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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意学”的四大组成部分:字学、史学、经学、意学

发布时间:2018-12-2  点击:12353次

“蔡氏意学”的内容,从形式上分,包括四大部分:字学、史学、经学、意学,简称“字、史、经、意”。以后,我诠释“蔡氏意学”也是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是四条主线。这四门学问也可以分别称作“蔡氏字学”、“蔡氏史学”、“蔡氏经学”、“蔡氏意学”。

尽管“意”是“蔡氏意学”的精华和灵魂,但是,不是空谈“意”,而是建立在对“字、史、经”的扎实的研究之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博学与文,而约之以礼”。 “蔡氏字学”、“蔡氏史学”、“蔡氏经学”是前半段“博学与文”的功夫,而“蔡氏意学”是后半段“约之以礼”的功夫。

字学,就是对汉字字源意义的解释,主要是对甲骨文、金文字形的解释,发掘字形中所记载的上古时代的历史和思想信息。可以重新复原《老子》、《庄子》、《周易》所记载的“结绳时代”的历史场景。结绳时代,在中国历史中的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文明的内核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定型的。

“蔡氏字学”的核心观点是,甲骨文、汉字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契约文字、义理文字。甲骨文字形的关键结构,不是来自对具体事物的象形,而是对此前的成熟的契约符号的继承和借用。契约符号包括两套系统,结绳系统和书契系统。

历史上,中国儒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往圣继绝学”,有些也往往会标榜自己的学问是一千年或两千年“不传之学”。现在我也要说,“蔡氏意学”的“文字契约说”是中断了2500年的“不传之学”。

甲骨文和金文的造字原理,主要要对契约符号的继承,象形是次要的,边缘性的。春秋之前,中国的社会都可称之为“契约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是靠契约,即“结绳而治”。尽管,在尧舜之后出现了政府,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居次要地位,契约依然是主要的。

自春秋时期发生“礼崩乐坏”后,汉字源自契约这事实便被遗忘了。东汉的许慎在写《说文解字》时,对汉字的契约起源,就几乎一无所知了,而错误地将汉字的造字原理定为“象形”。尽管如此,《说文》中对汉字的契约起源还是保留了极为重要的信息,尽管少的可怜。

对甲骨文和金文来说,其重要价值并不在用字所组成的句子和篇章,不是句子和篇章所记录的信息,而是字形本身所记录的信息。当用契约符号来造这个字时,那时的“圣人”已经将当时的思想和历史信息注入到汉字的字形之中。

“蔡氏史学”有三个基本观点。一个是“文明契约说”,一个是“文明交流说”,一个是“中国中心说”。

“文明契约说”,源自“文字契约说”,是“文字契约说”的自然延伸。通过“文字契约说”,可以发现甲骨字形中所包含的历史和思想信息,也是上古“结绳时代”的文明的重要信息。

契约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原始细胞,是人类社会的、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单元。契约符号也是上古时代,人们表达自己思想和意愿的符号载体,这是“文”。

儒家思想就是对契约时代的中国传统的总结,可以说就是“契约思想”。孔子的“仁”,是二人,其原型就作为契约双方的二人。

因此,研究人类文明,就必须研究早期人类历史中的契约时代,即结绳和书契时代,而这样的时代唯有上古中国有。

“文明交流说”是说,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个中西交流的历史,这种交流在远古时代就发生了。目前可以凭借考古证据而明确识别,最早的中西文明交流发生在8000年前左右。

公元前4000年之后,中西文明的交流,就开始常态化,以大约4、500年为周期,持续发生。正是这种文明交流,导致中西历史发生周期性的同步变化。西方历史表现为周期性的文明的更迭,中国则表现为周期性的朝代更迭。

同时,在这种文明交流中,中亚游牧一直发挥这重要的中介作用,是中亚游牧连接着中国和西方,尽管是以暴力和战争为主要的交流手段。

“中国中心说”是说,人类文明中的核心要素是起源于中国的,并通过文明的交流方式,经过中亚游牧而传播到西方。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中西交流的,但是,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中国占主导,是西方跟着中国走。西方的历史中所表现出的不断的进步,就是受中国影响的结果,其进步的总方向就是中国文明的初始状态。

“蔡氏经学”是依托于“蔡氏字学”和“蔡氏史学”的,也有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观点,“经”是“意”的载体,是来表达和阐释“意”的,“经学”即“意学”。

第二个观点,从形式上看,“经”的基础在“字”,而“字”的基础则在“文”(契约符号)。因此,要把经学搞透,仅仅盯着字还不够,还要盯着“文”。只有把“文”搞透了,才能把“字”搞透,然后把经搞透。从这个意义上说,“字学”也是“经学”。

清朝的儒家对经学的研究,只追到字上,认为把字搞透就可以把经搞透,因此,他们搞出了“考据学”。这注定清学的失败,而且是惨败,因为最终经学体系在中国出现了大崩溃。

“蔡氏经学”的使命之一,就是重振崩溃的经学。

第三个观点,“传”在“经”之前,“传”重于“经”,“传”是本,“经”为末。自东汉以后,对“经”“传”的本质和次序就搞不清了,完全搞反了。

也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理解,从“文”到“字”,再从“字”到“文章”(书、经)的发展过程。这里概要性地说一下。

对于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契约而言,结绳和书契本身记录信息的能力有限,绳结和契齿文仅仅能够记录数字,因此,结绳和书契本身更多地是契约符号,而非是完整的契约。完整的契约应该还包括详细的契约条款,这些是通过被赋予在结绳和书契之上的语言来实现。即完整的契约包括两个部分,作为契约符号的结绳和书契,以及与结绳和书契相配套的口耳相传的语言。这个语言就是“传”。

也就是说,在契约时代,信息的表达是一种复合方式,既有符号,又有语言。但是,主体是语言,符号仅仅是一种凭信和线索。

在甲骨文时期,尽管,作为契约符号的“文”开始与语言相结合,被用来直接表达语言,有了发音,这就是“字”的出现,但是,此时的“字”依然相当程度上保留了此前的“文”的特征,即契约符号的特征。信息的表达是一种复合方式,既有符号,还有与符号配套的口耳相传的语言。

中国的《五经》最初的文字化,是发生在西周,是用金文的形态写成。西周,在中国历史中是非常晚的,中国的文明的内核,中国的“义理”,中国的“意”远远在这个之前已经存在了。在之前,这些东西是通过主要通过语言来传承的,即“传”。

因此,不仅“传”在“经”之前,而且“传”是“经”的根本。

“蔡氏意学”是基于“蔡氏字学”、“蔡氏史学”、“蔡氏经学”的,其实,“字学”、“史学”、“经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意学”,“字”、“史”、“经”都是“意”的表现形式。

也可以这么说:“字、史、经”是形而下之“意”,而“意”则是形而上之“字、史、经”。

由于灵魂不可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意”也不可脱离表现的载体而单独存在。“意学”只是对意的理论上的总结。

“蔡氏意学”有两大核心观点。

一是,“意自由”、“意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其他的自由,包括宗教意义上的自由,权力意义上的自由,都是伪自由。人的本质在意,人的独立和自由,就是“意”的独立和“意”的自由。

第二个观点是,中西文明的差别就在意的独立程度上,以及意的表达方式上。

中国自文明之始,就实现了意的独立和自由,并用抽象的符号——文(契约符号),去表达意。而西方至今都没有实现意的真正独立和自由,是半独立好半自由的,因而,西方也不习惯于用抽象符号去表达意,而用具象的表达体系去表达。宗教时代的神像体系和神话、神学体系,实质上是意的表达系统,是具象的,但也有一定的符号含量。进入现代文明后,西方的意的表达系统由宗教系统换成了物质化权力系统、经济系统,用权力和财富去表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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