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新(公元1707～1799年)，字次明，号葛山，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人。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进士，历任兵部、礼部、吏部尚书，在职近50年。当他在家乡欢度80寿辰时，高宗弘历御书“盛世耆英”以赐。高宗八旬庆典（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蔡新已84岁，尚能入京祝贺①，高宗在同乐园设宴招待，并赋诗赐他。诗曰：“只问苍生待忠告，相看白发尚依然。六千里岂江山隔，一片心原上下联。”高宗与蔡新的君臣关系，史所罕见，至今传为佳话。

  “只问苍生待忠告”一语，系指早年蔡新复信回答大学士方苞向他征询的一件朝议大事而言。时过半个世纪，高宗仍怀念不忘。
  原来，早在乾隆六年②(公元1741年)，“噶喇吧番众杀汉商，闽大吏上其事，请禁止南洋商贩以困之。议未定，大学士方苞知新有经济略，致书访问。新复书谓：‘南洋事诚不法。然汉商皆违禁，久居其地，自弃化外，名虽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异，揆之国体，实无大伤。闽粤船不下百十号，每船大者造价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势必亏折耗蚀，又弃民间数百万之积矣；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资，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此其病在目前者也。数年之后，其害更甚！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蹙而已。此重可忧也！愚以为未须遽行议禁，且令沿海各文武官，於商船回时再加询问，果其悔悟前非，加意周旋，则是彼不敢与汉商为难，又何责焉？如果轻侮汉商，则但禁噶喇吧不与通，其余南洋诸国，如口君口代、宋腒朥、佛柔、六昆等处，仍听民便。’遂议不行。”③
  上引资料说的是，当时由于荷兰殖民者在噶喇吧杀害华侨商人，引起清廷议行禁止南洋贸易一事。而蔡新认为，若一概禁止对外贸易，对于国计民生有诸多弊端，海船废弃，货物损失，船工(含搬运工)失业，外汇断源，经济事业将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不仅眼前有害，而且长远更有害无利。并提议先调查实情、再慎重处理的办法。结果，朝廷采纳了蔡新的卓识远见，没有实行严厉禁绝对外贸易的轻率举措。
   以下，就蔡新这一对外贸易观点，作一些历史根源上的探讨和评议：

  一、明代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潮流

  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明朝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设市舶司；是年九月以倭寇猖獗；三市舶司同时裁撤。明初市舶，专指贡舶。即只许外国使节所乘船舶(称贞船)驶来中国，并准附带商货。一般商舶禁止进口，中国商船不准出海。到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其中福建市舶提举司于成化年间由泉州迁往福州)，各设若干官员，管理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封建政权严格控制下的官方海上贸易，它在经济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采办“海外奇珍”，满足他们奢侈腐朽生活的需要。在政治上是为羁糜海外诸国，建立宗主国地位的。朝贡贸易受到封建制度的诸多限制，如入贡时间有定期，琉球二年一贡等。贸易地点也有限制，如福州只能进琉球的贡船；入贡时的人数与船只也有限额，如安南、琉球每次朝贡人数限为100～150人。这些制度束缚了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明中叶后，朝贡贸易走向下坡，至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在官方海上贸易日渐衰落的同期，私人海上贸易发展起来。福建沿海私商，纷纷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器，远航到海外各国，与番舶夷商货贩方物，收买奇货，满载回航，获取暴利，即使明朝政府严加禁止，处以充军、死刑。尚犹结党成风，私相贸易。私人海上贸易与官方海上贸易有3点不同：一是，官方海上贸易主要是为着在政治上扬威异域；私人海上贸易则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其二，官方海上贸易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封建隶属关系；而私人海上贸易船上的舵工、梢工都是商人招募来的，商人与船员之间是雇用关系。第三，官方海上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统治阶层需要的高级消费品，私人海上贸易的商品，大部分是平民的日常用品。由于海上贸易的竞争，逐渐形成许多私人海上集团，如漳州月港的张维等“二十四将”，洪迪珍等所谓“倭寇”首领，实际上就是海商集团的头头。
  嘉靖以后的隆庆、万历年间，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海禁，私人海上贸易表现为规模大、人数多、足迹分布广。福建海商（其中漳属海商颇多）足迹遍及东西两洋，东起日本，中经南洋群岛，直到阿剌伯半岛，甚至到达非洲东海岸，出没于世界各个港口，经营海外贸易。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官方统计，仅月港一地领取商引、缴纳税收往东西两洋的商船，年均在百艘左右；还有一些没有领引而私自出海贸易的走私商船。对外贸易十分繁荣。
  万历以后，漳州月港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海外贸易逐渐衰落，后来为新兴的厦门港所取代。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红毛寇澄（即海澄，月港所在地），沿海居民，望风逃窜。”特别在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澎湖以后，其武装船只横行于台湾海峡，对月港海商威胁更大。月港海舶“格于红夷，内不敢出，外不敢归。”
  天启、崇祯年间（公元1621～1644年），郑芝龙以泉州石井为据点，纵行海上，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海商集团。当时，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许往来。欲得往来航行权的海商，“每例三千金”，郑氏岁人千万计。明末清初，郑成功占领厦门以后，政治上“反清复明”，经济上十分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山海两路，各设5大行商，党羽多至50～60人。每年从厦门前往日本、南洋各地的商船有70～80艘，贸易额达250万银元左右，成为“养兵10余万”的一项重要财源。
  明初至明末，海外贸易先从朝贡贸易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又从私人海上贸易发展为垄断性质的海商集团。应该可以说，是从资本主义萌牙向资本主义垄断逐渐转化的过程。由于明末海上贸易受到郑氏家族的操纵，从经济上、政治上危及清朝的统治，因此，自清军入关以后至清朝统一台湾以前，清廷对东南海上贸易实行严禁政策。

  二、清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的外贸政策
  清世祖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代皇帝④。他君临天下时还是不满6岁的幼童，由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在位18年，亲自主政仅10年。顺治的18年间（公元1644～1661年），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反清斗争始终不断（如郑成功在台湾的抗清斗争等），清廷在政治上对人民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在社会经济上实行“封山禁海”，唯恐人民深入山林，组织反清武装，害怕沿海人民同海外接触，引起动乱。因而禁民出海谋生，严令“片板不准下海”，违者严惩，直至死刑。不过，清廷在顺治期间，实现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领土的统一，为康雍乾时期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夜间，福临病死。他的年仅8岁的第三子玄烨继位，是为清圣祖康熙皇帝。这一年，郑成功从厦门率军渡海征台，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朝派遣施琅率军攻灭郑氏政权，统一台湾。次年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至清末改府为省），并下令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又指定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4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蔡新生于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时已开禁20多年。至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蔡新9岁、即开禁32年时，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英人来华贸易趋于正常化，其贸易总值已超过欧洲国家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居外商中的首要地位⑤。
   海禁开通后，康熙帝听说闽广等省份许多贫民借着出海机会流徙南洋，有的人把新造海船卖到国外，更有人将米谷等物私贩出海，这又使玄烨忧虑起来，甚至产生某种威胁感⑥。遂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下诏明令禁止我国海船到南洋贸易。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45岁的胤禛(康熙帝玄烨的第四子)正式继承皇位，是为清世宗雍正帝。胤禛执政仅13年，在对外贸易上沿用康熙时期比较温和的政策。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蔡新考中举人，时年26岁。

  【注】：
  ①清高宗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八月十三日，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正是他的80(虚岁)大寿。时蔡新已84岁高龄，仍不惜远途奔波入京祝贺。
  ②光绪版《续漳浦县志·人物》(蔡新)条作“乾隆六年，噶喇吧番众杀汉商，闽大吏上其事，请禁止南洋商贩以困之。”而张兆基等编著的《漳浦历史名人传略》蔡新传中，则作“乾隆五年，噶喇吧(今属印度尼西亚)发生荷兰殖民者屠杀华侨的惨案。隔年，福建大吏上报此事。”二者记述的年份情节，有所异同；但系同一事件，只是所述过程有所不同罢了。
  ③引号内的文字，摘自光绪版《续漳浦县志·人物》（蔡新）条原文。
  ④⑤⑥⑦均摘自左步青主编《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出版，199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74页、211页、143页、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