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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如是我闻：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少典之子也；帝喾，黄帝之曾孙也。帝喾之元妃姜嫄，有邰氏之女，履巨人迹生子，名弃。弃为尧之农师，为舜封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邰，在今陕西武功，宝鸡与西安之间。
后稷之子孙，杂于戎狄间，且战且走，数迁至于岐下，其地曰周原。
周人经营既久，及至武王，与诸侯两会于盟津，立誓受命，帅车三百乘、虎贲三千、带甲四万五渡过河水，以沉舟断梁之心鹰扬牧野，殷周于是鼎革。当时，彗星出而授殷人以柄，岁在中天，今人据此推算应为耶诞前1046或1044年1月，距今为3060年左右。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颠覆了帝辛的周人，却继承了帝辛的事业。
之前，统治中心位于今冀鲁豫交界的殷人，已持续向东南用兵。青铜锻造的簇矢，让善用长弓的东夷也一筹莫展，大象配组的重型装甲师，更让奄、徐、淮的酋帅们节节败退。就在这高歌猛进之际，却被周人袭取了国都。这像什么？这就像日本战国时的本能寺之变，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和绝世美女归蝶在叛军的烈火中双双殒命，功败垂成。姬发兼任了明智光秀和羽柴秀吉的角色，而乃父姬昌之隐忍，又颇有德川家康之色彩。
正如羽柴和德川得了天下就把亲勋属旧分封至各处，早于其2600多年的周人也是这么干的。周人只是袭取了殷人的首都朝歌，散落在各地的殷人势力还是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其中的一支，箕子已率军东渡朝鲜重立基业，不可小觑；况且还要接替殷人对四周用兵。周人只是一部，人很少，所以除了扶植帝辛之子武庚为殷人首领以收统战之效外，更在四方广建土楼，以点带面，以寡驭众。所谓诸侯，实在是可怜得很，其一国，大的也只是一城，巨型土楼而已；小的，就是一个碉堡，呆在里面的人，要昼夜防止被野人即田野之人偷袭。那情形，和鬼子在中国一样，很难说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秩序。
这么类比倒并不是贬低周人，其实，明治以前，东瀛处处以我为师。就说织田信长吧，夺取了稻叶山城（也可以说是稻叶山土楼），也要把名字改为岐阜，就是以周人为榜样，凤鸣岐山，以实现其天下布武之雄心。而战国群雄，今川、武田、上杉之流，动不动就说“上洛”，即兴刀兵以清君侧，挟天子而令诸侯。他们把这个叫做上洛，洛，即洛阳，他们用来指代京都。
而洛阳，则是姬发的弟弟姬旦在崤山以东建的一个大土楼，大碉堡。这就像元人和清人的燕京，如果打不过，还可以退回老巢关中，函谷关以西、居庸关以北或山海关以东。
好，扯了这么多，终于要扯到本文的主角——的祖先：蔡叔度。
姬昌有很多儿子，《封神》上说有一百个，最萌的是雷震子，蓝精灵，还有俩小翅膀。但史籍有载的只有18人，姬发是老二——老二能干出点大事来，比如帝辛、孔丘、诸葛亮和李世民，这大概是因为前面有个老大在试错——姬旦是老四，而老五就是蔡叔度。姬是姓，蔡是氏，因封国而得，姓是大宗，氏是小宗，今人已少有区分。姬度被分封在淮水前线，既是监视殷人的岗亭，又是进取东南的前哨。重任在肩，可见王兄对他的信任和期望。武王把老三、老五、老八——姬鲜、姬度、姬处分封在管、蔡、霍三地，三分殷的疆土，以求拱卫王室；而老四周公在洛，四兄弟的布局，就像搭在中国地图上的一副弓箭——老四周公在箭尾，老八霍叔和老五蔡叔在弓的上下两端（分别在今天的晋中偏南之临汾和豫南之驻马店），而老三管叔则在箭与弓的交点（在今之郑州），箭头则是老六曹叔姬振铎和老七郕叔姬武（皆在鲁西南之菏泽），其所指方向，就是殷人的旧地，以及继殷人之后要继续予以征服的东夷。创业之初，兄弟多，才力量大。明末，崛起于雪原的爱新觉罗家族和发迹于海岛的丰臣家族都对中原有了觊觎之心，但成败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兄弟多，4个，儿子多，16个，女婿也多，8个；而丰臣秀吉只有一个同母弟，儿子三个夭折了俩，没有女儿，尽管，他有很多老婆。以至于为了统战，他甚至让44岁的妹妹离婚再嫁。更悲摧的是，努尔哈赤人多，人才也多，而丰臣秀吉只有一个同母弟秀长，倒是人品温厚，为药中甘草，可协调众将，可惜早于其兄七年，就死在前面了。和秀长的角色一样，周公在文王之时，就以“笃仁”见称，异于诸子；武王即位后，更成为兄长的左右手，“用事居多”。破殷之时，就是周公和召公陪着武王受降的。
但兄弟多了，团结就是个问题。蒙古人横跨欧亚，其版图之辽阔，堪称空前，可是第四任大汗蒙哥于合川（在今之重庆）钓鱼台病逝之后，原本矛盾已深的黄金家族就再也没有共主了。帝国先是分裂，然后衰败，然后一蹶不振，风一样来，风一样去。周人也要面对类似问题。武王袭取朝歌后不到四年，崩，估计是累的。因为连辅政的四弟周公，都忙得要一饭三吐脯、一沐三握发了。可见，突然上市融资，并非一件幸事，倭人若不是在甲午年豪赌成功，也不会自信心爆棚，以至于最后挨两颗原子弹。武王驾崩之后，周公姬旦、召公姬奭（shì，音同是）、太公姜尚三人辅政。召公是同姓宗室，太公是两代国师。召公和周公，以今陕县为界，召公治西，而周公治东，陕者，狭也，关隘也。两人虽有封国，但一直留在中枢，封国燕、鲁则分别由其子姬克、姬伯禽打理。而姜尚于克殷之后，就赶去封国上任，和莱夷酣战于营丘。三人自西向东，成一直线，召公守成，太公开拓，周公居中协调。在这个格局中，周公显然是重心。
所以问题来了，同样为人之子、为人之弟，凭什么你一枝独秀；况且按长幼秩序，管叔还应排在周公前面。但武王之子年幼，主幼则国疑，当时的情形，不由得周公不把担子挑起来。因为天下不仅是武王的天下，还是太王、季历和文王的天下，是列祖列宗的家业，周公要忠于武王，更要忠于三代先王，这必须当仁不让。后世到了十六国前燕慕容氏第四代时，出现了类似的格局，但位居周公之位的慕容恪顾及清名，七年自缚手脚；其死后两年，兄弟中最有才能的慕容垂则更被排挤，远走敌国，又一年，慕容氏的燕灭于苻氏的秦。但周公却不图虚名，抓住要害，从大局出发，勇于任事。当时具体的情形史书无载，《史记·鲁周公世家》上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当国，就是主持国家大计，行政，就是处理政务，摄，就是代理，践阼，就是登上帝位。阼，堂前两台阶中东面的那个。宾主相见，客人走西面台阶，叫作“阶”，主人走东面台阶，叫做“阼”。天子主持祭祀时登阼，所以“阼”也指帝位。当时的情形，或许是个外交场合，迫于情势，也来不及和镇守在外的兄弟们商量，周公就居于天子之位接待国宾了——这就给了反对者以煽惑的口实。但另一方面，站在管、蔡、霍三兄弟的立场上，周公自行王命，把宗室群叔晾在一边，难说不会成为第二个纣王。即便其无意于王位，其身边左右难说没有拥戴以图富贵之人。别说三兄弟年轻气盛没经验，就连老成谋国的召公和太公起初都有怀疑。这样，主少国疑之时，用来统战殷人的工具武庚反倒成功地统战了老三、老五、老八，并联合东夷各部，发动了三监之乱。
于是周公东征。这个二次革命，才是周人与殷人之间真正的硬碰硬。经过三年血战，不仅削平殷顽，且让奄徐诸部臣服，在黄淮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统治。武庚被诛（一说武庚逃往辽西），管叔被杀，蔡叔被下放，霍叔则被废为庶民。对这个小八，周公“三年不齿”，三年都禁止左右提及此人，不予录用。大概是之前抱有太多的信任与希望，这次是真的伤心了。
这是一出悲剧。一母同胞十人，除大兄伯邑考早亡，经此变乱，九去其三。估计太史公亦有感慨，所以《史记·管蔡世家》不厌其烦，将十兄弟的名字和归宿一一例举。并记载说周公东征后，“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这里，司马迁用词很讲究，武庚是有罪被杀，所以是“诛”。管叔只是被杀了，罪不罪的还在两可之间。而蔡叔呢？虽然被放，但只是从蔡城（城即国）之中被请到城外，《尚书》上说是“郭邻”，外城之邻，在大土楼的外边、在二环外筑了个小土楼，后世有“金墉城”，估计与此类似。周公的态度并非决绝，说还给了“车十乘”。按，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另配后勤25人，这是一乘。一乘是百人，十乘就是千人。这是王族，亲兄弟，无论如何，必要的卫戍还得是有的。另，“徒七十人”，一说是配备了70个犯人作为随从，但我以为，徒也可作追随者来解，即，蔡叔被流放之时，有70个死忠之士追随。这并非不通，单看怎么看待这个三监之乱。如果说三监是小人，没有能说服自己的、出于道义的动机，仅仅是造反以谋取王位，那么只能解释为这三个人是傻子，大好局面不好好加以维护，非要自乱阵脚。和后世不同，在西汉七王之乱与明朝靖难之役时，天下也已经姓了刘和朱，内部再怎么折腾，天下不会给外人拿走。而三监之乱时，天下还没有姓姬，太公姜尚还在和莱夷死磕。试想，以周人全族的力量，奋斗了若干代，也只是偷袭了殷人的首都，且这才仅仅过去四年，天下究竟鹿死谁手，还不是定数。所以，以其三人之力，就可以压服诸侯与四夷吗？况且就算胜利了，三人与武庚又如何分成？若非要有一个胜出者，岂不是又要骨肉相残；若三分天下，那么与现状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因此，三监应当另有动机，就是，他们真的认为周公代行王政是谋逆，是原则性的问题，做不得妥协。《史记·鲁周公世家》上的行文是：“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我想司马迁的笔法，其用意很明白，就是周公真的登基了，践阼就是登基。这个行为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不可否认；至于细节问题，当时就是糊涂账，后人就更无法知其详细了，只能根据后来周公也确实还政于成王这个事实，对其最初的登基，抱着善意的同情和理解。悲剧，就是每个人都朝着对的方向努力，却得到一个坏的结果。我想，这一层悲哀，蔡叔最后也体味到了，所以，没多久就郁郁死于迁所。
而周公显然也体味到了这层悲哀。就算曾经他或许真有那么一刻想索性自为天子，此时那念头也烟消云散。骨肉相残，渔利的只有殷人。三监不是作乱这么简单，他们自有其高尚动机，但彼此间的理解来得太晚，一切都悔之晚矣。所以《史记·管蔡世家》上说蔡叔度既迁而死之后，周公先是以其子蔡胡为鲁之卿士，后又奏请成王重新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而其余五个兄弟，都让他们去各自的封国，为一方之君，不再就近侍奉天子。这五个兄弟，自然也包括那个曾“三年不齿”的霍叔小八。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这是《诗经·豳风》中的一首，据说这是描写周公东征回来的诗句。从中，看不到得胜的喜悦，只是无尽的悲凉。因为，周公与三监既然是兄弟，那么随双方作战的普通将士，大约也是骨肉袍泽。朱熹等人认为，该诗的作者就是周公，但就算不是吧，也极有可能是相关的当事人。同室操戈，所为何哉！好在最后双方终于能彼此理解。蔡胡，《史记·管蔡世家》上说他“率德驯善”，应是出于蔡叔度的教导，如果蔡叔度没有想明白并向其子说明白兄弟间悲剧的由来，但凡有那么一两句要求子孙复仇的遗命，姬氏的天下，岂能太平？手足相残的悲剧，估计还得继续上演。
“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这是《小雅·棠棣》中的句子。《棠棣》，是中国第一首歌咏兄弟之情的诗，有人认为是召公所作，也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而为召公或者召公的后人咏之。不管怎么说吧，诗的作者似乎是对这一事件做出总结，毛诗序说：“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如此，所有的恩怨似乎都在棠棣之花的飘落中得到了和解，这当然是一个好的结果。
蔡胡，或许是个美髯公，自他以后，蔡国作为周天子的屏障，一直拱卫着南疆，坚持了600余年，直到为楚国所灭，连上蔡叔度，传了26任国君。又过了不到200年，已经沦为小国并且又不争气地分裂为东西两部的周国——已不能称之为周天子了，彻底为后起之秀，西来的虎狼之秦所灭。
秦吸取了周的教训，不再分封子弟，权力全部集中于皇帝之手。但是，却让皇位比王位更加令人动心。太子扶苏，接到赵高伪造的诏书，明明知道是伪造，但宁愿自杀，也不兴兵，尽管当时其身边的蒙恬有30万军队。扶苏的用意是，宁愿让人们觉得自己有罪自杀，也不想辩诬显得父皇失察，更不想和自己的弟弟胡亥争夺天下。
但是，戍卒叫，天下反。防了自己人半天的秦室，忽然发现兄弟凋零，事急矣，却没有出头的兄弟。然后是楚，然后是汉，然后是新，然后又是汉。汉灵帝有两个儿子，刘辩和刘协，后宫各自站队，喋血宫门，然后就是曹魏，七步诗就是兄弟相残的产物。再然后，毫不体会祖上曾有司马师和司马昭两兄弟合作的典范，司马氏的子孙打得更加热闹，说是八王之乱，其实不止八王。这一乱，乱了整整300年，到隋朝才刹住车。
杨广是个帝辛式的人物，帅哥、文青、造梦家，征高丽，幸扬州，还修了当时的高铁：大运河。这一折腾，天下就改姓李了。在改的过程中，李世民劳苦功高，李渊的子公司里，业绩最好。然后，兄弟反目，李世民当国。再然后，李世民的儿子们又反目，李治胜出。李治在嫡子中排第三，本来无心皇位，却得到了国舅长孙无忌的鼎力支持，无忌跟妹夫说：李治宅心仁厚，若得贤良辅翼，在治天下的时代，可为守成之君。
很有道理不是？
但是李治却并非一味守成。他于649年22岁登基，驭极34年，期间，唐的版图最大，统治也最稳固。破西突厥，灭高句丽，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以及女英雄樊梨花这一系列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传奇都发生在此时。甚至，还发生了后人所谓的第一次中日战争——白江口海战，唐与新罗联军大胜，《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记载，唐军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自汉魏之际，中国人打了四百多年内战，如今终于能全力对外，统一在一位年青帝王的麾下。四百多年的熔炼，无论是五胡彪悍，还是六朝风流，无论是索虏，还是岛夷，此时都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唐人！国君是青春的国君，国民是青春的国民，整个共同体洋溢着一种昂扬勃发的精神，大家都渴望着建功立业！初唐四杰，王杨卢骆，骆宾王的句子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卢照邻的句子是：“雕弓夜宛转，铁骑晓驂驔。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以及“卧壑迷时代，行歌任死生。红颜意气尽，白璧故交轻。”王勃的句子更有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实王勃的意境来源于曹子建，曹诗云：“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而杨炯的诗则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把杨炯的诗放在最后说，我是为了突出“宁为百夫长”这句。这句颇有汉代班定远投笔从戎的神采，唐人与汉人，相遇了！
此外，我还想引出一个人。
669年，唐立国41年，高宗在位第20年，因东南“蛮獠啸乱”，朝廷命归德将军陈政（时年53岁）入漳。陈政兵寡，奏请增兵，朝廷允准。次年，陈政之兄陈敏、陈敷奉母魏敬（一名魏箴，当为同音）并携子元敞、元扬及陈政之子元光，率子弟五十八姓三千军校从光州固始南下。看，亲兄弟，父子兵，之所以扶老携幼并带了如此之多异姓之人，其目的就是为了互通婚姻，落地生根，长期屯垦，自给自足。陈元光《候夜行师七唱》一诗中说：“男生女长通蕃息，五十八姓交为婚。”
值得一提的是，队伍行至今之闽、浙、赣交界的须江（今江山县）时，水土不服，又遭遇瘴疠，主帅陈敏、陈敷兄弟及其子元敞、元扬病殁。所以，有人主张就此返回原籍。在队伍行将溃散之际，魏敬夫人强忍丧痛，说服众人，奉陈政之子年仅十四岁的陈元光为帅，以七十一高龄督师前行，驰援幼子陈政。
而负责警卫元光安全的人之一，就是一名百夫长，名叫：蔡彧。蔡彧，字德明，与其堂兄蔡长眉（字德轩）当时同在军中。
河出伏流，蔡姓人本为周天子戍守南疆，这差不多过了1700余年，又出现在南下的队伍中。按，蔡彧为贞观十八学士之一蔡允恭之侄，而后者为蔡叔度第52世孙，如是，则蔡彧为蔡叔度第53世孙。入漳后，有战有守，最终，蔡彧屯驻在万松关以东的四望山。万松关，明末为防倭所建，乡人于此曾遍植松树，因而得名，厦蓉高速西去所经的第一个隧道也开凿于此。这里，位于九龙江两条支流北溪与西溪的交汇处，往东南十里就是入海口，再过去，就是月港，晚明四大港之一。逆北溪西溯四十余里，则是揭鸿古道，唐代筑有揭鸿塞，唐慕容韦《度揭鸿岭》诗曰：“闽越曾为塞，将军旧镇营。”据说，这里就是陈元光入漳后一度的驻所，若确实如此，那么，蔡彧当为元光的左翼，他所驻守的四望山，东去二十余里，位于今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的洪岱村。烽烟稍歇，化剑为犁，他和他的部属，就成了角美最初的开拓者，筚路蓝缕，生生不息。角美大姓，多源始于此，而蔡彧，则是洪岱蔡氏的第一代。
斗转星移，历史快进至2015年03月07日。
这是一个周末。午后，我们几个当代的角美人，拜蔡兄之厚意，得幸先是凭吊于德明公长眠之所，后又来到九龙江北岸的蔡店村，来到供奉有德明公的蔡氏宗祠。墓庐半为新建，原先的其地上部分在1970年左右被拆除，地下的拆不动，设有机关，一拆则梁颓柱坼，伤人性命；——作罢。所以，今天的人们才能知道其确切的地点，在遗址上弥补其不肖。
宗祠则未加整饬，有点破败。但仔细看来，最初，这些砖石、梁柱、门窗、雕绘，都是极为精致的，只是后来乏人打理。大家都被其中的一块断碑吸引，题款者是清乾隆时的蔡新，为蔡彧墓道碑。碑上书法甚是雄厚，但碑却被人为地凿断了，这自然也是1970年前后所为。碑上凿孔洞然，——应该留着。因为，如果当时将其凿断是凿断历史的话，那么现在若把凿痕抹掉，同样是抹煞历史；不懂事时，有勇气凿断，懂事了，就更应该有勇气把当初的不懂事留着。关于蔡新，蔡兄介绍，此人曾经担任过五部尚书，刑、工、礼、兵、吏，除了户部；深得乾隆帝信任，曾为四库全书正总裁之一，还为皇子们讲过课，课程的内容，除了经籍，还有数学！乾隆五年，荷兰人在印尼制造了红溪惨案，屠杀华人，朝廷原拟禁绝与南洋通商，而蔡新以为事关民生，几十万人赖以衣食，故应“静加察查”，若荷兰人继续为祸，也只须断绝与其一家的贸易。朝议遂不得行。蔡新虽然没有自由贸易的理念，但从民生出发，居然殊途同归。
宗祠前，是一大片菜地，几只家禽在喃喃自语，鸟儿在树上快活地跳来跳去。天气有点阴，不远处有两三村民，忙着自己手里的活儿。
庭园寂寂，不论蔡德明经历过怎样惊心动魄的厮杀，也不管蔡氏的初祖蔡叔度有过怎样刻骨铭心的教训，似乎离现在的人们很远了。
而我站在门外，往事越千年，一幕幕仿佛为我所亲历。
人口滋长，必然扩张。扩张到人家的边界上，就会发生矛盾。无论是殷人征服东夷，还是被周人所征服；也不论是唐人继续南下，与所谓“蛮獠”作战，还是迁移到印尼的华人，被荷兰人所屠戮，最基本的一个起因，都是为生存而战。但为生存而战，就要消灭对方——这个，是必然的吗？
为生存而战还说得过去，可是自古以来，亲兄弟在打了天下之后，又反目成仇，也是必然的吗？天无二日，皇帝只有一个，这是个零和游戏，但是，如果让那些屠戮了自己亲骨肉的人临终前来选择，恐怕还是最怀念创业时，大家都未发迹的时候吧？万乘之君与百夫长，还是百夫长快乐一些。世界那么大，游戏的玩法也很多，何必要玩零和游戏呢！蔡叔度和蔡德明，还是蔡德明的一生更值得向往。四望山下跑跑马，九龙江里打打鱼，或许一辈子不能闻达于诸侯，死了也不能留名青史，身前身后皆寂寞，但在西晋八王之乱初起时因莼鲈之思留下典故的张翰就曾经说过：纵有后世名，何如即时眼前一杯酒！张翰，时人号为江东步兵，因其为江南吴人，言行又颇类阮籍。巧了，万松关下，就有一座桥叫江东桥，又名虎渡桥，传说是水深流急，无法下桩，得以建成，还是看见一只叼着幼崽的母虎三跳两跳，如水上飞一般，从容过江，才知道老虎落脚之处，有暗礁在水下。江东桥动工于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当时理宗赵昀刚刚因四年前权臣史弥远之死而摆脱控制，三年前又联合蒙古灭了龟缩到蔡州城的世仇：完颜氏的金，而理宗32岁，正富春秋，国事颇似可为。此时，距蔡彧随元光入漳，是666年；六百多年来，人力已经增殖到足以完成这样一个大的工程。须知，江东桥是一座石桥，全由长六丈开外、宽与厚在五尺以上的石梁构成，其中最大的一根长近24米，宽一米七，厚一米九，重逾200吨。想想蔡彧等人初入漳时，只能从上游扎个木筏斜漂过江，不知，这算不算文明演进的标志？
同行的人问我怎么看待唐人与“蛮獠”的战争，我想，这大概和原住民自由惯了，不想纳税服役有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中原的华夏族，也有这样的逻辑和理由，那么理解四边的“他者”，应该也不是一件难事。况且风俗不同，生产方式不同，你的所谓先进，在他人看来，未必不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中原人到了四边，要发展农业，可没准这里正兴高采烈放火烧荒呢，那里已经惊呼这真是一群野蛮的入侵者。百度一下，能在地图上搜到十个火田村，陈政在漳州的火田是其中之一。
所以看问题要两下看。正如管、蔡、霍三公有其能说服自己的正义的动机，那么所谓“蛮獠”也应该有自己的逻辑，其逻辑力量之强大，应当不亚于那些投笔从戎的年轻人吧！霍去病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满江红》则曰，笑谈渴饮匈奴血；但匈奴里面也应该有一位年少的将军，会说：汉儿未灭，何以牧为！他们的艺术家，也会把宋理宗的头盖骨拿去做了喝酒用的碗。
其实汉人和匈奴应该是兄弟，太史公《匈奴列传》上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应当并非附会。谁知，当初后稷也就是那个叫做“弃”的其子孙与戎狄杂处转战四野之时，又有多少被弃而流落到异族领地、被杀或被收养的儿女呢！而我相信，本就是兄弟的双方经过这两千年的混血，也早就成为兄弟了。纯而又纯的人那里去找呢？说自己是某某人第几十代子孙，少部分人有翔实的记载，大部分人恐怕因为各种变乱，早把牒谱丢的丢，残的残了。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立宗祠、修牒谱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团结，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每个人不仅有小宗，还有大宗。就像周公，他要效忠的对象，不仅有武王和武王的儿子成王，还有周人的三代先王，太王、季历和文王。
氏上有姓，小宗之上有大宗。
但要维持大宗的团结，不是消灭小宗，而是尊重之，保护之。
殷人是拜鬼的，特重祭祀，甚至不惜用人牲。但贵族爱其家，敬其祖，那些被牺牲的奴隶就没有家，没有先祖吗？所以，反思克殷以来的教训，周公才提出敬鬼神而远之、敬天保民的思想。如果说，克殷之初，对武庚的分封还有策略的考虑，那么周公东征之后，对微子的分封则完全是出于理念了。《史记·宋微子世家》上说：“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後，奉其先祀”。除了让自己的五个弟弟各归其国外，周公还广建封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襄王大夫富辰（富姓始祖，封地在富，姬为姓，富为氏）的话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咸，都、全，引申还有和睦的意思。这里，广建封国不仅仅是拱卫周天子，这是一方面，是“用”，是表面的；实质上“体”的一面还在于尊重差异，尊重每个人心里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图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先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为了大共同体的存在，就必须容忍小共同体的存在，承认并且保护他们的差异。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论语·尧曰》云：“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公羊传·僖公十七年》也有说：“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后世的帝王对此习焉不察，定鼎之后，也会学文武之道搜求前朝后裔，作为二宾三恪，但有些独夫连其一母同胞都无法容忍，枉费精神弄这些花样，沐冠而已。
尊重他人，他人才会拥戴你。《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之子伯禽受封到鲁国，三年才来汇报。周公问：“何迟也？”伯禽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太公姜尚上任，五个月就来述职。周公问：“何疾也？”回话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所以，后来听了伯禽迟报的原因，周公长叹息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而果然，姜太公为政，愿者上钩，其治国也，因其俗，简其礼，甚至都没有把周人的农业搬到齐国，而是因地制宜，盐碱地，人力又不足，那就干脆勉励妇女做好针线纺织，极力提高工艺水准，并把鱼盐外销，于是，人才和物资，都流入齐国，齐国制造风行天下，海岱之间的诸侯则整理好礼服的衣带，来朝拜齐国。
所以，柔软的舌头反倒比坚硬的牙齿更能持久，强力与战争只能伤人伤己，不能让人心服口服。比坚船利炮更有力量的，是茶叶，是瓷器，是丝绸。从蔡彧戍守过的四望山，往东南望去，是九龙江的入海口，是月港，是明后期的大商埠，是贸易中心。明朝后期，中国国内的白银忽然多了起来，以至于白银成为通行的货币。为什么？因为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所以盛产于美洲的白银流入菲律宾后，又随着季风流入中国。季风，trade wind，贸易风，又叫信风，当时的人们靠风力驱动商船，往来贸易。而中国以其优质的商品，在贸易中处于顺差的地位。郑和之后，中国人并没有闲着，而是军用变商用，官方转民间。白银成为通货，就是最有力的铁证！
今年，是蔡彧入漳1344年，是郑和下西洋首航610年，也是漳州台商投资区设立第17年及成为国家级投资区的第四年，更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提出的第三年。抚今追昔，难道不应该兼爱、非攻，尊重彼此的差异，祈愿海峡两岸成为兄弟，南海两岸成为兄弟，乃至太平洋两岸成为兄弟吗？化铁马为茶马，化鸣镝为驼铃，化火炮为礼炮，化战船为商船！
不要作征人的百夫长，而要作商人的百夫长。
商人，就是殷人。战场失意的殷人，却因其商场上的征伐而活在口语中。
不可否认，商场上也有征战，商场上也有敌人和同盟，所以俗话说，生意好做，关系难搁。可是关系再难搁合，也不能打，还是得靠协商，靠做生意。
如此，才能如周人史诗《诗经·大雅·绵》所祈愿的：绵绵瓜瓞，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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