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黄帝的祭祀，是“拜庙”还是“拜陵”？在此问题上，学界见仁见智，向有歧见。本期刊出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认真的考证和梳理。（据光明日报）

   “古不墓祭”再思考

   近年来，随着把黄帝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呼声渐强，产生了对黄帝的国家级祭祀是应该在陕西还是河南的争论。不过，对于出现的这一争论，简单归之为陵、庙之争并不准确。河南新郑的拜祖活动始于1992年，相传这里古代建有黄帝祠庙。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祭祀，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延续了祭陵的传统，但从1999年开始祭祀黄帝大典改在轩辕庙举行，从而使得黄陵县每年的祭祀活动也并非直接祭陵。

　　汉代学者曾有“古不墓祭”的说法，古今都有学者提出质疑。其实，“古不墓祭”的说法具有一定合理性，蔡邕本人在表述中尽管只是说“闻古不墓祭”，但不能无视古代这种口耳相传资料的价值。由于礼书的残缺，虽然对于先秦诸多礼制无法得其详，但是考古和文献资料已经证明先秦是的确存在墓祭行为的，“古不墓祭”是历史上一定时期君王祭祀的主要形式，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绝不存在墓祭行为。

　　墓、坟、冢早期有别，秦汉以后逐渐混用。坟丘墓出现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普遍流行。君王的坟墓称陵，开始于战国中期，当时的秦、赵、楚等国都已经出现坟墓称陵的现象，如赵肃侯的寿陵、秦惠文王的公陵、秦悼武王的永陵、秦孝文王的寿陵等。

　　先秦时期，宗庙一般建在都城之内，由于祭祀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宗庙也成为都城的标志，王室宗庙实际上就是民间家庙的放大形态。在都城修建宗庙，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祭祀方便，唐代以后陆续出现的历代帝王庙也是在这种原则下修建的。另外，早期宗庙祭祀制度的出现还和墓葬形式有关。由于受到改朝换代和盗墓活动的影响，夏商周三代时期流行“不封不树”，后世更出现了依山建墓的葬制，都对祭祀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庙作为用于祭祀的重要建筑，在汉代以前尚未把庙建在陵墓附近，在陵旁立庙始于汉惠帝为高帝修陵庙，以后的多代帝陵旁都设陵庙，如霸陵有固城庙，阳陵有德阳庙，茂陵有龙源庙等。庙和寝关系紧密，古代学者往往把寝建在陵墓之上或其侧的历史推到秦，事实上其渊源更为久远。尽管西汉时期寝建在陵上或陵侧，陵庙则一般建在陵园之外，有日祭、月祭、季祭、年祭的制度。西汉时期，没有采用《周礼》中“天子七庙”的宗庙之制，每帝即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西汉晚期，陵庙制度衰落，从汉元帝开始，废置郡国庙，初步确立了按昭穆迭毁宗庙的制度。东汉制订了上陵礼，庙里的许多重要礼仪也转到陵寝举行，从而导致庙的地位有所降低。

　　后世之礼是在既有礼制的基础上的“损益”，特别是早期的《仪礼》《周礼》《礼记》等经典著作对后世礼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毫无疑问，从亲近祖先的角度看，墓祭或陵祭，很显然优于庙祭，即便流行庙祭时期，也并不是说陵墓无关紧要，依然存在与陵墓直接相关的礼制。庙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陵墓祭祀，但还有一道重要的程序，那就是从寝中请衣，在古代人们的认识观念中，尚需要把被祭祀者的灵魂引进宗庙。在历史上，庙祭和陵墓祭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尤其庙一般建在离陵墓、陵寝不远的地方。

　　由于时代久远，先秦时代对黄帝祭祀的记载较少。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对黄帝的早期祭祀是在圜丘还是宗庙举行尚难以定断。《竹书纪年》：“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把对黄帝的祭祀追溯到黄帝去世之后，祭祀地点不甚明确。先秦时期对于黄帝祭祀的另一条重要记载见于《国语》，《国语·鲁语上》：“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针对汉代学者以禘为祭天之说，清朝学者胡培翚《禘祫答问》认为禘则追其祖之所自出，属于“禘为宗庙之祭，与事天无涉”。究其实，两说均有偏颇，禘为宗庙之祭，为周之制度，商代并未专属，而商代以前的情况，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资料尚无法提供确切证据。就是在秦汉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黄帝祭祀还是比较混乱的，黄帝具有五方帝、五精上帝、人帝等多种身份，王肃的“五帝不得为天”与郑玄的“六天说”的观念分歧，宋真宗时发生的王钦若和礼官的关于灵威仰等是帝名还是帝号之争，就是由于祭祀混乱所引发的认识分歧。完全把黄帝作为人帝祭祀是从明清时期开始的，主要分为历代帝王庙祭祀、传心殿祭祀、景惠殿祭祀和黄帝陵祭祀等。

　　由于对于黄帝的文化认同形成较早，在全国多地出现黄帝陵和黄帝庙是正常现象。自从明代朝廷认可黄帝陵在今天的陕西黄陵县后，使得黄帝陵的祭祀得以制度化。明代在考得黄帝陵庙所在后，就定期派官员拜谒黄帝。在陕西祭祀黄帝的做法从明代至今，基本没有中断。唐代以后出现的庙祭和陵祭并存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古代帝王陵墓分散且距离较远，皇帝无法亲祀，因此，才在京都设立帝王庙集中进行祭祀。因此，不论是庙祭还是陵祭盛行时期，并不代表不重视墓祭，相反陵墓在古人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只是因为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才制定出变通的庙祭制度。庙祭并不是祭祀制度的最优选择，这也是当下流行墓祭而不是庙祭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古代，尽管存在庙祭制度，但庙祭始终不能完全取代陵墓之祭。古代庙祭一道重要的程序，就是需要事先把被祭祀者的灵魂引进庙中，后世进一步把寝建在陵园，庙建在陵园附近，以方便祭祀。

  作者：李桂民（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从“非礼”到“不甚害义理”

　　《礼记·檀弓下》篇曰：“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郑玄注此段曰：“去国”之后返其国，仅“展墓而入”即可，“展，省视之”，不用进行墓祭。墓祭，是古人在特殊情况（如去国和奔丧等）下才采用的礼仪。

　　梁沈约之《宋书》，也记述了南朝刘宋一代历史，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见也。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按此段记载，公元222年时人们都认为“礼不墓祭”。

　　宋代张栻反对世人的“墓祭”行为，认为“墓祭非礼”，也害义理。他曰：“古者不墓祭，非有所略也，盖知鬼神之情状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庙，而墓以藏体魄。体魄之藏而祭也，于义何居而乌乎飨乎？若知其理之不可行，而徇私情以强为之，是以伪事其先也。若不知其不可行则不知也。人主飨陵之礼始于汉明帝，蔡邕盖称之以为盛事，某则以为与原庙何异，情非不笃也，而不知礼。不知礼而徒徇乎情，则隳废天则，非孝子所以事其先者也。某谓时节展省，当俯伏拜跪号哭，洒洒省视，而设席陈馔，以祭后土于墓左可也，此所疑一也。祭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数也，古之人岂或忘其亲哉？以为神之之义或黩焉，则失其理故也，良心之发而天理之安也。”张栻反对“墓祭”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祭祀地点应该在庙，而非坟墓。祭祖应该祭其魂魄，而神主在庙，因此当祭于庙。死者下葬后，坟墓埋藏其体魄，其魂魄则附于“主”，而主应该归于庙。如此，如果祭祖，则应当祭于庙才为合理。否则，在体魄之藏处祭祀，祖先如何享用啊？如果明知此理，还要强行去做，是以伪事其先也。二是墓祭乃“徇乎情”而不知礼。主享陵之礼，开始于汉明帝，蔡邕等人盖称之以为盛事，张栻则认为这是“情笃”，但“不知礼”也。如果不知礼而只徇乎情，则隳废天则，非孝子事其先者的行为。

　　东汉蔡邕认为“古不墓祭”，至秦始皇以后才开始建设寝殿，才有墓祭活动。清人赵翼说：“《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归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以祭地神，实非祭先祖。”

　　宋郑樵也曰：“三代以前，无墓祭。至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故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元刘埙也曰：“世谓三代以前无墓祭，而朝陵拜扫起于秦，时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唐开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埽礼，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制，故议者以为墓祭始于唐也。”

　　可见，三代以前无墓祭，而朝陵拜扫起于秦。

　　至秦汉时期，坟与墓、冢才开始通用，且开始在墓侧添加建筑，如寝、陵等。所谓“陵寝”，是指在帝王陵墓之侧所修建的寝殿设施，其建筑主体由“寝殿”和“便殿”组成。“寝殿”乃正寝，属于皇家祭祀之场所；而“便殿”为休息、闲宴之处。所谓“寝”，一指用于安放死者饮食起居所用的生活用品、家具和衣服被衾等，供后人缅怀先人之所；也有指庶民之家，即墓主生前的住所。

　　历史记载，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可见，这应该是汉武帝开启了黄帝陵祭之先河，至此才有了拜祭黄帝陵的礼仪。

　　宋代以后，观点有所变化，认为墓祭虽然“非礼”，但于人情可以理解，也不甚害义理。程颐曰：“嘉礼不野合，野合则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盖燕飨祭祀，乃宫室中事。后世习俗废礼，有踏青、藉草、饮食，故墓亦有祭。如礼望墓为坛，并墓人为墓祭之尸，亦有时为之，非经礼。后世在上者未能制礼，则随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则祠堂之类亦且为之可也。”

　　朱熹承接二程观点，承认“《祭仪》以墓祭、节祠为不可”，但是却认为“先正皆言墓祭不害义理，又节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于时祭。今人时节随俗，燕饮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盖尝用之。今子孙不废此，而能恝然于祖宗乎”？他也多次与弟子讨论此事，并明确指出：“墓祭非古。虽《周礼》有‘墓人为尸’之文，或是初间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风俗皆然，亦无大害。国家不免亦十月上陵。”

　　综上所述，若从“有无”之事实层面看，我们可将“秦”作为时间节点，则先秦无墓祭、无陵祭，只有庙祭；而秦汉以后，则既有庙祭，也有陵祭。若从“是否合乎儒家义理”之价值层面看，宋代以前人们大多持“礼不墓祭”观点，至朱熹方提出“虽非礼但不甚害义理”之说。

　　作者：毛国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黄帝祭祀的历史回顾

　　《国语·鲁语》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这说明在虞夏时代，黄帝已被人们当作始祖祭祀。在黄帝之后，中原有许多部落先后交替，各有自己的始祖。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都追溯各自的族源，构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历史观念，但不管哪一部族主导中原，都没有否定黄帝是华夏族的先驱。

　　汉代曾经为先代帝王维修或营建陵园，分别立祠祭祀。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为常祀。为了解决对历代帝王祭祀的繁复问题，隋代在京城设三皇五帝庙，在先代帝王的肇迹之地分别建置庙宇，以时祭祀。到唐代，在中央以历代帝王庙为主、在地方以历代帝王陵寝为主的祭奠格局已经基本定型。此后，将黄帝作为民族伟大先驱的祭典，大体沿着中央帝王庙合祭和地方陵庙分祭两条线索发展。宋代既有中央对黄帝的祭祀，亦有地方对黄帝庙的祭祀。元朝还一度规定在地方上也设三皇庙，并废除中央历代帝王庙的合祭，只准许各帝王陵庙所在县府致祭，但不久又恢复中央历代帝王庙的合祭，同时也不废止地方的分祭。自明至清，黄帝在中央历代帝王庙中被合祭、在陕西延安府被分祭的祭祀格局相沿不衰。

　　历代帝王庙一般设于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这些帝王庙都有黄帝的神位，一般是将伏羲、神农、黄帝的神位单列一室，在农历春二月、秋八月分两次与其他帝王一起祭祀。

　　元封元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祭黄帝冢于桥山。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得到代宗的批准，此后，陕西桥山黄陵就成了皇家致祭的对象，没有发生变化。宋太祖曾经下诏为黄帝陵置守陵五户，命“春秋祠以太牢”。开宝年间（968-976年），坊州刺史李昉奉诏将轩辕黄帝庙从桥山西麓迁到向阳的台地。明朝建立，朱元璋于洪武四年让礼部“定议”，将全国的“合祀帝王”减少到35位，并按一人一处的原则，明确上陵祭祀的地点，其中，黄帝的致祭场所被确定在当时的中部县，即今黄陵县。规定在每年仲春和仲秋的朔日，遣使致祭。

　　在都城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从明嘉靖十一年至清末的380年间，共举行过662次。到黄帝陵遣使致祭的，明代有太祖、成祖、宣宗、代宗、英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清朝260余年间，共遣使祭轩辕黄帝陵26次。

　　无论是在中央历代帝王庙还是黄帝陵对黄帝进行祭祀，都是表示继承和光大往圣先贤的传统。如明代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在南京历代帝王庙的祭文云：“昔者奉天明命，相继为君。代天理物，抚育黔黎，彝伦攸叙，井井绳绳，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报。特祀以春秋，惟帝英灵来歆来格。尚飨。”

　　除了祖先崇拜，中国古代还有对自然的崇拜。中国古代信仰天人合一，人道由圣贤效法天道而来。对人类社会的法则作出重大贡献的发明者，同时也是天道的代言者。在祭祀上帝时，这些圣人往往被视同为上帝。

　　在儒家所整理的古代历史典籍中，对古代帝王的追溯远远超出了尧、舜、禹，其中论述比较多的是黄帝。《春秋左氏传》在黄帝之后还论及共工氏、太昊氏、少昊氏、颛顼等。儒家学者在论述黄帝时，尽量剔除神话性内容，将黄帝视为华夏族道统的创造者。战国中晚期，黄老学派也将黄帝视为其思想学说的源头。先秦诸子中法家、道家、兵家、纵横家、杂家思想都与黄帝文化有关，《左传》《国语》《周易》《商君书》《韩非子》《庄子》《管子》《尉缭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都纷纷引述黄帝。

　　战国时期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自然界金、木、水、火、土存在相克的关系，人类历史也是如此。按照他的排列，自然演变图式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历史演变图式是黄帝—夏禹—商—周，继周而起的必是水德。邹衍的学说在当时曾引起巨大反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就采用这一学说。按照五德终始学说，黄帝本来只是道统传承中的一环，由于土德的位置特殊以及黄帝的历史贡献，黄帝俨然成了天道的代表。

　　秦国在崛起过程中，曾经逐渐形成对五帝的祭祀制度。汉兴之初，刘邦在秦所立雍鄜、密、上、下畤等故祠基础上，复立北畤。雍五畤成为汉初历代帝王祭祀上帝的场所。汉文帝、汉景帝都曾亲自到雍五畤所在地祭祀五帝。武帝在位的前期，常三年一次到雍地祭祀五帝。

　　自汉至元，对于作为天道象征的黄帝，历代基本都沿袭了汉代在中央所举行的郊天礼中与上帝一并祭祀、在中央的黄郊中单独祭祀的做法。朱元璋即位后，命李善长探求天地祭礼的源流，斟酌古今之宜，务在适中，形成定议。李善长在研究祭天之礼后，最终取消了在郊天礼中五帝的附祭地位。五郊祭五帝的礼仪也随之废去。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这是近代以来黄帝祭奠所出现的新变化。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知识分子为了警示汉民族的民族尊严和主人意识，推崇和歌颂汉民族的祖先黄帝。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创办的一些杂志的前页上印有大幅的“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像，有些刊物使用“黄帝纪元”，有人根据黄帝纪年编制了《黄帝降生后大事略表》。黄帝开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旗帜。

　　中华民国成立后，停止了对历代帝王的祭祀，清代在北京建立的历代帝王庙改由当时的教育部门使用。人们表达对黄帝的敬仰，宣示复兴民族文化的决心，大多到黄帝陵。黄帝陵祭奠就成为中华民族宣示文化复兴意志的重要标志。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各派代表前往黄帝陵扫墓，共同祭奠轩辕黄帝。中国共产党方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致祭，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毛泽东写的祭文56句，用8句概括黄帝的伟业，其余均写中华民族的现实遭遇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呼吁各党各界求同存异，同仇敌忾，共御外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1950-1954年、1962-1978年祭陵活动有所中断以外，历年都有对黄帝的祭祀。改革开放以来，黄帝祭典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关注，并演化为清明公祭、重阳民祭两大系统，黄帝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内涵愈来愈显得突出。每年清明公祭典礼，都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海内外炎黄子孙代表上万人参加。黄帝祭典已成为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凝聚力，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象征。

　　今天，我们对祭祀的理解与古代有很大差异。主祭人宗族、政治身份合法性的意味在逐渐淡化，祭品规格、祭祀礼仪也没有古代那样严格的等级界限。但祭祀沟通天人、传承文明、延续血脉的根本意义却并没有变化。

　　由于黄帝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对黄帝的祭祀不能不顾及本身的文化传统。

　　黄帝陵祭祀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至少自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以来，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就被中央王朝定为轩辕黄帝的陵寝所在地。民国政府也沿袭了对黄帝陵举行公祭的做法。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每年清明节都派官员致祭黄帝陵。1961年，黄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2006年，黄帝陵祭典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陵县被命名为中国黄帝祭祀文化之乡。

　　黄帝陵陵寝所在的桥山，是我国最大的古柏群，千年以上的古柏达三万余株。在众多古柏中，有一株相传为轩辕黄帝亲手所植，树高21米，下围11米，中围6.5米，上围2.5米，为黄陵群柏之冠。轩辕庙内现存祭文碑刻46通，大都是皇帝亲自颁发的祭文。

　　长期以来，一批批中华儿女、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不远万里，奔赴桥山，共祭黄帝陵。黄帝陵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寻根、筑梦、铸魂的民族圣地。黄帝陵祭典活动已经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和强烈感召力的民族盛典。

      作者：李笔浪（西北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