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谟近世称第一，笔力与古肩相挨。”

   “国朝君谟书第一，大字劣于行与草。”

   前两句诗出自北宋末李纲的《浔守李侯以所蓄法书十轴相示题卷末》，后两句诗出自南宋王十朋的《不欺室三字参政张公书也笔力劲健如端人正士俨然人望而敬之因成古诗八韵》。两人均在诗中不约而同地称赞蔡襄的书法为宋代第一，可见蔡襄的书法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名声与影响。其实，北宋文豪苏轼早就说过这样的话：“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分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蔡襄书法则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推欧阳修。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三朝贤相韩琦亦在《次韵和崔公孺国博观君谟所书孝亲崇福院牌》诗中大加叹赏：“须知体法多奇处，深造锺王奥妙墟。”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宋史·蔡襄传》称：“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正如欧阳修《学书二首》所云：“苏子归黄泉，笔法遂中绝。赖有蔡君谟，名声驰晚节。”

   欧阳主盟北宋文坛达三十年之久，是北宋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诗文革新的一面旗帜。正因为他的儒者风范，使他的书法“复古”更倾向于恪守传统、倾慕高古的一面。而后来的苏、黄、米三家，或仕途困踬，或提倡妙悟，或颠狂玩世，受庄学、禅学思想浸染至深，以禅论书也好，追奉平淡也罢，他们的尚意思想更偏重于突破传统、率意创新的一面。如果说欧阳修是北宋书法复古思想的集大成者，当是指理论上而言；而蔡襄则是实践上的集大成人物。“自唐中世以来，汉晋书法不传。” 宋初书风浮薄，太宗朝欲振颓起衰，颁刻《法帖》，复兴古法，结果事与愿违，竟至趋时贵书，书坛一度低迷徘徊。迨蔡襄出，其书“独步当世，笔有师法”，“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备”， 书法传统在他的笔下得以传承，并借欧阳公之大力举荐，其书得以贵重一时，并被苏轼誉为“本朝第一”。欧阳修对于蔡襄的推重，一半是因为蔡襄书法的确达到一定的高度，而另一半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蔡氏书法恪守传统，功夫精深，是复兴古法的活教材。由于欧阳、蔡的复古为苏轼等人奠定了坚实的传统基础，完成了“借古”的工作，再加上禅宗思想的流行，文坛的复古运动，画坛的“逸格”祈尚，以及书坛本身的期盼创新等时代因素，尚意书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右为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砚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 宋末元初人王芝的这段文字清楚地告诉我们，蔡襄原本就位列“宋四家”。书史上让人津津乐道的“宋四家疑案”，认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原来是蔡京，因其人品奸恶，后来用蔡襄取代了蔡京，实为明代才出现的历史误会。

   （文：蔡显良（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