨。……于是门人学徒，相举刊石树碑，表勒鸿勋。”案《后汉书?桓帝纪》，杨秉卒于本年五月丙戌。此前，杨秉曾作《奏劾候参》。见《后汉书?杨震传》。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著录杨震有《关辅古语》。
八月，作《王子乔碑》。
又见《水经注·汳水注》。《太平御览》三十三称作《王乔录》。文称：“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以致祀。祗惧之敬，肃如也。国相东莱王璋字伯仪，以为神圣所兴，必有铭表，昭示后世，是以赖乡仰伯阳之踪，关民慕尹喜之风，乃与长史边干，访及士隶，遂树之玄石，纪颂遗烈。俾志道者有所览焉。”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著录作《王乔传》。
八月，边韶作《老子铭》，蔡邕书。
碑文见《隶释》卷三。文中称“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梦见老子”云云。案《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梦见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铭蔡邕作，今检《蔡邕集》无此文。《隶释》卷二十七《天下碑录》著录《汉老子铭》，“在卫真县太清宫，边韶文，蔡邕书。”
汉桓帝刘志延熹九年（166）丙午三十四岁
作《荆州刺史庾侯碑》。
又见《艺文类聚》五十。案唐钞本《文选集注》、尤刻李善注《文选》、《四部丛刊》李善五臣注《文选》、奎章阁本五臣李善注《文选》均引蔡邕《度侯碑》曰：“即鉴出于自然，英风发于天骨”即出于本文。是庾侯当作度侯，即度尚。《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度尚字博平，山阳湖陆人也。……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又案《后汉书·列女·曹娥传》：“孝女曹娥，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章怀太子李贤注：“《会稽典录》曰：‘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时甫弱冠，而有异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会朗见尚，尚与之饮宴，而子礼方至督酒。尚问朗碑文成未？朗辞不才，因试使子礼为之，操笔而成，无所点定。朗嗟叹不暇，遂毁其草。其后蔡邕又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蒜臼。’”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校正异文。此文又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殷芸小说》、《水经注》卷四十“浦阳江”条。蔡邕所题八字，后来曹操与杨修猜出八字是“绝妙好辞”之意，后代流传甚广。启功先生《“绝妙好辞”辨》（《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99）认为这些故事，恐系后人委托，因为此碑文用典，颇多不切之处，甚至拟于不伦。此外，曹魏时的邯郸淳也非字子礼。因此，恐非一人。但是度尚立碑、蔡邕读碑，或有其事。由此可见蔡邕与度尚的关系。
汉灵帝刘宏建宁二年（169）己酉三十七岁
六月，作《处士圂叔则碑》
又见《艺文类聚》三十七。严可均题作《处士圈典碑》。案《元和姓纂》卷六有圈姓曰：“《风俗通》云：楚鬻熊之后。一本云姓卷氏，郑穆公之后，秦末为博士，避难改为圈氏。”是当作圈典。该书陈留有圈姓：“汉末有圈称，自幼举，撰《陈留风俗传》。又有圈宣明，《郭林宗传》有陈人圈文。”文称：“伊汉二十有一世，处士有圈典字叔则者，……年七十有五，建宁二年六月卒。临没顾命，曰：知我者，其蔡邕，乃为铭，载书休美，俾来世昆裔，永有讽诵。”
七月，作《陈留太守胡公碑》二篇。胡硕乃胡广少子。
仅见《蔡邕集》。文称：“君讳硕，字季叡。交趾都尉之孙，太傅安乐乡侯少子也。……建宁元年，召拜议郎，纳忠尽规，匪懈于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是年遭疾。屡上印绶。诏书听许，以侍中养疾。其年七月，被尚书召，不任应命。诏使谒者刘悝赍印绶即拜陈留太守。君闻使者至，加朝服拖绅，使者致诏。君以手自系，陈辞谢恩。其月二十一日，遣吏奉章报谢。食后还与丞相答，意气精了。是日疾遂大渐。刻漏未分，奄乎而卒，时年四十一。天子悯悼，诏使者王谦送葬。”是应门人之请而作。另一篇是应陈留主簿高吉、蔡轸等之请而作。《文选·魏都赋》注引蔡邕《胡亿碑》云“祁祁我君，习习冠盖。”即此篇。胡亿当是胡硕，因为胡广五子，长整，次失名，皆夭。次亿，郡举孝廉，不就。次宁，为议郎。少子硕，陈留太守。详见蔡邕为胡硕生母章夫人所作的《太傅胡公夫人灵表》。案：此云建宁元年似误，当作建宁二年。《汉交趾都尉胡公夫人黄氏神诰》称：“夫人年九十一，建宁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陈留太守硕，卒于洛阳左池里舍。公衔哀悼，祇慎其属，遵奉遗意，不敢失坠。……十月既望，粤翌日己酉，葬我夫人黄氏及陈留太守硕于此高原，洛阳东界，关亭之阿。天子使中常侍谒者李纳吊且送葬。”胡硕碑称其七月二十一日卒，这一天正是辛酉日。而建宁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为丙寅，与碑文不符。
十月，作《汉交趾都尉胡公夫人黄氏神诰》
仅见《蔡邕集》。严可均题曰《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黄氏神诰》。文称：“夫人江陵黄氏之季女。……初，都尉君娶于故豫州刺史即黄君之姊，生太傅安乐侯广及卷令康而卒，继室以夫人。二孤童纪未龀，育于夫人。……夫人年九十一，建宁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陈留太守硕，卒于洛阳左池里舍。公衔哀悼，祇慎其属，遵奉遗意，不敢失坠。”胡广七十九岁，继母卒，居丧尽礼。《后汉书》本传。：“及母卒，居丧尽哀，率礼无愆。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王昶《蔡邕年表》根据黄氏与胡硕同年卒，而将此文系于上年，显误。
作《黄钺铭》，称颂桥玄。
又见《艺文类聚》卷六十八。《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五引作《鼎铭》。文称：“孝桓之季年，鲜卑入塞杪，盗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迨兵诛，淫衍东移。高句丽嗣子百固（《后汉书·东夷列传》作“伯固”）谋逆并发，三垂骚然。为国忧念。西府表桥公昔在凉州，柔远能尔，不烦军师，而车师克定，及在上谷汉阳，连在营郡，膂力方刚，明集御众，征拜度辽将军”云云。其中有“视事三年，马不带镢，弓不受驱”之语。案《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第》：“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抄，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玄至镇，休兵养士，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职三年，边境安静。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延熹）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后汉书·西羌传》：“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事已具《奂传》。当煎羌寇武威，破羌将军段颎复破灭之，余悉降散。事已具《颎传》灵帝建宁三年，烧当羌奉使贡献。”据此，西羌等叛乱时在永康元年，则桥玄之被授予度辽将军当在本年。三年后征入为河南尹。王昶将此铭系于本年，于史有征。《文心雕龙·铭箴》：“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
作《郭有道林宗碑碑》
又见《文选》卷五十八，题曰《郭有道碑文》。文称：“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后汉书·郭符许传》：“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竹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学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其碑文尚存。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王利器《郑康成年谱》谓其卒于建宁四年。其根据就是建宁二年正月无“乙亥”日，四年正月十四日为乙亥。而各种《文选》版本所收蔡邕碑文均作建宁二年正月乙亥。乙亥，也许是乙卯或乙丑之误。
作《童幼胡根碑》
仅见《蔡邕集》。文称：“故陈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年七岁，建宁二年，遭疾夭逝。”
汉灵帝刘宏建宁三年（170）庚戌三十八岁
蔡邕三十八岁，出补河平长，甚为桥玄所重，作《辟司空桥玄府出补河平长》。
见《后汉书》本传：“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案桥玄为司徒在建宁四年三月，本年八月为司空。疑史传“徒”字误，当作“空”。《辟司空桥玄府出补河平长》，王昶系于上年，疑误。据《后汉书·灵帝纪》，本年八月，大鸿胪桥玄为司空。
作《东鼎铭》
又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文称：“维建宁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诏曰：其以大鸿胪桥玄为司空。再拜稽首以让。帝曰：俞，往哉。三让，然后受命。……惟帝念功，越若来，二丁丑迁于司徒。” 王昶系于上年，疑未确。案《后汉书·灵帝纪》，本年“八月,大鸿胪为司空。”下年三月为司徒。有蔡邕撰《中鼎铭》可以为证。八月丁丑为八月十三日。
作《太傅胡公夫人灵表》
仅见《蔡邕集》。严可均题曰《太傅安乐侯胡公夫人灵表》。文称：“夫人编县旧族，章氏之长子也。字曰显章。……永初三年，十有五，爰初来嫁，诞成家道。……夫人生五男：长曰整，伯齐。次曰亿，叔韡。次曰宁，穉威。次曰硕，季叡。伯仲各未加冠，遭厉气同时夭折。叔让郡举孝廉。及季更歴州郡，举茂才、叶令、京令，为议郎。季以高第为侍御史、谏议大夫、侍中、虎贲中郎将、陈留太守，皆早即世。夫人哀悼劬瘁，由是被疾，遭太夫人忧笃，年七十七，建宁三年薨。”王昶系于上年，疑未确。
汉灵帝刘宏建宁四年（171）辛亥三十九岁
正月，《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表》
《后汉书·灵帝纪》：“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公卿以下各有差，唯党人不赦。”系年本于王昶。
《中鼎铭》
又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北堂书钞》五十二、《太平御览》二百八等，题作《锺鼎铭》，文字略有差池。文称“维建宁四年春三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制诏曰：其以司空桥玄为司徒”云云。案《后汉书·灵帝纪》，本年八月桥玄由大鸿胪迁为司空。下年三月为司徒。但是王昶却将此铭系于熹平四年，未知何据。
汉灵帝刘宏建宁五年?熹平元年（172）壬子四十岁
本年前后，由河平长招拜郎中，出任东观著作。作《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后汉书·十志》的撰写约始于此时。
《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引《上汉书十志疏》云：“臣邕被受陛下尤异大恩。初由宰府备数典城，以叔父故卫尉质时为尚书，召拜郎中，受诏诣东观著作，遂与群儒并拜议郎。沐浴恩泽，承答圣问，前后六年。”案蔡邕之被流放朔方，事在光和元年七月至十一月间事，此后流亡在外，离开了东观。若以“前后六年”上推，其入东观事当在本年。文中又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太尉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所使元顺难者皆以付臣。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差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道至深微，不敢独议。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适有头角。会臣被罪，逐于边野。”《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王昶系于建宁二年，似未确。
正月作《车驾上原陵记》。
又见《续汉书·礼仪志》注引谢承《书》及袁宏《后汉纪》二十三。记称“建宁五年正月车驾上原陵，蔡邕为司徒掾，从公行到陵……邕退而记焉。”《后汉书》本传：“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据前引蔡邕奏上《十志疏》云：“召拜郎中，受诏诣东观著作。”更可以确定，蔡邕本年已在京师，为司徒掾。不久即为东观学士。
四月作《太傅文恭侯胡公碑》《太傅胡公碑》《胡公碑》等三篇，又有《胡太傅祠前铭》一篇。
碑文又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六，凡三篇，文字略有不同。严可均并题作《太傅胡广碑》。案《太傅文恭侯胡公碑》称：“春秋八十二，建宁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群后同怀。诏五官中郎将任崇奉册赠以太傅安乐乡侯印绶，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赐东园秘器，赐丝帛含敛之备。谒者董诩吊祠护丧。钱布赙赐，率礼有加。谥曰文恭，昭显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阳茔。故吏济阴池喜，感公之义，率慕黄鸟之哀，推寻雅意，彷徨旧土，休绩丕烈，宜宣于此。乃树石作颂，用扬德音”云云。是应池喜等人之请而写。《太尉胡公碑》称：“维汉二十有一世，建宁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月壬戌，太傅安乐乡侯胡公薨。越若来，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于是掾太原王允、雁门卑整、属扶风鲁宙、颍州殷历等，佥谓公之德也，柔而不犯……”。是应王允等人之请而写。《胡公碑》称：“年八十有二，建宁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赠策遂，赐诔，谥曰文恭。如前傅之仪而有加焉。礼也，故吏司徒许诩等，相与钦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时计功之则，论集行迹，铭诸琬琰。”是应许诩等人之请而写。《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其年五月改元熹平，盖立碑时尚未改元也。说明胡广刚刚去世就写下此碑文。《文选?赭白马赋》》注引崔瑗《胡公碑》云：“唯我末臣，顽蔽无闻。”今此蔡邕碑有此二语，盖崔、蔡两集皆有此碑文。崔瑗卒于顺帝汉安中，胡广卒于灵帝建宁五年，崔瑗先于胡广三十年卒，不可能为胡广作碑。《崔瑗集》误收无疑。《广韵·五支》卑姓，引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雁门卑整（今集作“雁门毕整”，毕即卑之误）。据此说明此碑确在《蔡邕集》中。考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七十六。《胡太傅祠前铭》，严可均题作《太傅祠堂碑铭》。《后汉书·邓张徐张胡传》：“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蕃等每朝会，辄称疾避广，时人荣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朗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冢茔于原陵，谥文恭侯，拜家一人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缞绖殡位，自终及葬。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
《独断》约作于本年出任东观著作之后。
《玉海》卷五一“艺文”：“《蔡邕传》着《独断》《劝学》。《书目》二卷，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其书间有颠错。嘉佑中，余择中更为次序，释以己说，故别本题《新定独断》。《光武纪》注引之。”王应麟更定别本与今流传之本是否为同一本，已不可详考。然今本卷下序历代帝系末云：“从高祖乙未至今壬子，岁四百一十年。”壬子年为灵帝建宁五年。其卷下帝系说到东汉帝王庙号，称“东庙七主：……光武为世祖，明帝为显宗，章帝为肃宗，和帝为穆宗，安帝为恭宗，顺帝为敬宗，桓帝为威宗。”是作于灵帝时之证。刘昭《续汉书》已经引用此书，是南朝时已经流传于世。
汉灵帝刘宏熹平二年（173）癸丑四十一岁
作《彭城姜伯淮碑》，乃应申屠蟠、刘操之请而作。
仅见《蔡邕集》。文称：“先生讳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年七十有七，熹平二年四月辛巳卒。于是从游弟子陈留申屠蟠等，悲悼伤怀，惧微言之欲绝，感绝伦之盛事，乃建碑于墓，甄述景行。”严可均本作“熹平二年四月丁巳卒。”查《中国史历日和中公历日对照表》本年四月无丁巳。是严本作丁巳误。四库全书本《百三家集》引此文后有考证曰：“旧本《蔡中郎集》载伯淮碑误书建安二年卒。宋人谓邕建安前已先逝，因疑此碑为伪。不知《后汉书》伯淮之没也盖熹平二年也，在邕为先辈大儒。此碑实出邕笔。今改建安为熹平可耳。”严可均辑录考证曰：“此碑引见《文选》注，是唐初本蔡邕集有之。北宋欧静为《蔡邕集序》，言姜伯淮碑称建安二年卒，年代差远。邕安得纪述？盖后之好事者杂以他人之文，非本编也。实则建安乃熹平之误。范书本传可据。”案《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图列传》：“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终于家。弟子陈留刘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颂之。”则是应申屠蟠、刘操之请而作也。
十二月，蔡邕上书论日食。
《后汉书·五行志六》：“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蚀之，在虚二度。是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专权。”李贤注：“蔡邕上书曰：四年正月朔，日体微伤，群臣服赤帻，赴宫门之中，无救，乃各罢归。天有大异，隐而不宣求御过，是已事之甚者。”
《荐皇甫规表》约作此年前后。
又见《艺文类聚》五十三。文中有“臣伏见护羌校尉皇甫规，少明经术”之句。案《后汉书·皇甫规传》载：“迁规弘农太守，封寿成亭侯，邑二百户，让封不受。再转为护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还，未至，卒于谷城，年七十一。”是其最后官位。而蔡邕进入朝廷在熹平元年。皇甫规卒于熹平三年。因此，本文之作，当在此三年之间。
作《鲁峻碑》
见《隶释》卷二十七“天下碑录”：“《汉司隶校尉鲁峻碑》。蔡邕书。在任城县墓前。” 四月，丁直等立《鲁峻碑》。北宋拓本见于朱翼盫所藏（故宫博物院《朱翼盫先生捐赠碑贴精品展》，2001年元月）。又见《汉碑集释》。文称：“君讳峻，字仲岩，山阳昌邑人。……年六十二，熹平元年口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于是门生汝南干口、沛国丁直”云云。书碑者未有著录。根据《隶释》，可以推定是蔡邕作。
汉灵帝刘宏熹平四年（175）乙卯四十三岁
三月，蔡邕自书五经，立石经于太学门外。
见《后汉书·灵帝纪》：“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李贤注引《洛阳记》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玉海》卷四三“艺文?雠校五经”条亦引此。又《宦者?吕强传》：“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佑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儒林传叙》记载系三体石经：“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案此云三体石经似误。《金石录》：“石经，盖汉灵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则蔡邕小字八分书也。《后汉书?儒林传叙》云‘为古文、篆、隶三体’者，非也。盖邕所书乃八分，而三体石经乃魏时所建也。”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此巨大之工作，起于熹平四年，讫于光和六年（《水经注》言光和六年，当有所据，疑是刻成之年载在碑文者），凡历九年而始告成。”案《水经注》记载：“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悉在东侧。今碑上悉铭刻蔡邕等名。”据马衡先生考证，熹平石经收录凡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二传（《公羊》、《论语》），具体为：《周易》，京房；《尚书》，欧阳；《诗经》，鲁诗；《仪礼》，大戴；《春秋》，公羊；《公羊》，严氏；《论语》，鲁论。堂溪典：李贤注：“堂溪，姓也。《先贤行状》曰：典字子度，颍川人，为西鄂长。”《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李贤注：“《先贤行状》曰：典字季度，为西鄂长。”关于熹平石经的考证，历来为金石学所重视。详见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等（并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
卢植拜为九江太守。作《始立太学石经上书》。
见《后汉书·吴延史卢赵传》：“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蛮寇宾服，以疾去官。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粃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三月，蔡邕作《历数议》，驳五官郎中冯光、陈晃所作《上言历元不宜用庚申》。又有《答斋议》约作于此时。
见《后汉书·律历志》：“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言：‘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乙卯，诏书下三府，与儒林明道者详议，务得道真。以群臣会司徒府议。议郎蔡邕议，以为：‘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无常是。……’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训以邕议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诏书勿治罪。”章怀太子李贤注：“《蔡邕集》载：三月九日，百官会府公殿下，东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将、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议郎、博士西面。户曹令史当坐中耳读诏书，公议。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与光、晃相难问是非焉。”又《后汉书?律历志》：“光和二年，万年公乘王汉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岁，合百九十六食；与官历河平元年月错，以己巳为元。事下太史令修。……敕曰：‘前郎中冯光、司徒掾陈晃各讼历，故议郎蔡邕共补续汉志。”则知蔡邕之补作汉志，时在本年前后。而范晔《律历志论》则曰：“光和元年中，议郎蔡邕、郎中刘洪补续《律历志》，邕能着文，清浊锺律，洪能为算，数叙三光。”案：光和元年七月，蔡邕被黜，流放朔方。二年虽然遇赦，但是没有回到京城，就又浪迹天涯长达十二年之久。因此，蔡邕之续补汉志，当在本年之前为是。因为在光和元年七月流放朔方之后，蔡邕作《上汉书十志疏》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太尉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则已经大体完成。
《答斋议》，又见《宋书·礼志》。严可均题曰《答丞相可斋议》。文称“议郎臣蔡邕、博士任敏”云云，似乎也是本年前后所作。
蔡邕应张温之请作《太尉汝南李公碑》。
又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六。文称：“咸，字符卓。汝南西平人。盖秦将李信之后。……功遂身推，以疾自逊，求归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熹平四年薨。海内谘嗟，莫不恻焉。于是故吏颍川太守张温等相与叹曰：名莫隆于不朽，德莫盛于万世，铭勒显于锺鼎，清烈光于来裔。刊石立碑，德载不泯。……”案《后汉书?灵帝纪》,李咸灵帝建宁四年三月由太仆升为太尉。李贤注：“字符卓，汝南西平人。”
汉灵帝刘宏熹平五年（176）丙辰四十四岁
作《伯夷叔齐碑》。
又见《续汉书·五行志》注。文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祷请名山，求获答应。时处士平阳苏腾字玄成，梦陟首阳，有神马之使在道，明觉而思之，以其梦陟状上闻。天子开三府请雨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云云。
汉灵帝刘宏熹平六年（177）丁巳四十五岁
七月，蔡邕作《上封事陈政要七事》。
见《后汉书》本传：“时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六年七月，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读圣旨，虽周成遇风，讯诸执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无以或加。臣闻天降灾异，缘象而至。辟历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风者天之号令，所从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则自怀多福；宗庙致敬，则鬼神以着。国之大事，实先祀典，天子圣躬所当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备朱衣，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至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犹为疏废。故皇天不悦，显此诸异。《鸿范传》曰：‘政悖德隐，厥风发屋折木。’《坤》为地道，《易》称安贞。阴气愤盛，则当静反动，法为下叛。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与月相迫，兵事恶之。鲜卑犯塞，所从来远，今之出师，未见其利。上违天文，下逆人事。诚当博览众议，从其安者。臣不胜愤满，谨条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书奏，帝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案：蔡邕还与诸人修订《东观汉记》。见《史通·古今正史篇》：“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
秋，蔡邕作《难夏育请伐鲜卑议》，设五不可反对出兵征讨。夏育有《上言讨鲜卑》。
见《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六年夏，鲜卑寇三边。秋，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朝廷未许。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议郎蔡邕议曰：‘《书》戒猾夏，……’帝不从，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冬，鲜卑寇辽西。”
作《幽冀刺史久阙疏》
又见《艺文类聚》六十、《太平御览》三百四十八，并题曰《幽州刺史议》。严可均题曰《谏用三互法疏》。《后汉书?蔡邕传》列在熹平四年立熹平石经及六年《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之间。史载：“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邕上疏曰”云云，此文为节引，不及《蔡邕集》为详。文中提到“故乌桓校尉夏育出征鲜卑无功而还，士马死伤者万数。”是作于《难夏育请伐鲜卑议》之后。详见上引《后汉书?乌桓鲜卑传》。王昶系此在光和元年，疑未确。张璠《后汉纪》载其《幽州刺史议》四句，系于本年，可从。
撰《图画胡广黄琼颂》。
《后汉书·邓张徐张胡传》：“熹平六年，灵帝思感旧德，乃图画广及太尉黄琼于省内，诏议郎蔡邕为颂云。”李贤注引谢承《书》详载其颂云：“岩岩山岳，配天作辅……’。”
与卢植、马日磾、韩说等校书东观。
见《后汉书·吴延史卢赵传》：（卢植）“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吴经记传，补续《汉记》”。案蔡邕下年七月获罪。则他们校书东观在这两年之间。
汉灵帝刘宏熹平七年?光和元年（178）戊午四十六岁
立鸿都门学，蔡邕时有非议。作《圣皇篇》
《后汉书》本传：“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执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李贤注：“牍，书板也，长一尺。《艺文志》曰：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音义》曰：古文谓孔子壁中书也。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主于徒隶，从简易也。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章也。虫书谓为虫鸟之形，所以书旛信也。”上年蔡邕作《上封事陈政要七事》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读通鉴论》卷八称此文对于鸿都门学“甚贱之也。”《文心雕龙·时序》云：“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
《法书要录》卷七《书断·飞白》：“案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案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垔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
七月，蔡邕《对诏问灾异八事》。其后被黜戍边。家属随行，居五原安阳县，即今内蒙包头西北。
见《后汉书》本传：“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其年七月，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议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太史令单扬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对，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召问曰：‘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郡公卿士，庶闻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皂囊封上’。邕对曰：‘臣伏惟陛下圣德允明，深悼灾咎，褒臣末学，特垂访及，非臣蝼蚁所能堪副。斯诚输写肝胆出命之秋，岂可以顾患避害，使陛下不闻至戒哉！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于大汉，殷勤不已，故屡出祅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灾眚之发，不于它所，远则门垣，近在寺署，其为监戒，可谓至切。蜺堕鸡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赵娆，贵重天下，生则赀藏侔于天府，死则丘墓逾于园陵，两子受封，兄弟典郡；续以永乐门史霍玉，依阻城社，又为奸邪。今者道路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明设禁令，深惟赵、霍，以为至戒。今圣意勤勤，思明邪正。而闻太尉张颢，为玉所进；光禄勋姓璋，有名贪浊；又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并叨时幸，荣富优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贤之福。伏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并宜为谋主，数见访问。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责成，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诗》云：‘畏天之怒，不敢戏豫。’天戒诚不可戏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臣愿陛下忍而绝之，思惟万机，以答天望。圣朝既自约厉，左右近臣亦宜从化。人自抑损，以塞咎戒，则天道亏满，鬼神福谦矣。臣以愚赣，感激忘身，敢触忌讳，手书具对。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此文写得笔力雄健，指陈时弊，难怪为那些显要所侧目。其后被黜，良有以也。故史载：“初，邕与司徒刘合素相不平，叔父卫尉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飞章言邕、质数以私事请托于合，合不听，邕含隐切，志欲相中。于是诏下尚书，召邕诘状。邕上书自陈曰：‘臣被召，问以大鸿胪刘合前为济阴太守，臣属吏张宛长休百日，合为司隶，又托河内郡吏李奇为州书佐，及营护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合不为用致怨之状。臣征营怖悸，肝胆涂地，不知死命所在。窃自寻案，实属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结恨之本。与陟姻家，岂敢申助私党？如臣父子欲相伤陷，当明言台阁，具陈恨状所缘。内无寸事，而谤书外发，宜以臣对与合参验。臣得以学问特蒙褒异，执事秘馆，操管御前，姓名貌状，微简圣心。今年七月，召诣金商门，问以灾异，赍诏申旨，诱臣使言。臣实愚赣，唯识忠尽，出命忘躯，不顾后害，遂讥刺公卿，内及宠臣。实欲以上对圣问，救消灾异，规为陛下建康宁之计。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尽心之吏，岂得容哉？诏书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今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臣季父质，连见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数见访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门户，非复发纠奸伏，补益国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余荣，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臣之愚冗，职当咎患，但前者所对，质不及闻，而衰老白首，横见引逮，随臣摧没，并入坑陷，诚冤诚痛。臣一入牢狱，当为楚毒所迫，趣以饮章，辞情何缘复闻？死期垂至，冒昧自陈。愿身当辜戮，乞质不并坐，则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为万姓自爱。’于是下邕、质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吕强愍邕无罪，请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阳球使客迫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阳县。”文中有“今年七月召诣金商门问以灾异”。“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余荣”之语，是作于本年之证。五原，李贤注：“即西安阳县也，故城在今胜州银城县。”即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与家属＊钳徙朔方”。另外，《上汉书十志疏》也提到“父子家属，徙充边方”。
作《尚书诘状自陈表》
见《后汉书》本传。李贤注：“《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尚书张恕以辛卯诏书收邕，送洛阳诏狱，考吏张静谓邕曰：省君章云：……”
流放朔方之后，又作《上汉书十志疏》。
见《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引。严可均题曰《戍边上章》。文中回顾自己进入东观之后立志续补《汉书·十志》的经过。深感“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侯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后汉书》本传：“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十意》李贤注：“《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云云。以意逆之，或许还有《地理意》和《天文意》，然只字未传。《十意》，《隋志》已不著录。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505页有辑录。案《后汉书·律历志》载灵帝光和二年曾敕曰“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是其《十志》已为朝廷上下所习知。这篇文章近似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又《后汉书·礼仪志》等多次提及蔡质《汉仪》。所有之文，严可均未曾收录。《隋书·经籍志》著录《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二卷，汉卫尉蔡质撰。《直斋书录解题》亦有著录。今存辑本。蔡质，蔡邕之叔父。此时也被收系狱中。
作《徙朔方报杨复书》《徙朔方报羊月书》
又见段公路《北户录》。前文称：“昔此徙者，故城门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马季长，或至三岁，近者岁余，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敢慕此。”后文严可均题曰《徙朔方报羊陟书》。泰山羊陟，乃其亲家。文称：“幸得无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盐也。”可见是初到朔方时报平安书。蔡邕有《杨复碑》，可见两人之关系。《后汉书集解》引何焯曰：“羊祜为蔡邕外孙，盖以婚姻依之。”又引惠栋曰：“案《邕集》，太山羊陟与邕季父卫尉质对门九族。欧阳尚书九族，妻族二。对门九族乃妻族也。故邕上书云：与陟姻家，岂敢申助私党。是羊蔡世为婚媾，不特叔子一人也。”
十二月，蔡邕作《西鼎铭》。
仅见《蔡邕集》。文称“维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曰”云云。据桥玄自述，本年七十岁。但是桥玄碑称其光和七年卒时七十五岁，则本年的实际年龄为六十九岁，所言七十，约略言也。光和七年，蔡邕在《太尉桥玄碑阴》中有这样一段话：“三孤、故臣、门人，相与述公言行，咨度礼制。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钲钺’。官簿第次，事之实录。” 这里所说的“三鼎”，即《东鼎铭》、《西鼎铭》及《中鼎铭》；而“钲钺”，无疑就是《黄钺铭》了。可见确出蔡邕之手笔。
卢植作《日食上封事》，并为蔡邕请命。
见《后汉书·吴延史卢赵传》：“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帝以非急务，转为侍中，迁尚书。光和元年，有日食之异，植上封事谏曰：‘臣闻《五行传》日晦而月见谓之朓，王侯其舒。此谓君政舒缓，故日食晦也。……帝不省。”《蔡邕传》：“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独上书请之。”
本年作《桓彬论》
见《后汉书·桓荣丁鸿传》：“彬少与蔡邕齐名。初举孝廉，拜尚书郎。时中常侍曹节女婿冯方亦为郎，彬厉志操，与左丞刘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尝与方共酒食之会，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为酒党。事下尚书令刘猛，猛雅善彬等，不举正其事，节大怒，劾奏猛，以为阿党，请收下诏狱，在朝者为之寒心，猛意气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锢。彬遂以废。光和元年，卒于家，年四十六。诸儒莫不伤之。所著《七说》及书凡三篇，蔡邕等共论序其志，佥以为：‘彬有过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学优文丽，至通也；仕不苟禄，绝高也，辞隆从窊，洁操也。’乃共树碑而颂焉。”案：东汉以儒术数世获高位者，桓荣家族乃第一。故《后汉书》论曰：“伏氏自东西京相袭为名儒，以取爵位（李贤注：谓伏生已后至伏湛也）。中兴而桓氏尤盛。自桓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桓荣之累世见宗，岂其为己乎？”
流徙朔方，潜心整理《月令章句》等。
又见《说郛》。《月令答问》首则曰：“问者曰：子何为着《月令》说也？曰：予幼读《记》，以为《月令》体大经问，不宜与《记》书杂录并行，而《记》家记之。又略及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传，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征验，布在诸经。《周官》《左传》，皆实与《礼记》通。他议横生，纷纷久矣。光和原年，予被谤章，罹重罪，徙朔方。内有猃狁敌冲之衅，外有寇虏锋镝之艰。危险凛凛，死亡无日。过被学者闻，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觉寤，庶几颇得事情，而讫未有记着于文字也。惧颠蹶陨坠，无以示后，同于朽腐。窃诚思之。《书》有阴阳升降，天文历数，事物制度，可假以微本。敦辞托说，审求历象，其要者莫大于《月令》。故遂于忧怖之中，昼夜密勿，昧死成之。”是作于光和元年之后。《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月令章句》一卷，《月令问答》一卷。《增订简明四库目录标注》：“《蔡氏月令》二卷，清蔡云辑汉蔡邕所著，采自群书，补缀成篇，分三目：曰明堂月令论，曰月令章句，曰月令问答，而以《月令》集证附之。道光四年王氏刊本。”又载：“蔡氏《明堂月令章句》一卷，汉蔡邕撰，清陆尧春辑，嘉庆六年小蓬山馆刊本。”
汉灵帝刘宏光和二年（179）巳未四十七岁
四月遇赦，可以返回本郡。后因得罪中常侍王甫之弟王智，遂亡命江海，远迹吴会长达十二年之久。
见《后汉书》本传：“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骄，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案《灵帝纪》赦书在本年四月发布。其在朔方九月，则知本年四五月间即遇赦也。
由于蔡邕的征引，王充《论衡》始在世间广为流传。
《艺文类聚》五十五引《抱朴子》：“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为高文，恒爱玩而独秘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搜求其帐中，果得《论衡》。”
作《太尉陈球碑》
见《隶释》十。文称：“君讳球，自伯真。……年六十有二，光和口口。”据《后汉书·陈球传》，陈球光和二年与刘合谋诛宦官，事泄被杀，时年六十二岁。
《琴操》等约作于这个时期。
《后汉书》本传：“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蔡邕精通音乐，在唐宋典籍中多有记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琴操》。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马瑞辰曰：《蔡邕本传》言邕所著有《叙乐》而无《琴操》。而今本《琴操》及传注所引皆属蔡邕。疑《琴操》即在《叙乐》中，犹《琴道》为《新论》之一篇耳。《北堂书钞》引蔡邕《琴赋》言仲尼思归，即《将归操》也。梁公悲吟即楚高梁子《霹雳引》也。周公越裳即《越裳操》也。白鹤东翔即《别操》也。樊姬遗叹，即《列女引》也。与夫《鹿鸣》三章《楚曲》《明光》俱与《琴操》合，则《琴操》为中郎所撰信有征矣。”此前，蔡邕潜心于《十意》的撰写，流落吴会后，缺乏必要的藏书，转而研究音乐，故系于此时，当不致大误。
汉灵帝刘宏光和五年（182）壬戌五十岁
作《京兆樊惠渠颂》《京兆尹樊德云铭》。
前文见《艺文类聚》卷九、《北堂书钞》卷三十九，称“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讳陵字德云，勤恤民隐，悉心政事”云云。后文严可均题曰《京兆尹樊陵颂碑》，仅有韵文。严可均又从《续汉志·郡国志一》注中辑得序文。这两篇文章当作于同时。
汉灵帝刘宏光和七年?中平元年（184）甲子五十二岁
九月，蔡邕作《太尉桥公碑》《太尉桥公庙碑》
前文又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六。严可均题《太尉桥玄碑》。《水经注?睢水注》桥玄列数碑，其二即此碑。文称：“（桥玄）春秋七十有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司徒博陵顾烈（《水经注》作崔烈）、廷尉河南吴整等出资立碑。案《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作“玄以光和六年卒，时年七十五。”疑误，当从碑作七年卒。后文仅见《蔡邕集》，追述桥氏家族的历史，当亦作于本年后不久。严可均考曰：“《文选·景福殿赋》注引此碑云：‘克明克哲，实叡实聪。’《齐安陆王碑》注引此碑云：‘牧三州，典五郡’。是唐初本《蔡集》有之。又案：此碑先铭后叙，明初仿北宋本如此。据文云：‘书于碑阴，永有仰于碑阴。’知此文为碑阴，故与他碑体例不同。明乔世宁及张溥等刻本割移次第，以公讳玄一段置‘允世之表仪也已’之后，又臆补‘铭曰’二字，以铭词一段置篇末，非也。”其说甚允，故取其题名《太尉桥玄碑阴》，文称：“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师。朝廷所以吊赠，如前傅之仪。九月乙酉葬于某所。”此碑阴所述内容较之《后汉书》内容更加丰富，如谓车师后部阿罗多卑兴兵作乱而被平定，碑称“不动干戈，挥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为美谈。”又开仓赈灾，先斩后奏。又处罚张机、皇甫贞等事宜，展现其疾恶如仇的性格。
十一月，《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灵表》
又见《文选·寡妇赋》征引。严可均题作《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文称：“维光和七年，司徒公夫人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达仁达，衔恤哀痛，靡所写怀，乃撰录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门人”云云。知是马援家族，可称高门，死时六十三岁。严可均考：“案《文选·潘岳寡妇赋》注、颜延之《宋元皇后哀策文》注，并引蔡邕《袁公夫人碑》云，‘义方之训，如川之流。’是唐初本《蔡集》有此碑。”
作《何休碑》
见《文选·褚渊碑文》注引，仅得一句。案：何休卒于本年，时年五十四岁。见《后汉书·儒林·何休传》：“党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待帷幄，幸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案：光和五年未解党禁。且前文载其受陈蕃之牵连禁锢，“十有七年”，至此正是十七年也。而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并谓其光和五年卒，似未确。
亡命之时，或在吴会，或往来泰山羊氏之间。作《与何进书荐边让》。
见《后汉书·文苑·边让传》：“边让字文礼，陈留浚仪人也。少辩博，能属文。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其辞曰：‘楚灵王既游云梦之泽……’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既到，署令史，进以礼见之。让善占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议郎蔡邕深敬之，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曰：‘伏惟幕府初开，博选清英……’让后以高才擢进。”《后汉书集解》引“顾炎武曰：《蔡邕传》谓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辟之称疾不就。卓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传》有议郎蔡邕荐边让于大将军何进一书。案中平元年黄巾起，以何进为大将军。正邕亡命之时，无缘得奏记荐人也。惠栋曰：此书载邕集中，末云：邕寝赢匍匐，拜寄不敢须通，则邕未尝亲奉书也。邕虽亡命，传称其往来泰山羊氏不必专在吴会。荐贤为国，寓书于进，亦无不可。顾氏以为无缘荐人，过矣。”
汉灵帝刘宏中平二年（185）乙丑五十三岁
作《太尉杨赐碑》、《汉太尉杨公碑》、《文烈侯杨公碑》、《司空文烈侯杨公碑》。
第一碑见严可均辑自旧本《蔡邕集》。张溥本无。文称：“皇帝遣中谒者陈遂，侍御史马助持节送柩。陈遵、桓典、兰台令史十人将羽林骑钲车介士，前后鼓吹。以骠骑将军官属及司空法驾，与公卿尚书三台以下，葬我文烈侯。三年九月甲申，小祥。会如初。四年九月戊申，大祥。公卿尚书三台以下，会如小祥之礼。” 《后汉书·杨震传》附传本传：“二年九月，复代张温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临朝，赐赠东园梓器襚服，赐钱三百万，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临晋侯赐，华岳所挺，九德纯备，三叶宰相，辅国以忠。朕昔初载，授道帷幄，遂阶成勋，以陟大猷。师范之功，昭于内外，庶官之务，劳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进，五登衮职，弭难乂宁。虽受茅土，未答厥勋，哲人其萎，将谁谘度！朕甚惧焉。礼设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将郭仪持节追位特进，赠司空骠骑将军印绶。’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公卿已下会葬。谥文烈侯。及小祥，又会焉。”
第二、三两碑，张溥本、《全汉后文》均辑录。张溥分别题作《汉太尉杨公碑》、《文烈侯杨公碑》。严可均未另加题。第二碑称：“公讳赐，字伯猷。”第三碑也作“公讳赐字伯猷。”而《后汉书》本传作“伯献。”第四碑张溥本、《全后汉文》均辑录，又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六、《文选·褚渊碑文》注及《初学记》十一引。
作《贞节先生范史云碑》。
仅见《蔡邕集》。严可均题曰《范丹碑》。文称：“先生讳丹，字史云。陈留外黄人。……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张公、兖州刘君、陈留太守淳于君、外黄令刘君，佥有休命，使诸儒参案典礼，作诔着谥，曰贞节先生，昭其功行，录记所履，着于耆旧，刊石树铭，光示来世。”案范丹仅见《后汉书·爰延传》。爰延亦陈留外黄人，时范丹为功曹。
作《太尉刘宽碑》
见洪适《隶释》十一。碑有两文，前文桓麟撰，后文据《文选·王仲宣诔》李善注引蔡邕《刘宽碑》“统艾三事，以清王途”，可以断定是蔡邕所作。文称：“讳文饶，弘农华阴人。春秋六十有六，中平二年口月丁卯薨。”案《后汉书?刘宽传》，刘宽中平二年卒，时年六十二岁。
汉灵帝刘宏中平三年（186）丙寅五十四岁
蔡邕作《陈太丘碑》、《文范先生陈仲弓碑》。
其一见《文选》卷五十八，题曰《陈太丘碑文》。文称：“先生讳寔，字仲弓，颍川人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终。临终顾命，留葬所卒。时服素棺，椁材周榇，丧事维约，用过乎俭。群公百僚，莫不咨嗟。岩薮知名，失声挥涕。大将军吊祠，锡以嘉谥，曰：‘征士陈君……’。遣官属掾吏前后赴会，刊石作铭。府丞与比县会葬荀慈明、韩元长等五百余人，缌麻设位，哀以送之。远近会葬，千人以上。河南尹种府君临郡，追叹功德，述录高行，以为远近鲜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时成铭，可谓存荣没衰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铭曰”云云。荀慈明，即荀爽。韩元长，韩融。种府君，即种拂。据《文选集注》：“种与仲同。”由此知道，此篇是应河南尹种拂之请而作。
《文范先生陈仲弓碑》，严可均未另加题。文曰：“君讳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将军三公使御属往吊，会葬作诔，谥曰文范先生。刺史太守，树碑颂德。许令以下，至于国人，立庙旧邑，四时蒸尝。”《文选》作丙午，此文作丙子。查《中国史历日和中公历日对照表》，本年八月无丙子，作丙午是。案《后汉书?荀韩锺陈列传》：“中平四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后汉书集解》：“钱大昕曰：碑云春秋八十三，中平三年卒。惠栋曰：赵明诚云：案《蔡邕集》陈仲弓三碑。其一碑云中平三年秋八月丙子卒。而三碑皆云春秋八十有三。传以为四年，年八十四，误。”《三国志·桓二陈徐卫卢传》注云：“（陈）寔字仲弓。……灵帝崩，何进辅政，引用天下名士，征寔，欲以为参军，以老病，遂不屈节。”据此，似陈寔死于献帝即位之初。但是下文又云：“寔之亡也，司空荀＊、太仆令韩融并制缌麻，执子孙礼。四方至者数千乘，自太原郭泰等无不造门。”又引《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吊，会其葬者三万人。”然郭林宗卒于建宁二年（169），则其不可能为陈寔送葬。《傅子》记载有误，裴注亦未确。《后汉书集解》：“沈钦韩曰：《寔别传》曰：寔卒，蔡邕为立碑刻铭。《明统志》：陈寔碑在许州郾县西三十五里。又有祠在郾陵县故宅。”
汉灵帝刘宏中平五年（188）戊辰五十六岁
作《陈太丘庙碑》。
仅见《蔡邕集》。文中称：“维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经，是以作谥封墓，兴于周礼，卫鼎晋铭，其昭有实。故太丘长颍川许昌陈寔，字仲弓。……春秋八十有三，寝疾而终。大将军赐谥。群后建碑。国人立庙。先有二子，季方、元方，皆命世稀有，继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图容加谥。元方在丧毁瘁，消形呕血，纯孝过哀，率礼不越。于时嘉异，画像郡国，钦盛德之休明，懿锺鼎之硕义，乃树碑镌石，垂世宠光。”案陈寔卒于中平三年（186）。
作《议郎胡公夫人哀赞》
仅见《蔡邕集》。文称：“议郎夫人赵氏，字曰永姜。……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于京师。颢有剖符之寄，逼于国典，疾笃不得顾亲，增感气绝，不能自存，慎终之事，阙焉永废。虽不毁以随没，亦困瘁而伤怀。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号跳告哀，以乞骸骨。逾年然后获听，追惟考君存时之命，迎棺旧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亲，或有神诰灵表之文，敢曰亮闇，叙我忧痛，作哀赞书之于碑。”是作于本年之证。
汉灵帝刘宏中平六年?汉少帝刘辩光熹元年?汉献帝刘协永汉元年（189）己巳五十七岁
八月，何进被宦官所杀，宦官张让、段圭等劫持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杀张让等。董卓谋划废立，卢植抗言异议。董卓欲杀卢植，蔡邕求情而免。后卢植称病而退。九月，献帝刘协立。
见《后汉书·灵帝纪》。见《后汉书·吴延史卢赵传》：“帝崩，大将军何进谋诛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惧太后。植知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固止之。进不从。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会百官于朝堂，议欲废立。群辽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卓怒罢会，将诛植。语在《卓传》。植素蔡善邕，邕前徙朔方，植独上书请之。用时见亲于卓，故往请植事。又议郎彭伯谏卓曰：‘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卢植称病而退见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五：“植字子干，涿人也。师事扶风马融，与北海郑玄友善，所学不守章句，皆研精其旨。……与蔡邕、杨彪等并在东观。补续《汉纪》。”又《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卓谋废帝，会群臣于朝堂，议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陈留王，何如？’尚书卢植曰：‘案《尚书》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卓怒，罢坐，欲诛植，侍中蔡邕劝之，得免。”
九月，为董卓所辟，被迫赴任。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作《让尚书乞在闲冗表》。又作《巴郡太守谢表》。
《后汉书》本传：“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通典·职官六》引谢灵运《晋书》曰：“汉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谓三台。”谢表又见《太平御览》七百零三。案《乐府诗集》卷七十五引冯鉴《续事始》曰：“乐府以邕晓音律，制《三台曲》以悦邕，希其厚遗。”此系野史稗说，录以备考。
九月，作《荐太尉董卓表》。
仅见《蔡邕集》。严可均据旧本《蔡邕集》将此文与《让尚书乞在闲冗表》连成一文，与张溥本不同。文称：“惟陛下益隆委任，数加访问，厚其爵赏，责以相业至成。”案《献帝纪》本年九月，董卓自为太尉。十一月自为相国。
汉献帝刘协初平元年（190）庚午五十八岁
二月，从献帝迁都长安。作《谏止董卓称尚父》等。
见《后汉书》本传：“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董卓宾客部曲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谋之于邕，邕曰：‘太公辅周，受命翦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关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从其言。”案《通鉴》将《谏表》系于初平二年。今从本传。从“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的话看，此文作于迁都长安之前。
三月，作《宗庙祝嘏辞》《九祝辞》《祝社文》《祖饯祝》等
前两文仅见《蔡邕集》。严可均题曰《告迁都祝嘏辞》。文曰：“嗣曾孙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师，都于长安，国享十有一世。历年二百一十载。遭王莽之乱，宗庙毁坏。世祖复帝祚，迁都洛阳，以服中土。享一十一世，历年一百六十五载。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于是乃以三月丁亥，来自雒。越三日丁巳，至于长安。”案《后汉书·献帝纪》，本年二月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三月乙巳进入长安。己酉，董卓焚烧洛阳宫庙及人家。本年三月无丁亥，故碑误。当作“二月”。“越三日丁巳”，当作“越三十日丁巳”。《祝社文》，严可均题作《祝祖文》，又见《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艺文类聚》五。《祖饯祝文》又见《太平御览》七百三十六。
三月，拜为左中郎将，封高阳侯。作《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再让高阳乡侯印绶符策表》。
仅见《蔡邕集》。严可均据旧本为一篇。文称：“制诏：左中郎将蔡邕，今封邕陈留雍丘高阳乡侯，下印绶符策假限食五百户，岁五十万谷各米。臣稽首受诏。……车驾西还，执鞭跨马。及看轮毂，升舆下轸，扶接圣躬。既至旧京，出备郎将。”是封为左中郎将在至长安之后。封高阳侯又在其后。
作《表贺录换误上章谢罪》
仅见《蔡邕集》。文称：“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国兵讨逆贼故河内太守王匡等，屯陈破坏，斩获首级，诣朝堂上贺。臣邕奉贺录……”。据《后汉书·董卓传》时在本年迁都长安之后。
蔡邕才学显着，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门。王粲十四岁，徙从长安，蔡邕见而奇之。
《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案同卷载：“瑀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可见建安文学之重要人物多与蔡邕有关系。《博物志》卷六：“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族子叶，字长绪，即正宗父，正宗即辅嗣兄也。初，粲与族兄凯避地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乃谓之曰：‘君才过人而体陋，非女婿才也。’凯有风貌，乃妻凯，生叶，即女所生。”
汉献帝刘协初平二年（191）辛未五十九岁
六月，作《地震对》。
见《后汉书》本传：“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阜盖车。”
蔡邕又作《宗庙迭毁议》。
又 见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六：“建武初，立宗庙于洛阳。元帝之于光武，父之属也。故光武上继元帝。又立亲庙于洛阳，祭祀而已，不加名号。光武崩，以中兴之主，更为起庙，上尊号曰世祖庙。以元帝于光武为祢，故虽非宗，不毁也。后遂为常。明帝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更衣者，帝王入庙之便殿也。孝章不敢违命，以更衣宜小别，上尊号曰显宗。章帝崩，遗诏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号曰肃宗。后帝遵承，皆藏主于世祖庙，积多无别，是后显宗但为灵寝之号。和帝崩，上尊号曰穆宗。殇帝崩，邓太后宜尚婴孩，不列于庙，就陵寝祭之而已。安帝杀大婶，废太子，及崩，无上祖宗之奏。以建武以来无毁者，遂因陵好恭宗。顺帝崩，上尊号曰孝宗。冲、质帝皆年少早崩，依殇帝故事。桓帝崩，上尊号曰威宗。灵帝崩，而天下乱，故未议祖宗之事。于是有司奏议宗庙迭毁。左中郎蔡邕议曰：‘汉承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从之。”
又作《和熹邓后谥议》。
又见《北堂书钞》九十四。案《后汉书·皇后纪论》曰：“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谥。”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蔡邕《谥议》曰”云云，即见于《和熹邓后谥议》，知是同一文章。此云“初平中”，联系本年多次讨论古礼问题，故系于本年。
汉献帝刘协初平三年（192）壬申六十岁
为王允所杀。
见《后汉书》本传：“卓重邕才，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着，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而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七将蔡邕被杀系在初平三年。唐代《书断》本此。若系于初平三年，就不是六十一岁，而应当是六十岁。钱大昭《后汉书辨疑》卷九：“案邕徙朔方时自言‘臣年四十有六，’至董卓服诛，邕年六十岁也。此云‘六十一’，误。”这样就有两种选择：如依蔡邕本人自述及《后汉书》本传卒时六十一岁推，当卒于初平四年。若依董卓被杀之年蔡邕死，则应在上年，其享年就是六十岁。案《后汉书·献帝纪》，董卓在初平三年四月被杀。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五月，董卓部曲将李傕、郭泛、张济等反叛。六月攻下京师，吏民死者万余人。六月“甲子，杀司徒王允。”依次，蔡邕之死，只能在董卓被杀之后、王允被杀前的初平三年四月至六月之间。这一年，蔡邕六十岁。
其罪名或私议宗庙，媚卓轻汉。
《三国志》卷六裴松之注曰：“臣松之以为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张璠《汉纪》曰：初，蔡邕以言事见徙，名闻天下，义动志士。及还，内宠恶之。邕恐，乃亡命海滨，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年。卓为太尉，辟为掾，以高第为侍御史治书，三日中遂至尚书。后迁巴东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长安为左中郎将。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将杀邕，时名士多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案：王允也非昏庸之辈。《后汉书·陈王传》：“初平元年，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又据《儒林传叙》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矣。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可见，汉代数据多赖王允才能部分得以保存下来。王允作《奏行六隐事》《复奏》等。见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五。
《后汉书》本传论曰：“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屡其庆者，夫岂无怀？君子断刑，尚或为之不举，况国宪仓卒，虑不先图，矜情变容，而罚同邪党？执政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未或闻之典刑。赞曰：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怀董，名浇身毁。”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曰：“此论力为伯喈申雪，而深致不满于王子师。然子师正人，当日坐狱，必更有故。据王允传，以伯喈与丁彦思秉言，盖即三国志所云附会董卓废立议之丁宫，则伯喈情事可想。观其建议，去和安顺桓四帝庙号，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立庙，卓遂奏行之。此即是其媚卓轻汉之一端。汉法议宗庙者死。或当以此定爰书乎？旧唐书哀帝纪载苏楷罗衮等奏改昭宗庙谥，即援邕去和安顺桓四帝宗号为说，小人无忌，永为口实矣。”
有两孙两女。两孙：一名蔡袭，一名失名。两女：一名蔡文姬，适董祀，一失名，适泰山羊 。
其自云：“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托名忠臣，死有余荣。”李慈铭云：“本书《列女传·蔡文姬传》言曹操愍邕无嗣，故赎文姬，此处亦言孤特一身，惠氏栋、王氏鸣盛皆据以为邕无子之证。然《晋书·羊祜传》言，祜为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弟。祜讨吴有功，将进爵土，乞以赐舅子蔡袭，诏封关内侯。是邕未尝无后。前人亦有言之者。又《世说·轻诋篇》注引《蔡充别传》曰：充祖睦，蔡邕孙也。则邕固有两孙矣。景献皇后，司马师之夫人也。祖续，汉南阳太守。范书有传。父 ，上党太守。是邕有两女，一为文姬，一为 之妻。后追赠济阳县君，谥曰穆。邕与羊续世为婚姻，后世所谓亲家。故亡命时往来依泰山羊氏也。”
《后汉书·列女·蔡琰传》载“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王先谦校补：“案《邕传》未尝言邕无后。此云痛其无嗣，或有子未能嗣业，或子已卒。孙犹稚也。无嗣犹云无传，与无后自有别。邕有孙袭，明见《晋书?羊祜传》，固非无后也。祜后母蔡同，为邕女，舍己子承不养而专养祜，抑又至贤而操必远赎文姬者，正以文姬独能传父业耳。至《世说?轻诋篇》注引《蔡充别传》云，充祖睦，蔡邕孙也，此则有误。睦乃邕叔父质之孙，于邕为从子，并见《晋书?蔡豹传》。”戴蕃豫《稿本后汉书疏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真珠船》、《晋书?后妃传》、《景献羊皇后》，父 ，上党太守。母陈留蔡氏。汉中郎将邕之女也。又《羊祜传》：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弟祜，讨吴有功，将进爵土，乞以赐舅子袭，诏封袭内侯。是邕未尝无嗣。其女亦不止董祀妻。”
阮瑀为蔡邕立庙。
见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引嘉靖《尉氏县志》卷四：“蔡相公庙在县西四十里燕子陂，其断碑上截犹存，云：‘蔡邕赴洛，其徒阮瑀等饯之于此。缱绻不能别者累日邕既殁，复相与追慕之，立庙焉。”
兖州陈留图画蔡邕图像。
《后汉书》本传：“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太平广记》卷一六四》引《蔡邕别传》曰：“东国宗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蔡邕形象而颂之曰：‘文同三闾，孝齐参、骞。’”
附：蔡文姬为匈奴所掠及归汉的时间问题。
《后汉书·列女·陈留董祀妻传》：“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根据这种记载，可以有两种不同理解。由于落匈奴时间的理解有歧义，则其归汉的时间也就有所不同了。或定在建安七、八年者，或定在建安十一、二年者。
第一种是兴平二年落人匈奴说。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则以为是兴平二年事：“根据《后汉书》知道她是汉献帝兴平中没于南匈奴的，兴平只有两年。据史书所载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匈奴南单于呼厨泉立，遣右贤王去卑率数千骑侍卫汉献帝由长安回洛阳，拒击李傕、郭泛，可知蔡文姬被匈奴人虏获，必当在这一年。又右贤王去卑是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回匈奴的，建安元年即兴平三年，蔡文姬去匈奴可知也就在这一年。在匈奴凡十二年，那她的归汉是在建安十二年或十三年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戴君仁《蔡琰悲愤诗考证》（《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一）据《蔡宽夫诗话》、沈钦韩《汉书疏证》、何焯《义门读书记》也持此说。他认为文姬归汉在建安十二年，而被掠入南匈奴在兴平二年：“这次战争的发生，是在董卓入关以后，据《献帝纪》，董卓到长安，是在初平二年四月，他派李傕郭汜拒朱俊，应当就在这年，而文姬也就在此时掠入李郭军中。到了三年四月，董卓被诛，五月，李傕郭汜反攻京师，六月陷长安。……文姬诗中云‘长驱西入关’当在此时。而到了兴平二年，李、郭相攻，献帝出长安。那年十一月杨奉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傕交战。匈奴左贤王加了中国的战事，问姬可能在此时落到南匈奴手中。……如从兴平二年转落入南匈奴算起，至及汉，应为建安十二年。归汉当不久便重嫁董祀，传里面说，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我们认为从‘汉季’二字可以想知曹操势力已成，她是曹操的人，心目中早已无汉，这时候正是建安诗人大作五言诗的时候。”
第二种是初平中落入匈奴说。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曰：《南匈奴传》，灵帝崩，天下大乱，于扶罗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寇河内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击匈奴于扶罗于内黄，大破之。四年春，袁绍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于扶罗等佐之。据史，则匈奴曾寇陈留，文姬所以没也。玩文姬诗词，则其被掠在山东牧守兴兵讨卓，卓劫帝入长安，遣将徐荣、李蒙四出侵掠，文姬为羌胡所得，后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时邕尚在，故有‘感时念父母’之语。其赎归也，家门灭绝，故有‘既至家人尽’语。此当为初平年事，传云兴平非也。兴平则李、郭之乱，非董卓矣。”谭其襄《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则根据清人沈钦韩的意见，认为“她是于初平三年（192）春在原籍陈留圉县被董卓部将李傕等部众中的胡骑兵所掠获的。”据此，他认为：“我完全同意刘开扬先生生于熹平三年（174）初嫁于中平六年（189）的推断，她在初嫁时据丁廙《蔡伯喈女赋》既为十六岁，则初平三年被掠时应为十九岁，建安八年归汉时应为三十岁。”认为蔡琰落入匈奴在初平的多系在二年或三年。
跃进案：《后汉书》本传明确记载：“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所以引发初平年间被掠的问题，关键是《悲愤诗》中有“感时念父母”之句，说明蔡琰被掠时，其父蔡邕尚在世。事实上，这是蔡琰回顾自己过去生活的诗句，念，是思念的意思，父母在与不在，这种感情都是一样的，不一定父母活着的时候才会这样说。案骚体《悲愤诗》的开头两句这样写到：“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门户单。”这里，“宗族殄兮”四字就明确交待出蔡邕被杀的背景。因此，蔡琰的《悲愤诗》必作于蔡邕被杀的初平三年之后。史传载其“兴平中”被掠，是有其根据的。兴平凡二年（194-195），其时蔡邕已死去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因此之故，本文没有将蔡琰被掠列入正文考察，附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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