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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谏精英 怀忠斗奸——蔡京窃国乱政纵谈之二
蔡京天资凶谲，作恶多端，故始终为台谏（御史与谏官）精英们所注目，成为众矢之的，屡次中靶而落马。大起大落，既仆辄起，成为其仕途之一大特色，为古代大臣中所不多见。蔡京作为恶势力之代表，怙恩恃宠，盘根错节，不甘拱手让位，退出政治舞台。一批台谏精英，孤忠直论，气节侃侃，刚正不挠，无少畏惧，苦斗奸贼，终将蔡京拉下钧宰宝座，明正典刑，谱写一曲正义激战邪恶的壮歌。
论 逐 权 奸蔡京于宋神宗熙宁末年入朝，元丰末升为权知开封府，野心勃勃，开始参与高层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他在激烈的斗争中，极力钻营，朝秦暮楚，翻云覆雨，唯权是图，尽现其投机政治之性。他借助胞弟蔡卞之力，于绍圣初入为权户部尚书，升翰林学士兼侍读，觊觎执政之位，不久擢翰林学士承旨要职。朝中有识之士，已见蔡京其奸，予以揭发。并在大臣韩忠彦，曾布的排挤下，致其仕途不时受挫，终于徽宗即位初期被夺职，闲居杭州。蔡京仕途风波，主要是朝廷政客们倾轧权力所致，而几位忠直敢言的谏官，忠于职守，参劾凶邪，亦具激发作用。
哲宗元祐初，蔡京于权知开封府任上，追随保守派司马光，积极恢复差役法，借以保官。御史论其“挟邪坏法”及徇私行径，遂出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徙成都府（今四川省）。谏官范祖禹论其“不可用”，致被多次改官。
诏圣初，蔡京权户部尚书任上，中官裴彦臣建慈云院，蔡京与其勾结甚深，强行毁人居室，以讨好裴。室主控诉于朝，诏御史劾治。监察御史常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轻者，中官豪横，与待从官相交结，同为欺罔，此之奸状，恐非法之所能尽。愿重为降责，以肃百官。”判罪定案时，宰相极力主张处以罚金了事。常安民论蔡京，称其“奸足之惑众，辨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否。内结宦官，外连台谏，合党缔交，以图柄任，一不附己，则诬以党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蔡）京党过半，陛下不可不早觉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无及矣！”当时，蔡京之奸刚开始萌芽，人多未能料及，唯独常安民首先揭发之，可谓知人之明，识奸之精，为朝论所推赏。徽宗即位后，欲起用为谏官，为宰相曾布所阻。
哲宗元符初，以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蔡京觊觎执政之位，终于升为翰林承旨。其间，受命查治文及甫案，借机诬陷元祐老臣，欲以“大逆不道”罪论诛之。徽宗执位后，向太后听政，同处军国大事。殿中侍御史龚夬论蔡京曰：“蔡京治文及甫狱，本以偿报私仇，始则上诬宣仁（皇后），终则归咎先帝（哲宗），必将族灭无辜，以逞其欲。臣料当时必有案牍章疏，可以见其锻练(罗织罪名)附会。如方天若（仙游人）之凶邪，而（蔡）京收置门下，赖其凶险，以为腹心，立起犴狱（牢狱），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蔡）京与天若为之也。愿考证其实，以正奸臣之罪。”可是，朝廷将龚、黄、方三人皆去职。左司谏陈瓘谏曰：“绍圣以来，七年五逐言者（谏官），常安民、孙谔、董敦逸、陈次升、邹浩五人者，皆与（蔡）京异议而去。今又罢（龚）夬，将若公道何！”遂草疏议蔡京之恶。疏未及上，向太后已归政。陈瓘又言外戚向宗良兄弟，与侍从、希宠之士交通，漏泄机密，使物议藉藉，谓皇太后至今仍然预政。陈瓘却被以“言虚诞不根”罢为监扬州粮料院。陈瓘初不知被问责，复求翼日拜见皇上，閤门不许，即递交箚子四章奏之。其三、其四均论蔡京罪恶。徽宗密遣使赐以黄金百两慰问陈瓘，向太后亦命勿急于去，旋改知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县）。时陈瓘已出国门，即于都门外上章辞免，曰：“臣昨所进箚子，请正蔡京之罪。陛下若以臣言为是，则当如臣所请；若以臣言为非，则重加贬窜，乃得允当。所有知无为军敕，不敢祗受。”诏不许辞免。谏官任伯雨亦上书皇太后，乞请暴露蔡京之恶，召还陈瓘。
殿中侍御史陈师锡进谏曰：“（蔡）京与弟（蔡）卞同恶，迷国误朝。而（蔡）京好大喜功，锐于改作，日夜交结内侍、戚里，以觊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乱自是而分，祖宗基业自是而隳矣。（蔡）京援引死党至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恶，缙绅不齿，岂可滓秽史笔？向宗回、宗良亦阴为（蔡）京助。是皆国之深患，为陛下忧，为宗庙忧，为贤人君子忧。若出之（蔡京）于外，社稷之福也。”徽宗曰：“此于东朝（指皇太后）有碍，卿为我处之。”师锡对曰：“臣当具白太后。”遂密奏太后，言：“自昔母后临朝，危乱天下，载在史册，可考而知。至于手书还政，未有如圣母，退抑谦逊，真可为万世法。而蔡京阴通二向（宗回、宗良），妄言宫禁预政，以诬圣德，不可不察也。” 师锡很快被改官为考功郎中，调离言职。师锡抗章言曰：“臣在职数月，所言皆当今急务。若以为非，陛下方开纳褒奖；若以为是，则不应遽解言职，如蔡京典刑未正，愿受窜贬。”终被贬知颍州（今安徽阜阳）等地。
宋徽宗赵佶执位后，初欲使两派并存，折中至正，消释朋党。向太后归政后，大政方针仍一时难定，对蔡京并不看好。故对言官所论蔡京之恶，有所认同，致蔡京仕途日益滑坡而下。先是罢为端明、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今属山西），因其弟蔡卞极力斡旋而未赴任。向太后亦命徽宗暂留蔡京修史，待事毕再去。蔡京治史无心，极力夤缘攀附，无奈名声不佳，谏官交攻，再以龙图阁学士贬知永兴军（今湖南郴州），未上任又改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仍托辞迁延到任。仙游籍资深侍御史陈次升参劾曰：“臣伏见新除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蔡京，顷在翰苑，倚势作奸；自除边帅，即怀怨望。臣僚屡有弹奏，不蒙显谪。今除知江宁府，仍领端明殿之职。采之众论，谓（蔡）京负朝廷至深，朝廷待（蔡）京何厚！伏望重行黜责，以示至公。”终于致蔡京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一时跌至谷底。对蔡京而言，可谓大耻大辱，然而不甘沉沦，“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滥 权 报 复崇宁元年（1102）七月，宋徽宗决意起用蔡京，拜尚书左仆射，二年正月，进右仆射，由逐臣跃身宰铺，独擅国柄。对昔日言臣御史之论列参劾，耿耿于怀。于是大打出手，疯狂实施政治报复，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
原殿中侍御史龚夬，被以建言“乞正元祐皇后（孟氏）册位号及元符皇后（刘氏）不当立。”之罪，削籍，编管（宋代对罪臣，轻者送某州“居住”，稍重曰“安置”，又重曰“编管”，即在指定之地，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削籍，即革职，官籍除名。）房州（今湖北房县），继徙象州（今广西象州），再徙代州（今广东化州）。史称龚夬“徒步适贬所，持扇乞钱以自给。”崇宁末蔡京罢相，后逢赦令得归，卒年仅五十五岁。原侍御史陈次升因论蔡京、蔡卞之奸，先是以宝文阁待制贬知颍昌府（今河南许昌），继降为贤殿修撰，又落职，除名徙建昌（今江西南城），编管循州（今广东龙川）。政和中，蔡京再度被罢相，用赦恩复旧职。原谏官任伯雨，因上书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恶，被蔡京削籍编管通州（今属北京），再徙昌化（今浙江临安）。原监察御史常安民，因首发蔡京之奸，被打入“元祐党籍”，流落二十年。
右司谏陈祐，元符末曾论蔡京、蔡卞及邓洵武等人奸罪，忤旨，原通判滁州，蔡卞乞编管澧州（今湖南澧县），徙归州（今湖北秭归）。
原左司谏陈瓘，因草疏论蔡京奸邪，于崇宁中除名，窜袁州（今江西宜春）、廉州（今广西合浦），移郴州（今属湖南），稍后复官宣德郎。时其子陈正汇在杭，向官府告发蔡京有动摇东宫疑迹。杭守蔡薿乃蔡京死党，将正汇执送京师，并先飞书报告蔡京预谋。遂将陈正汇下开封府诏狱，并逮补陈瓘。开封府尹李孝称逼使作证陈汇所告为“妄言”，陈瓘曰：“正汇闻（蔡）京将不利社稷，传于道路，瓘岂得预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为妄，则情有所不忍；挟私情以符合其说，又义所不为。（蔡）京之奸邪，必为国祸。瓘固尝论之于谏省，亦不待今日语言间也。”内侍黄经臣临场审讯，闻其辞失声叹息，谓曰：“主上正欲得实情，但如言以对可也。”判罪定案，正汇乃以“所告失实”流放海岛，陈瓘亦安置通州（今属北京市）。
蔡京等修撰国史时，曾以王安石私人《日录》改修《神宗史》，陈瓘著《尊尧集》，揭其“尊私史而厌宗庙。”行径，对所记载一一辨析，深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直指章惇、蔡卞、蔡京之奸。徽宗闻知此书，下政典局宣取。陈瓘遂以表进，乞于御前开拆，以防奸人作伪。陈瓘又被徙往台州（今属浙江），并遍令所过州县出兵甲护送。至台州后，每十日一报告，且命凶人石悈知州事。石悈视事次日，即遣兵官突来陈瓘居所搜检行李，挟持陈瓘至郡庭，大陈刑具，以死威胁之。陈瓘揣知其意，大声问曰：“今日之事，岂有帝王之旨耶？”石悈一时失措，应曰：“有尚书省箚子。”出示给陈瓘看。箚子所行，盖取《尊尧集》副本。陈瓘曰：“然则朝廷令取《尊尧集》尔。然而何必如此。追瓘至此，复欲何为？使君可知‘尊尧’之立名吗？以神考（神宗）为尧，主上（徽宗）为舜。助舜尊尧 ，何得为罪？时（宰）相学术浅短，为人所指使。君（指石悈）所得几何，乃亦不畏公议干犯名分乎？请具申瓘语，将就显戮，不必以刑狱相恐。”石悈不待陈瓘言毕，屡揖陈瓘退去。事后，语人曰：“不敢引其说，尚自如此。良可畏也！”所以虽对陈瓘窘辱百端，终不能害之。宰相认为石悈畏怯，将其罢官。陈瓘在台州五年，乃得自便。后复为承事郎，徽宗令再叙一官，仍与差遣。执政持不行。卜居江州（今江西九江），复有人诬陷之，以至不许随意出城。忽又令移居南康州（今广东德庆），才至又令移居楚州（今江苏淮阴），陈瓘原与蔡京有笔研之旧。对其甚为憎恶，尝对人言：“蔡京若秉钧轴，必乱天下。”一日朝会，杲（明亮）日照耀，众莫敢仰视，蔡京却注目久而不瞬。陈谓同僚曰：“此公真大贵人。”有人曰：“公明名其贵而议论之，间有不恕，何耶？”陈瓘诵杜诗对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宋史》称：“（陈）瓘平生论（蔡）京、卞，皆披摘其处心，发露其情魔（邪恶），最所忌恨，故得祸最酷，不使一日少安。”陈瓘为太学博士，在哲宗时尝以胆略与学识，一举挫败蔡卞死党、太学正薛昂、太学录林自，策划销毁司马光《资治通鉴》版本的阴谋，使这一历史巨著得以传世，功莫大矣！
蔡京窃弄国柄，对陈瓘等一批忠直台谏实施政治报复，既为雪旧恨，亦为其擅权乱政扫除障碍。其奸由此可见一斑。
不折不挠古代帝王，至尊无上，虽为“天之骄子”，仍不免与生俱来的诸多人性弱点。故先圣置设言官谏臣，规谏朝政得失，为君主拾遗补阙，以减少失误。然而，君主能够听谏从善者，实属凤毛麟角。大多于国势危急、天怒人怨之时，迫于保国固位，方作出姿态，有所听纳，以缓解政局危机，保全帝位。恰如宋徽宗即位初，以日食求言，浙江巨州人、卫州（今河南汲县）通判王焕之，用大臣交荐召对，建言：“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今国家每下求言之诏，而下之报上，乃或不然，以指陈阙失为讪上，以阿谀佞谄为尊君，以论议趋时为国是，以可否相济为邪说。志士仁人知言之无益也，不复有言，而小人肆为诡谲可骇之论，苟容偷合。愿陛下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主从；事无今昔，唯当为□；人无同异，唯正是用。则人心悦，治道成、天意得矣！”徽宗欣然延纳，欲任以谏官，后擢中书舍人。
这位曾是太学博士的州郡副官，所论切中谏议之要害。有鉴于帝王之敬天观念，畏惧天象变异而求言自省，此时，心态较为平虚、宽容，往往成为忠臣进谏之最佳时机。蔡京柄国，势焰灼天，以至满朝结舌无声。至崇宁末、大观间，其乱政害国已经显现，招致民怨天怒，星变频现。宋徽宗多次诏令中外臣僚，并许直言朝政阙失。一批忠诚刚正的台谏精英，抓住时机，奋然发声，对蔡京奸恶群起而攻之，致蔡京连连落职。
越州新昌人（今浙江新昌）石公弼，由广德（今属安徽）知县召为宗正寺主簿，入见时言：“朝廷比日所为，直词罕闻，颂声交至，未有为陛下廷争可否者。愿崇忠正以销谀佞，通谏争以除雍蔽。”徽宗善之，擢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时苏杭造作局工盛，公弼陈其扰民之害，请革技巧之靡丽者，稍罢进奉，虽为徽宗所采纳，却触犯蔡京之志，怒而恨之，徙太常少卿、迁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记室。大观二年（1108），拜御史中丞，执政以国朝未有由史官司转为执法官之例为由，欲加阻止。徽宗曰：“公弼尝为侍御史矣。”时朝廷贱价拍卖元丰国库绢帛，允许朝士分售，皆有定数，从官至二千匹。公弼将个人分得货券上缴归还之。蔡京作为宰相，已获取万匹仍不知足，依例再分。公弼遂弹劾蔡京罪恶，“章数十上”。 蔡京罢相后，虽上缴相印，仍以提举修《实录》，赖在京师不去。公弼再度疏言：“（蔡）京盘旋京师无去志，其余威震于群臣。愿持必断之决，以消后悔。”
御史张汝明，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为莆阳名臣黄隐之亲家。登第后在州县滞职二十年，未尝出一语干进，故无荐者。大观中擢监察御史。尝摄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权，以蔡京为首。徽宗奖其介直。
殿中侍御史洪彦升论曰：“蔡京再居元宰，假绍述之名，一切更张，败坏先朝法度，朋奸误国，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傲慢）都城，上凭眷顾之恩，中怀跋扈之志。愿早赐英断，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论曰：“（蔡京）擅持威福，动摇中外，以叶梦得为腹心，交植党与。”徽宗为逐叶梦得出朝，晋毛注为侍御史。毛注复极论蔡京“受孟翊妖奸之书，与逆人张怀素游处，引凶朋林摅置政府，用所亲宋乔年尹京。其门人播传，咸谓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复用。”太学生陈朝老追疏蔡京罪恶十四条，曰：“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谀，箝台谏，炽亲党，长奔竞，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乞投畀远方，以御魑魅。”皆不报。
大观四年（1110）五月，彗星再现西北天空。徽宗诏侍从官直言指陈阙失。御史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右谏议大夫张克公等，再次极论蔡京之罪。张克公奏论蔡京不忠不轨之罪凡数十事，曰：“蔡京辅政八年，擅作威福，权震海内。轻赐予以蠹国用，讬爵禄以市私恩；谓财利为有余积，皆出诞谩，务夸大以兴事功，肆为骚扰；援引小人以为朋党，假借姻娅布满要塗，以至交通豪民，兴置产业；役天子之将作营葺居第，用县官之人夫漕运花石；曾无尊主庇民之心，惟事丰己营私之计。若是之类，其事非一。已有臣僚论列，臣更不敢具陈。及至若名为“祝圣寿”而修塔，以壮临平之山势（蔡京父蔡淮死葬钱塘临平山，山为驼形，术家谓驼负重则行，故修塔于峰）；讬言“灌民田”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辞（蔡京原籍兴化，今莆田市。古谶云：决水可致郡兴盛，故讬言治水灌田以应验古谶）；法退送，门号朝京；方田扰安业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恶；致侄俣之告变，而谬为心疾；受孟翊之诬言，而与之官爵；赵真欲辅之以妖术，张大成窃伺其奸意，骇动远迩，间者寒心。皆足以鼓惑天下，为之大者也。”史称张克公“中其隐慝”，即击中蔡京心中深藏之恶念。
毛注再次奏言，全面考察蔡京之罪，曰：“臣累论蔡京罪积恶大，天人之谴，虽罢相致政，犹怙恩恃宠，偃居赐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实在于（蔡）京。考京之罪，盖不可以缕数。陛下去“党碑”以开自新之路，京疾其异己而别为防禁；陛下颁明诏以来天下之言，京恶其议已而重置于法。以严刑峻罚胁持海内，以美官重禄交结人心；钱钞屡更而商贾不行，边事数易而国力大匮。声焰所震，中外愤疾，宜早令去国，消弥天变。”
蔡京久窃国柄，中外怨疾，徽宗亦感失望，在台谏精英反复论劾下，在毛注疏奏上报后，蔡京遂以太子太保贬居杭州。
再 剿 奸 贼蔡京罢相，不过是宋徽宗缓解危局的权宜之计罢了。他对蔡京犹如嗜毒，明知其毒，因可快己欲而欲罢不能。故蔡京为相，总是既仆即起，暂罢亟起，始终使任之。徽宗亦尝试图重用一些异见大臣，借以制约蔡京相权，正如史家所论，不过是“以不肖易不肖，犹去野葛而代乌喙（有毒植物）也，庸愈哉！”并为舞智巧术的蔡京所挫败。
政和二年（1112），蔡京召还京师再度辅政，已是三当其国矣。有道是得志更猖狂。蔡京故伎重演，对论劾致其落职的台谏们，重拳打击，报一箭之仇。监察御史张汝明，因疏其市恩招权，徽宗奖其“介直”，反为蔡京所忌惮，遂行调虎离山之计，徙为司马员外郎，犹担心其复用，极力排逐之，终被出至边远之宁化军（今山西宁武）通判。侍御史石光弼，因其连章论蔡京罪恶，被罗致罪名，责为秀州（今浙江嘉兴）团练副使，台州（今属浙江）安置。侍御史毛注，因极论蔡京罪积恶大，指切东南造作奇玩、花纲石，与后苑工徒、京城营缮等世之急务。蔡京借其与宰相张商英“交通”，罢职提举洞霄宫。右谏议大夫张克公，两论蔡京不忠不轨凡数十事，“中其隐慝 ”。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蔡京复相后，衔而弗置其官。徽宗知之，徙为吏部尚书。蔡京借事生非，欲以选任考核之事中伤克公，又挑剔其知贡举之疵。幸徽宗以为所取得人，而不问也。
有鉴于台谏论劾之烈，蔡京患其复来攻击自己，特作密议，概请徽宗亲书诏命，称“御笔手诏”，如有封驳等情，皆以违制坐罪。以至“手诏”泛滥成灾，真假难辨。致使给舍不敢封缴，台谏不敢直言。政和二年（1112）五月，有“御笔手诏”赐蔡京曰：“临平置塔，初因钱氏相名寺起于治平，匪缘近年创有增建。蔡京忠贯金石，志安社稷，八年辅政，一德不渝，群邪丑正，意在中伤，肆为无根之谈，冀陷不测之祸。比从阅实，灼见厚诬。惟大臣立朝，宜当自信，而哲士图任，何畏巧言？顾予心之直孚，抑且众言之足虑，肆加开谕，毋或介怀。”直指张克公“置塔临平”之论，极力为蔡京开脱。此手诏很可能就是蔡京授意之伪诏。
然而，蔡京反攻例算，并不能阻止台谏精英们发声论劾 。
政和七年（117 ），御史中丞王安中，尝论蔡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数事，徽宗悚然纳之。一日请对，出袖中论劾蔡京疏，伏奏曰：“臣孤远一介，不自量力，辄论大臣。（蔡）京老奸多智，必将为所中害，自此窜逐，无复再望请光矣。愿拜辞。”徽宗曰：“勿如此，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宁节，俟过此，当为卿罢（蔡）京。”蔡京伺知之，大惊失色。时其子蔡攸因宠日夜出入禁中，尽率子弟向徽宗泣拜恳祈。徽宗曰：“中司文字如此，奈何？”蔡攸等人一再恳求：“陛下傥全臣宗，乞移安中一别差遣，则事自已矣。”徽宗恻然许之。王安中方草第三疏论蔡京之罪，俟明日求对。中夜忽有叩门者，曰：“适御笔中丞除翰林学士，日下供职矣。”安中叹曰：“吾祸其在此乎？”
徽州黟县（今属安徽）人、左司谏黄葆公，尝因论三省违背祖制，徽宗即命厘正之。蔡京怒其异己，以徽宗“御笔”调离言职，徽宗思其忠，明年复拜侍御史。葆光再奏言崇宁后朝廷“增朝士、兼局多”之弊，徽宗命蔡京裁定。蔡京故意公开奏请“一切废罢”，欲借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辩言：“如礼制局详议官至七员，检讨官至十六员，制造局至三十余员，岂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为时论所支持。政和末岁旱，帝以为念。葆光上疏曰：“盖人君有屈己逮下之心，而人臣无归美报上之意者，能致阴阳之变；人君有慈惠恻怛之心，而人臣无将顺奉承之意者，能致阴阳之变。陛下恭俭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师蔡京侈大过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绍述为心，而（蔡）京所行乃背元丰之法，强悍自尊，不肯上承德意。”疏入不报。葆光欲再上章。蔡京当时权势震赫，举朝结舌，葆光独出力攻之，无所顾忌。葆光善于论事，会文切理，不为横议所移，蔡京甚为恐惧。遂以他事中伤，贬知昭州立山县（今广西蒙山），又使言官论其“附会交结、泄漏密语”，安置昭州。由此可见蔡京势力之盛，亦证明宋徽宗之昏聩透顶。同时表明，北宋徽宗、蔡京统治集团的崩溃灭亡，亦仅一步之差了。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宋徽宗因金兵紧迫、政局危急，禅让予太子赵桓，是为钦宗，改元靖康。太学生陈东率诸生伏阙上书，乞诛蔡京为首的“六贼”，陈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尝因上书论奸被蔡京列为“邪等”并免官的崔鶠，已起用召为殿中侍御史，钦宗授右正言。钦宗诏谏官极论得失，崔鶠上疏曰：“诏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也。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用；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更持政柄，无一人立异，无一人害己者，此（蔡）京之本谋也。安得实是之言闻于陛下哉？……章惇、蔡京倡为绍述之论，以欺人主。绍述一（统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绍述造士而人材衰，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矣。元符应诏上书者数千人，（蔡）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已为正，异已为邪。（蔡）京之术破坏天下，于兹极矣。尚忍使其余蠹再破坏邪？（蔡）京奸邪之计，大类王莽（东汉外戚，窃国改制乱政），而朋党之众，则又过之。愿斩之以谢天下！”累章极论，时议归重。
时王黼、童贯等奸贼相继被贬窜处死，而随徽宗南逃的蔡京，仅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几位台谏穷追猛击，连章论劾之。侍御史孙觌言：“太师蔡京四任宰相，前后二十年。挟继志述事之名，建 蠹国害民之政，祖宗法度，废除几尽；讬丰享豫大之说，倡穷奢极侈之风，而公私积蓄，扫荡无余。立御笔之限，以阴坏封驳之法；置曲学之科，以杜塞谏诤之路。汲引群小，充满要途；禁锢忠良，悉为朋党。闺门浑浊，父子喧争。厮役官为横行，媵妾封至大国。欺君罔上，挟数任情。书传所纪老奸巨恶，未有如（蔡）京比者。上皇（徽宗）屡因人言，灼见奸状，凡四罢免，而凶焰益肆，复出为恶。怨气充塞，上干阴阳，人心携离，上下解体。于是敌人乘虚鼓行，如蹈无人之境。陛下赫然威断，贬斥王黼等，大正典刑。如（蔡）京之恶，岂可独贷（宽大）？”左司谏陈公辅言：“臣谓（蔡）京父子，虽无嘉谋谠论辅导人主，而邪佞奸险能为身谋，则举朝公卿无出其右者。若使其迟留畿甸，他日奸谋复肆，群臣皆乐附之，陛下虽欲制之，不可得矣。愿独奋威断，亟行窜逐，以慰天下公议。”御史中丞陈过庭言：“蔡京、王黼、童贯，造为乱阶，均犯大恶，然窜殛（杀）之刑，独加于（王）黼，而（蔡）京、（童）贯止于善地安置，罪同罚异。”于是，蔡京连贬崇信（今属甘肃）、庆远军（今广西宜山县）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今广东韶关、海南儋县）二州。子孙一十三人分窜远地，遇赦不许量移。七月，蔡京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死。虽以谪死，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窃曰：蔡京四当其国，历时近二十年。擅权乱政，祸国殃民，罪不容诛。一批台谏精英，始终如一，直声论弹，苦苦抗争，终致其落职远窜。此乃正义战胜邪恶之大胜，台谏精英们，忠君体国，不畏强暴，谠言切论，嫉恶如仇，刚正不挠，令人敬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谏行列并非纯粹一色，恰如崔鶠所指，“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共持暗默”者，不在少数。尤其在蔡京的打压与笼络下，不少阿附权势，甚至助纣为虐，成为残害忠良的帮凶与杀手。朝野所崇重的朴茂纯直，安贫守志，气节侃侃，刚正不挠，慷慨论事者，实属少数，堪称台谏之精英。即便如上举的黄葆公、张克公、毛注、孙觌等人，一时因某些个人人格之缺陷，亦难免为物议所叽。然而，就总体而言，这些台谏精英，在同大奸蔡京持久、激烈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所表达的正义声音，及其历史贡献，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滥 权 报 复崇宁元年（1102）七月，宋徽宗决意起用蔡京，拜尚书左仆射，二年正月，进右仆射，由逐臣跃身宰铺，独擅国柄。对昔日言臣御史之论列参劾，耿耿于怀。于是大打出手，疯狂实施政治报复，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
原殿中侍御史龚夬，被以建言“乞正元祐皇后（孟氏）册位号及元符皇后（刘氏）不当立。”之罪，削籍，编管（宋代对罪臣，轻者送某州“居住”，稍重曰“安置”，又重曰“编管”，即在指定之地，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削籍，即革职，官籍除名。）房州（今湖北房县），继徙象州（今广西象州），再徙代州（今广东化州）。史称龚夬“徒步适贬所，持扇乞钱以自给。”崇宁末蔡京罢相，后逢赦令得归，卒年仅五十五岁。原侍御史陈次升因论蔡京、蔡卞之奸，先是以宝文阁待制贬知颍昌府（今河南许昌），继降为贤殿修撰，又落职，除名徙建昌（今江西南城），编管循州（今广东龙川）。政和中，蔡京再度被罢相，用赦恩复旧职。原谏官任伯雨，因上书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恶，被蔡京削籍编管通州（今属北京），再徙昌化（今浙江临安）。原监察御史常安民，因首发蔡京之奸，被打入“元祐党籍”，流落二十年。
右司谏陈祐，元符末曾论蔡京、蔡卞及邓洵武等人奸罪，忤旨，原通判滁州，蔡卞乞编管澧州（今湖南澧县），徙归州（今湖北秭归）。
原左司谏陈瓘，因草疏论蔡京奸邪，于崇宁中除名，窜袁州（今江西宜春）、廉州（今广西合浦），移郴州（今属湖南），稍后复官宣德郎。时其子陈正汇在杭，向官府告发蔡京有动摇东宫疑迹。杭守蔡薿乃蔡京死党，将正汇执送京师，并先飞书报告蔡京预谋。遂将陈正汇下开封府诏狱，并逮补陈瓘。开封府尹李孝称逼使作证陈汇所告为“妄言”，陈瓘曰：“正汇闻（蔡）京将不利社稷，传于道路，瓘岂得预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为妄，则情有所不忍；挟私情以符合其说，又义所不为。（蔡）京之奸邪，必为国祸。瓘固尝论之于谏省，亦不待今日语言间也。”内侍黄经臣临场审讯，闻其辞失声叹息，谓曰：“主上正欲得实情，但如言以对可也。”判罪定案，正汇乃以“所告失实”流放海岛，陈瓘亦安置通州（今属北京市）。
蔡京等修撰国史时，曾以王安石私人《日录》改修《神宗史》，陈瓘著《尊尧集》，揭其“尊私史而厌宗庙。”行径，对所记载一一辨析，深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直指章惇、蔡卞、蔡京之奸。徽宗闻知此书，下政典局宣取。陈瓘遂以表进，乞于御前开拆，以防奸人作伪。陈瓘又被徙往台州（今属浙江），并遍令所过州县出兵甲护送。至台州后，每十日一报告，且命凶人石悈知州事。石悈视事次日，即遣兵官突来陈瓘居所搜检行李，挟持陈瓘至郡庭，大陈刑具，以死威胁之。陈瓘揣知其意，大声问曰：“今日之事，岂有帝王之旨耶？”石悈一时失措，应曰：“有尚书省箚子。”出示给陈瓘看。箚子所行，盖取《尊尧集》副本。陈瓘曰：“然则朝廷令取《尊尧集》尔。然而何必如此。追瓘至此，复欲何为？使君可知‘尊尧’之立名吗？以神考（神宗）为尧，主上（徽宗）为舜。助舜尊尧 ，何得为罪？时（宰）相学术浅短，为人所指使。君（指石悈）所得几何，乃亦不畏公议干犯名分乎？请具申瓘语，将就显戮，不必以刑狱相恐。”石悈不待陈瓘言毕，屡揖陈瓘退去。事后，语人曰：“不敢引其说，尚自如此。良可畏也！”所以虽对陈瓘窘辱百端，终不能害之。宰相认为石悈畏怯，将其罢官。陈瓘在台州五年，乃得自便。后复为承事郎，徽宗令再叙一官，仍与差遣。执政持不行。卜居江州（今江西九江），复有人诬陷之，以至不许随意出城。忽又令移居南康州（今广东德庆），才至又令移居楚州（今江苏淮阴），陈瓘原与蔡京有笔研之旧。对其甚为憎恶，尝对人言：“蔡京若秉钧轴，必乱天下。”一日朝会，杲（明亮）日照耀，众莫敢仰视，蔡京却注目久而不瞬。陈谓同僚曰：“此公真大贵人。”有人曰：“公明名其贵而议论之，间有不恕，何耶？”陈瓘诵杜诗对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宋史》称：“（陈）瓘平生论（蔡）京、卞，皆披摘其处心，发露其情魔（邪恶），最所忌恨，故得祸最酷，不使一日少安。”陈瓘为太学博士，在哲宗时尝以胆略与学识，一举挫败蔡卞死党、太学正薛昂、太学录林自，策划销毁司马光《资治通鉴》版本的阴谋，使这一历史巨著得以传世，功莫大矣！
蔡京窃弄国柄，对陈瓘等一批忠直台谏实施政治报复，既为雪旧恨，亦为其擅权乱政扫除障碍。其奸由此可见一斑。
不 折 不 挠古代帝王，至尊无上，虽为“天之骄子”，仍不免与生俱来的诸多人性弱点。故先圣置设言官谏臣，规谏朝政得失，为君主拾遗补阙，以减少失误。然而，君主能够听谏从善者，实属凤毛麟角。大多于国势危急、天怒人怨之时，迫于保国固位，方作出姿态，有所听纳，以缓解政局危机，保全帝位。恰如宋徽宗即位初，以日食求言，浙江巨州人、卫州（今河南汲县）通判王焕之，用大臣交荐召对，建言：“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今国家每下求言之诏，而下之报上，乃或不然，以指陈阙失为讪上，以阿谀佞谄为尊君，以论议趋时为国是，以可否相济为邪说。志士仁人知言之无益也，不复有言，而小人肆为诡谲可骇之论，苟容偷合。愿陛下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主从；事无今昔，唯当为□；人无同异，唯正是用。则人心悦，治道成、天意得矣！”徽宗欣然延纳，欲任以谏官，后擢中书舍人。
这位曾是太学博士的州郡副官，所论切中谏议之要害。有鉴于帝王之敬天观念，畏惧天象变异而求言自省，此时，心态较为平虚、宽容，往往成为忠臣进谏之最佳时机。蔡京柄国，势焰灼天，以至满朝结舌无声。至崇宁末、大观间，其乱政害国已经显现，招致民怨天怒，星变频现。宋徽宗多次诏令中外臣僚，并许直言朝政阙失。一批忠诚刚正的台谏精英，抓住时机，奋然发声，对蔡京奸恶群起而攻之，致蔡京连连落职。
越州新昌人（今浙江新昌）石公弼，由广德（今属安徽）知县召为宗正寺主簿，入见时言：“朝廷比日所为，直词罕闻，颂声交至，未有为陛下廷争可否者。愿崇忠正以销谀佞，通谏争以除雍蔽。”徽宗善之，擢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时苏杭造作局工盛，公弼陈其扰民之害，请革技巧之靡丽者，稍罢进奉，虽为徽宗所采纳，却触犯蔡京之志，怒而恨之，徙太常少卿、迁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记室。大观二年（1108），拜御史中丞，执政以国朝未有由史官司转为执法官之例为由，欲加阻止。徽宗曰：“公弼尝为侍御史矣。”时朝廷贱价拍卖元丰国库绢帛，允许朝士分售，皆有定数，从官至二千匹。公弼将个人分得货券上缴归还之。蔡京作为宰相，已获取万匹仍不知足，依例再分。公弼遂弹劾蔡京罪恶，“章数十上”。 蔡京罢相后，虽上缴相印，仍以提举修《实录》，赖在京师不去。公弼再度疏言：“（蔡）京盘旋京师无去志，其余威震于群臣。愿持必断之决，以消后悔。”
御史张汝明，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为莆阳名臣黄隐之亲家。登第后在州县滞职二十年，未尝出一语干进，故无荐者。大观中擢监察御史。尝摄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权，以蔡京为首。徽宗奖其介直。
殿中侍御史洪彦升论曰：“蔡京再居元宰，假绍述之名，一切更张，败坏先朝法度，朋奸误国，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傲慢）都城，上凭眷顾之恩，中怀跋扈之志。愿早赐英断，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论曰：“（蔡京）擅持威福，动摇中外，以叶梦得为腹心，交植党与。”徽宗为逐叶梦得出朝，晋毛注为侍御史。毛注复极论蔡京“受孟翊妖奸之书，与逆人张怀素游处，引凶朋林摅置政府，用所亲宋乔年尹京。其门人播传，咸谓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复用。”太学生陈朝老追疏蔡京罪恶十四条，曰：“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谀，箝台谏，炽亲党，长奔竞，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乞投畀远方，以御魑魅。”皆不报。
大观四年（1110）五月，彗星再现西北天空。徽宗诏侍从官直言指陈阙失。御史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右谏议大夫张克公等，再次极论蔡京之罪。张克公奏论蔡京不忠不轨之罪凡数十事，曰：“蔡京辅政八年，擅作威福，权震海内。轻赐予以蠹国用，讬爵禄以市私恩；谓财利为有余积，皆出诞谩，务夸大以兴事功，肆为骚扰；援引小人以为朋党，假借姻娅布满要塗，以至交通豪民，兴置产业；役天子之将作营葺居第，用县官之人夫漕运花石；曾无尊主庇民之心，惟事丰己营私之计。若是之类，其事非一。已有臣僚论列，臣更不敢具陈。及至若名为“祝圣寿”而修塔，以壮临平之山势（蔡京父蔡淮死葬钱塘临平山，山为驼形，术家谓驼负重则行，故修塔于峰）；讬言“灌民田”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辞（蔡京原籍兴化，今莆田市。古谶云：决水可致郡兴盛，故讬言治水灌田以应验古谶）；法退送，门号朝京；方田扰安业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恶；致侄俣之告变，而谬为心疾；受孟翊之诬言，而与之官爵；赵真欲辅之以妖术，张大成窃伺其奸意，骇动远迩，间者寒心。皆足以鼓惑天下，为之大者也。”史称张克公“中其隐慝”，即击中蔡京心中深藏之恶念。
毛注再次奏言，全面考察蔡京之罪，曰：“臣累论蔡京罪积恶大，天人之谴，虽罢相致政，犹怙恩恃宠，偃居赐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实在于（蔡）京。考京之罪，盖不可以缕数。陛下去“党碑”以开自新之路，京疾其异己而别为防禁；陛下颁明诏以来天下之言，京恶其议已而重置于法。以严刑峻罚胁持海内，以美官重禄交结人心；钱钞屡更而商贾不行，边事数易而国力大匮。声焰所震，中外愤疾，宜早令去国，消弥天变。”
蔡京久窃国柄，中外怨疾，徽宗亦感失望，在台谏精英反复论劾下，在毛注疏奏上报后，蔡京遂以太子太保贬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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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谏精英 怀忠斗奸——蔡京窃国乱政纵谈之三
蔡京天资凶谲，作恶多端，故始终为台谏（御史与谏官）精英们所注目，成为众矢之的，屡次中靶而落马。大起大落，既仆辄起，成为其仕途之一大特色，为古代大臣中所不多见。蔡京作为恶势力之代表，怙恩恃宠，盘根错节，不甘拱手让位，退出政治舞台。一批台谏精英，孤忠直论，气节侃侃，刚正不挠，无少畏惧，苦斗奸贼，终将蔡京拉下钧宰宝座，明正典刑，谱写一曲正义激战邪恶的壮歌。
论 逐 权 奸蔡京于宋神宗熙宁末年入朝，元丰末升为权知开封府，野心勃勃，开始参与高层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他在激烈的斗争中，极力钻营，朝秦暮楚，翻云覆雨，唯权是图，尽现其投机政治之性。他借助胞弟蔡卞之力，于绍圣初入为权户部尚书，升翰林学士兼侍读，觊觎执政之位，不久擢翰林学士承旨要职。朝中有识之士，已见蔡京其奸，予以揭发。并在大臣韩忠彦，曾布的排挤下，致其仕途不时受挫，终于徽宗即位初期被夺职，闲居杭州。蔡京仕途风波，主要是朝廷政客们倾轧权力所致，而几位忠直敢言的谏官，忠于职守，参劾凶邪，亦具激发作用。
哲宗元祐初，蔡京于权知开封府任上，追随保守派司马光，积极恢复差役法，借以保官。御史论其“挟邪坏法”及徇私行径，遂出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徙成都府（今四川省）。谏官范祖禹论其“不可用”，致被多次改官。
诏圣初，蔡京权户部尚书任上，中官裴彦臣建慈云院，蔡京与其勾结甚深，强行毁人居室，以讨好裴。室主控诉于朝，诏御史劾治。监察御史常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轻者，中官豪横，与待从官相交结，同为欺罔，此之奸状，恐非法之所能尽。愿重为降责，以肃百官。”判罪定案时，宰相极力主张处以罚金了事。常安民论蔡京，称其“奸足之惑众，辨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否。内结宦官，外连台谏，合党缔交，以图柄任，一不附己，则诬以党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蔡）京党过半，陛下不可不早觉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无及矣！”当时，蔡京之奸刚开始萌芽，人多未能料及，唯独常安民首先揭发之，可谓知人之明，识奸之精，为朝论所推赏。徽宗即位后，欲起用为谏官，为宰相曾布所阻。
哲宗元符初，以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蔡京觊觎执政之位，终于升为翰林承旨。其间，受命查治文及甫案，借机诬陷元祐老臣，欲以“大逆不道”罪论诛之。徽宗执位后，向太后听政，同处军国大事。殿中侍御史龚夬论蔡京曰：“蔡京治文及甫狱，本以偿报私仇，始则上诬宣仁（皇后），终则归咎先帝（哲宗），必将族灭无辜，以逞其欲。臣料当时必有案牍章疏，可以见其锻练(罗织罪名)附会。如方天若（仙游人）之凶邪，而（蔡）京收置门下，赖其凶险，以为腹心，立起犴狱（牢狱），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蔡）京与天若为之也。愿考证其实，以正奸臣之罪。”可是，朝廷将龚、黄、方三人皆去职。左司谏陈瓘谏曰：“绍圣以来，七年五逐言者（谏官），常安民、孙谔、董敦逸、陈次升、邹浩五人者，皆与（蔡）京异议而去。今又罢（龚）夬，将若公道何！”遂草疏议蔡京之恶。疏未及上，向太后已归政。陈瓘又言外戚向宗良兄弟，与侍从、希宠之士交通，漏泄机密，使物议藉藉，谓皇太后至今仍然预政。陈瓘却被以“言虚诞不根”罢为监扬州粮料院。陈瓘初不知被问责，复求翼日拜见皇上，閤门不许，即递交箚子四章奏之。其三、其四均论蔡京罪恶。徽宗密遣使赐以黄金百两慰问陈瓘，向太后亦命勿急于去，旋改知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县）。时陈瓘已出国门，即于都门外上章辞免，曰：“臣昨所进箚子，请正蔡京之罪。陛下若以臣言为是，则当如臣所请；若以臣言为非，则重加贬窜，乃得允当。所有知无为军敕，不敢祗受。”诏不许辞免。谏官任伯雨亦上书皇太后，乞请暴露蔡京之恶，召还陈瓘。
殿中侍御史陈师锡进谏曰：“（蔡）京与弟（蔡）卞同恶，迷国误朝。而（蔡）京好大喜功，锐于改作，日夜交结内侍、戚里，以觊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乱自是而分，祖宗基业自是而隳矣。（蔡）京援引死党至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恶，缙绅不齿，岂可滓秽史笔？向宗回、宗良亦阴为（蔡）京助。是皆国之深患，为陛下忧，为宗庙忧，为贤人君子忧。若出之（蔡京）于外，社稷之福也。”徽宗曰：“此于东朝（指皇太后）有碍，卿为我处之。”师锡对曰：“臣当具白太后。”遂密奏太后，言：“自昔母后临朝，危乱天下，载在史册，可考而知。至于手书还政，未有如圣母，退抑谦逊，真可为万世法。而蔡京阴通二向（宗回、宗良），妄言宫禁预政，以诬圣德，不可不察也。” 师锡很快被改官为考功郎中，调离言职。师锡抗章言曰：“臣在职数月，所言皆当今急务。若以为非，陛下方开纳褒奖；若以为是，则不应遽解言职，如蔡京典刑未正，愿受窜贬。”终被贬知颍州（今安徽阜阳）等地。
宋徽宗赵佶执位后，初欲使两派并存，折中至正，消释朋党。向太后归政后，大政方针仍一时难定，对蔡京并不看好。故对言官所论蔡京之恶，有所认同，致蔡京仕途日益滑坡而下。先是罢为端明、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今属山西），因其弟蔡卞极力斡旋而未赴任。向太后亦命徽宗暂留蔡京修史，待事毕再去。蔡京治史无心，极力夤缘攀附，无奈名声不佳，谏官交攻，再以龙图阁学士贬知永兴军（今湖南郴州），未上任又改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仍托辞迁延到任。仙游籍资深侍御史陈次升参劾曰：“臣伏见新除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蔡京，顷在翰苑，倚势作奸；自除边帅，即怀怨望。臣僚屡有弹奏，不蒙显谪。今除知江宁府，仍领端明殿之职。采之众论，谓（蔡）京负朝廷至深，朝廷待（蔡）京何厚！伏望重行黜责，以示至公。”终于致蔡京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一时跌至谷底。对蔡京而言，可谓大耻大辱，然而不甘沉沦，“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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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权固位 弄权害国——蔡京窃国乱政纵谈之四
蔡京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登进士第，调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尉、舒州（今安徽潜山县）推官（掌勘问刑狱）。十年（1077）入朝，为崇文院属官（中书礼房学习公事）。徽宗崇宁元年（1102）七月，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郞，首登宰相之座，至宣和七年（1125）勒令致仕，并连续贬窜，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道中。其仕宦生涯近半个世纪，其间居相位历时十七八年，四当其国，屡起屡罢，为历史所罕见。
纵观蔡京一生仕途，犹如今之过山车，急起遽落，顿仆辄起，始终围绕权力而动。蔡京，既是北宋中后期政治权力场中，一个狂热的角斗士，一个凶险奸诈的弄权者，亦是一个祸国殃民，为千夫所指、千年臭骂的失败者。
争 权 之 奸蔡京在不到三十年间，由一名八九品县尉，跃居正一品宰相，主要借助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而成，所谓“时势造英雄”也。在这个过程中，蔡京凶谲之天资，善于舞智御人之术，亦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奸邪小人的丑恶嘴脸与凶险本性。
争权固位，是蔡京政治生涯的主旋律。夤缘权势，投机钻营，争权夺利，求宠固位，不论在朝在外，小官大官，早期晚年，始终如一。对其争权固位历程，另文述评，本文专谈其争权之术。
一曰投机钻营。元丰末、绍圣初，在北宋激烈的社会变革与朋党斗争中，蔡京先是附势宰相蔡确，欲贪“定策之功”(传位徽宗赵佶)。司马光秉政之时，蔡京又急切恢复差役法，为司马相公所奖；绍圣初，入为权户部尚书，又摇身一变，力主废除差役法，为宰相章惇所取。其政治投机之性毕现，而为物论所指。蔡京更是借胞弟蔡卞与大臣的姻亲关系，顺利进入朝中要位，青云直上，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进翰林承旨，觊觎执政之位。
宋徽宗执位之初，蔡京被台谏弹劾夺职，出居杭州。又借助内侍童贯之力，并乘当时宰执们交恶之机，由一名天子逐臣跃身右相之座。足证蔡京善于窥侧方向，借助高层倾轧之势，举重若轻，功成权就，其进身之术巧矣。
二曰媚谀求宠。媚谀求宠，是蔡京晋身攫权、恃宠固位的不二法门。落职杭州时，徽宗宠臣、内侍童贯，奉旨访求书画奇巧之物，留杭累月。蔡京“不舍昼夜”与其交游，所作书画得以每日直送宫中。童贯特“附语言论奏”至徽宗手中，徽宗由此“属意”（看好）蔡京。
蔡京执政后，又极力媚惑宋徽宗以求宠。他深知徽宗淫逸之性，千方百计投其所爱，极力倡行“丰亨豫大”邪说，鼓吹俊靡挥霍，博取欢心。《宋史·蔡京传》，生动记载蔡京与徽宗一场对话。徽宗有次大宴，出玉盏、玉巵（玉制酒器）示辅臣，曰：“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奢华）。”蔡京曰：“今用之上寿（祝寿），于礼无嫌（忌）。”帝曰：“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密奏）者甚众，朕甚畏其言。”蔡京曰：“事茍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媚谀之性毕现。蔡京还尝以大食国（古阿拉伯帝国）琉璃酒器进献太子赵恒，反被太子臭骂一场。
徽宗有花石之癖，至“花石纲”之役大兴，天下为之騒然。蔡京奏言：“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尚者山林间物，乃人之所弃。但有司奉行之过，因以致扰。”极力为徽宗辩解。蔡京又常为徽宗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大兴工役，营建皇朝宫室、园林。致历朝储积扫地一空。《续资治通鉴·宋纪》称，“蔡京欲以宫室媚帝（徽宗），召童贯等人，讽以旧延福宫逼窄之状，建造新宫，以侈丽高广相誇尚。”致历朝国库扫地以尽。其子蔡攸亦向徽宗进言，曰：“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为徽宗所深纳。蔡攸媚君之术，独辟蹊径，比老子蔡京更有创新。当徽宗为端王太子时，蔡攸时为裁造院监，端王退朝时每遇于途，必下马拱立。端王问左右方知为承旨蔡京子，因而“心善之”。徽宗即位后，记蔡攸其人，遂有宠，进见无时。蔡攸常参与宫中秘戏，或奉侍曲宴，著短衫窄裤，塗青抹红，混杂于倡优、侏儒（丑角） 之中，以市井淫喋浪语取悦徽宗。蔡攸不仅是蔡京安置于徽宗身边的蛊惑帝心的玩物，而且还是窥探徽宗内心动向的高级探子。如政和末年，御史中丞王安中入朝面奏蔡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之罪，徽宗悚然纳之，欲罢蔡京。蔡攸闻讯，连夜泣拜徽宗，哀乞傥全蔡京。致王安中连夜被调离御史台。蔡京父子以淫乐媚君，深藏祸心。既以媚获宠，又致帝心执迷于淫乐而荒政，为蔡京弄权擅国开方便之门。正如大观初年，莆阳太庙斋郎方轸上书揭发蔡京奸罪所指：“（蔡）京又使子（蔡攸）以花石禽鸟为献，使陛下不知天下治乱。”
蔡京媚君，不但以言媚、物媚（如书画、花石）、策媚（如倡行“丰享豫大”），更有亲媚，即与徽宗缔结姻亲，借以特宠固位。重和元年（1118）十一月，蔡京四子蔡鞗与徽宗女茂德帝姬（公主）成婚。自此，，徽宗轻车小辇，七幸蔡京府第（结亲次年，一年四幸）君臣相悦，如同家人。《皇宋通鉴长篇纪事本末·蔡京事迹》载，宣和元年（1119）九月，蔡京请见安妃，献诗作《记》进献，极尽其媚谀之能事。徽宗召见蔡京至玉华阁，笑称因是姻家，“自当相见”。徽宗因累幸蔡京府第，御笔恩赐蔡京八子、十孙、四曾孙，一并予寄禄官（有衔无职）上转行一官。甚至蔡京府第里“廝养（奴仆）居大官，媵妾（婢妾）封夫人”。蔡京还乘徽宗临幸府第之便告黑状。一次徽宗游乐后至蔡京府第，赐酒欢宴。席间，蔡京诉控开封府尹聂山“离间”之事，致聂尹当即被罢黜，足见蔡京之险恶。蔡京正是以媚谀惑帝，恃宠固位，挟持天子，弄权乱政。
三曰独揽权柄。蔡京为了争权专政，亲自兼领要害部门之职，紧握实权。崇宁初，蔡京于尚书省设置讲义司，总辖六部政事，自为提举，以党羽亲信十余人为僚属，分掌吏事、财政、宗室等大事，借“绍述”之名，乱改法度，造成混乱。政和二年（1112），蔡京再度执政时，率意自用，更改官制，自称“公相”，总治三省。古代中央政务大权，唐以来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权执掌，相互制衡。中书省掌出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尚书省掌执行。宰相大权亦不专于一人，由多人分权执掌。蔡京通过机构改革，总领三省，政务不由中书、门下共议，取消了制约机制。蔡京又创立“御笔手诏”，改变国初帝王内降手召由中书、门下共议制度，以至真假手诏莫辨，违者辄以“违制”定罪，形成了强悍自专、举朝结舌的独裁局面。蔡京为了抓军权，建置澶州（今河南浚县）、郑州（今河南）、曹州（今山东荷泽）、拱州（今河南雎县）为四辅，各屯兵二万，并任用姻亲宋乔年、胡师文为郡守。禁卒于正月给钱五百，较以往骤增十倍借以笼络军心。
四曰排逐异己。蔡京四居相位，历时近二十年，其中多年为独相。其间宋徽宗亦因厌怨鄙薄蔡京，多次配置辅相分割其权，但均被其挤排离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排逐者原先往往为蔡京所看好。崇宁四年（1105），宋徽宗因蔡京独相，谋置右辅。蔡京力荐中书门下侍郎赵挺之，徽宗遂任其右相。赵任相后与蔡京争权，向徽宗屡陈蔡京奸恶，且乞请去位避之，遂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留住京师。适逢慧星异显，徽宗视为不祥之兆，对蔡京乱政亦甚不满，于是采纳谏官所议，尽废蔡京所建之法，并罢其相职。复以赵挺之为右相。蔡京复相后，赵仍退居闲位。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亦是因蔡京汲汲引援而进身要位，视为心腹，并为徽宗所器重。后渐与蔡京异志，徽宗因厌恶蔡京愎刚专横，暗令张康国阻击其奸，并许诺以相位。蔡京指使御史中伤打击康国，康国预感不妙，乞请避位。不意一日退朝时突发暴疾，仰天吐舌而卒，疑为人毒害。
对于蔡京钻营争权、特宠固位所为，朝野直臣正士，不断进行揭发论罪，筠州（今江西高安）推官崔鶠，于徽宗即位初求言之时，所指奸人之迹：“乘时抵巇（钻营射利）以资富贵，探微揣揣以固权宠；苞苴（行贿财物）满门、私谒踵路，阴交不逞、密结禁廷；以奇伎淫巧荡上心，以倡优女色败君德；独操赏刑、自报恩怨，瞒遮主听、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叽，直谏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所列奸恶行径，实际亦影射蔡京。其论为徽宗所善，擢为相州教授。蔡京当国后，将崔鶠列为上书人邪等，并免其官。至于一批忠于职守，不畏强权，挺身直论蔡京欺君乱政奸恶的台谏精英们，蔡京更是视为仇敌，必欲窜逐、置诸死地而后快，已另有述评。
弄 权 之 狂弄即玩弄、轻僈；弄权即蔑视制度，歪曲法律，滥用权力，视同游戏，兴之所致，为所欲为，不受制约。蔡京当国，擅权专横，违法失度，狂暴妄为，悖理无良，故谓之狂。这些特点，在其执政过程中甚为突出，因其凶险残暴，极具破坏性。
一曰尽更法制。蔡京上任伊始，于都省设置讲议司，对累朝所行法制进行“讲议”，对前朝诸多行之有效的祖宗之法妄加更定，屡变无常，为追逐一时之利，而重伤国本。崇宁三年（1104），蔡京以利诱惑徽宗，请于诸路铸造当十（大钱一折小钱十）大钱币，与历朝小平钱并行通用，一改赵宋立国以来只铸造折二（大钱一折小钱二）、折三（大钱一折小钱三）、当五（大钱一折小钱五）小钱币之制，致百姓手上小钱贬值。蔡京又尽改盐钞法，凡旧钞皆不能用，致大富商臣贾所持数十万缗旧盐钞，化为一堆废纸，破产成为流丐，以至悬索投水自尽，严重损害国家信用。蔡京为求羡财以供侈费，将原本用于调节粮食供求、平抑市价的数百万缗“籴本金”充贡，致本竭不能增籴，掏空粮食储积。历朝行之有效、利国利民的输搬法，遭受彻底破坏。这些所谓“改革”，其实质是“取民膏血以聚京师”，致民力殚尽，国本大伤。
政和二年（1112）蔡京再相后，又更定官名，改革机构。省吏不复立额（确定编制），以至五品阶以百数，如礼制局评议官至七员，检讨官至十六员，制造局至三十余员，更有一人兼领十余个职俸者。节度使多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又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其名杂出。致使机构雍腫，吏员冗滥，财政不堪重负。可见蔡京对祖宗之制的更改，是十分轻率的，着眼于一时之利，而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二曰行政无度。宰相独裁国柄，出命九重，要求处事静重明敏，言不妄发，事必详酌，沉毅果断。这是历朝名相的优良执政风格，谓为“得宰相之体”，即懂得宰相之法式也。蔡京位居相位，喜怒无常，轻举妄动，好走极端，肆意异权，严重危害国计民生。崇宁二年（1103），贵州辰溪瑶民因不满朝廷开渠，发生叛乱，杀死县令。瑶民分多个种族，蔡京在未知叛乱者为何种族，便下令重赏募杀瑶族首领。荆南太守马瑊，进言可能引发狂捕滥杀而被罢职，新命太守，限期“剿绝群瑶”。
蔡京倡行“丰享豫大”之说，挥霍无度，致“累朝所储扫地矣”。政和三年（1112）再相后，为求徽宗宠媚，更是大兴工役，营建皇家工程，追求建筑物之奢华，必欲空前绝后，而不顾四十万两河之民生活愁困。蔡京私家府第，周围达数十里，仅为扩建西花园，毁民屋数百间，至人民起离，泪下如雨。
蔡京迷信道教，招道士入宫，蛊惑徽宗大兴道事，诏天下洞天佛地大兴宫观。道士有俸，宫观给田数百千顷，设大斋会辄费缗钱数万，甚至徽宗亦自封为“教主道君聖帝”。蔡京又求仙经于天下，集古今道事为纪志，赐名《道史》。立“道学”，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招考道士，置道阶凡二十六级，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又置道官二十六等。京师林灵素、张虚白道家二府，有恃无恐，出入与诸王争道，其徒美衣玉食者凡二万人。可谓泛滥成灾。
三曰丧失良知。俗云：“利令智昏”。对蔡京一类权奸而言，则谓“权令智昏”，不但尽失为相之体，为臣之风德，且丧失为人之良知。蔡京在执政过程中，为了争权固位、挤排异已，可谓不择手段，以至丧心病狂之地步。
蔡京当国期间，一批台谏精英对其怀奸惑君、擅权乱政恶行，作殊死斗争，致其多次落职，故视这些台谏为窃政弄权之绊脚石。每当复职，便怀私挟恨，大打出手，实施疯狂的报复。借事生非，诬陷以罪，乃其惯用之术。不仅在政治上夺官黜职，名列“奸党”，并流窜蛮荒，进行人身、精神上折磨；不仅迫害台谏本人，且罪连亲族。论其愈勇，害之愈酷，完全以私意论事谏官陈瓘平生论劾蔡京其奸，揭其隐恶，皆击中要害，最为蔡京所忌恨，故得祸最惨，连贬六州，不使一日少安。殿中侍御史龚夬，因论蔡京奸恶、请正奸臣之罪被夺职，连徙三州，徒步至贬所，持扇乞钱以自给。提点准东刑狱章縡，疏奏蔡京擅改盐钞法误民，请如约以示大信。蔡京怒夺其官，后又诬其弟章綖盗铸大钱，连捕千余人，逼供而无事实，多被整死，而蔡京犹认为过于缓和。宋徽宗意其非辜，派遣御史沈畸前往核查，一日决释无佐证者七百人，遂查实平反上报。蔡京大怒，削沈畸官三秩，贬为监酒税小官，不久死去。蔡京另派党羽审讯，以莫名之事罗致成罪，将章綖刺配海岛，追毁出身文字，除名勤停，籍没家产。其弟多人尽被构陷株连，窜至远州，时论冤之。该案了结时，又将沈畸贬逐至远州，后知沈已死去，使者竟然持令至其家，欲发棺騐身。可谓良知丧尽，惨无人道。章氏一案，可谓蔡京滥权之典型，充分表明其奸险凶恶，早已丧失去大臣之理智，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总之，滥用权力，乃是蔡京执政之常法，不胜枚举。归结一点，即借权势谋私利、快已欲。以一已之快，害万民之国。
唐代四川人赵蕤，好帝王之学，与李白号为 “蜀中二杰”，有“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之誉。所著“长短经”（又名《反经》），对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有精僻的论述。书中列举几种反派权臣之臣道（为臣之道），曰：
（君）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茍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中实险詖（邪谗不正），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诌主以佞邪，堕主以不义。朋党比周（结党营私），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纵观蔡京仕途所言所为，按图索骥，可谓真实翻板，五类兼具，不枉“奸贼”之名矣。
丧 权 之 哀“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这是白居易的感遇诗。白氏一生仕途曲折，洞悉权势转化机理。蔡京宠拜元台，四持魁柄，权力致其势熖薰天、恶性膨胀，狂妄擅为，大快私意，视同万能法器。然因其祸国殃民，人心尽失，终不能持久。一旦权力危机降临，面对被夺权去势，则一反常态，犹如将坠万丈深渊，惶恐不安，悲哀交集，摇尾乞怜，保官固势。其惯用之术有三。
一曰赖官，元符末，时为翰林学士承旨的蔡京，被罢知太原府（今属山西）。于是通过其弟蔡卞向宋哲宗说情，遂许暂留京师修史，俟事毕赴任。其间，蔡京大肆活动，交通近侍，以图复官。不意又被御史论劾，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湖北阳新），翌月，改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怏怏不乐，迁延不到任。御史陈次升等人交论其恶，致被夺职，提举杭州洞霄宫。大观三年，蔡京再次被罢相。虽上交相印，仍提举修撰《实录》事，赖官之故伎重演。“盘旋京师无去志，余威震于群臣”。御史劾其“既已上印，而偃蹇（骄傲）都城，上凭眷顾之恩，中怀跋扈之志”。台谏交论其恶，太学生陈朝老追疏其罪十四事，遂贬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直至晚年，蔡京早已睧眊不能治事，仍毫无去意。直至宋徽宗命童贯至其府上，令其上章谢事。蔡京迫不得已，方将请辞表交予童贯。
二曰乞求。崇宁五年（1106）十二月，蔡京罢相。遂指使党羽暗中活动，极力援救，向徽宗进言曰：“（蔡）京之改法度，皆为禀上旨，非私为之。今一切皆罢，恐非绍述之意。”此说甚阴险恶毒，既为蔡京开罪，又嫁罪于君，借以激怒徽宗。果然，徽宗中招，不久便让蔡京复相。政和七年九月，御史中丞王安中请对，论蔡京老奸多智，徽宗亦有罢蔡京之意。时蔡京子蔡攸日夜出入宫中，遂尽率子弟求见徽宗，泣拜恳求“傥全臣宗”，徽宗于是漏夜将王安中调离台职。蔡京自此势熖益盛。蔡攸所请，显然为蔡京所使。
宣和六年（1124），蔡京复领三省，四当其国。时年已八十岁，目睧不能书字，足蹇不能拜跪，凡判笔皆由爱子蔡絛为之，并代蔡京入朝奏事。蔡絛肆为奸利，擅权用事，宰相白时中、李邦彦惟奉行文书而已，不堪忍受。蔡攸亦因嫉妒而与白、李联手告发之，致徽宗怒欲窜逐蔡絛，经蔡京极力乞求得以免窜。
蔡京乞请保官复位，总是举起“绍述”旗号，对徽宗施加政治压力，又以“上恩未报”，感化徽宗，故总能奏效。宋人笔记载，童贯偕蔡攸往蔡京府上索取请辞表时，蔡京置酒款待二人。蔡京酒行自陈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诚如御史所论：“辨，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视听”。其奸性毕现矣。
三曰悲泣。《宋史·蔡京传》称：“（蔡）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徽宗）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生动画出蔡京失势乞留之丑态。宋人笔记中有几则记载，作了精彩图解。《高斋漫录》载，崇宁间蔡京罢相，出居观音院待罪。客有过之者，蔡京泣曰：“京若负国，即教三子都没前程，”好事者戏之曰：“两行珠泪下，三个凤毛灾。”《挥尘后录》载，蔡京晚年请士人教育诸孙，馆师张觷入馆数日后，忽语诸孙曰：“可且学走，其他不必。”诸孙问其故，师云：“君家父祖奸憍以败天下，指日丧乱，惟有奔窜，或可脱死，他何必解耶！”诸孙泣告蔡京，蔡京愀然不乐，命置酒以谢之，且询以救弊之策。张觷曰：“事势到此，无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拾人才，既往修来，以补万一，然无及矣。”蔡京为之破涕。（以上二则转引《宋人轶事汇编》）。此刻，蔡京之泪如同鳄鱼将杀之泪，已难换救灭亡的命运了。
权 力 之 剑余梳理蔡京史料，深感蔡京是个典型的权力崇拜者、权力主义者。其毕生不遗余力追逐权力、恃宠固位。一朝权柄在握，势炎薰天，专横邪险，弄权害国，何其狂也；一旦丧权失势，则惊魂落魄，摇尾乞怜，涕泪双流，又何其悲也。当年荐引蔡京入朝的童贯，奉旨往其府索取请辞表时，蔡京竟然大出意外。一时惊慌失措，席间行酒自陈时，竟失语呼儿子蔡攸为“公”，为左右所窃笑。权令智昏，失权之昏，一至如此。
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用以安民济世，亦可祸国殃民。可令执权者由弱辄强，由善变恶，由智而昏，由狂而悲。可谓古今权场上屡见不改的一条法则。蔡京晚年未能因权享福，反而因权致祸，贬窜蛮荒，门党散尽，独门人吕辨送至长沙。吕乘闲问蔡京曰：“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知国家事必至于此乎？”蔡京曰：“非不知，将谓老夫可以幸免。”宋人笔记载，宣和年间，蔡京正值权势炎盛之时，青州（今山东益都）名道刘跛子柱杖入都。蔡京令蔡絛独身往访之。跛子以手挥之勿令前，取一片瓦砾用土书一“退”字，更无他语，蔡絛归来报告蔡京。作者称蔡京“虽悟其言而不能用，遂至于败，”不无道理。殊不知，当时蔡京权倾一时，权令智昏，何以肯退？
心怀侥幸，以求一逞，历来是权佞奸邪们政治赌注的心态，然大多不能逃脱正义之剑的制裁。绍圣初，蔡京自成都召还，入为权户部尚书。途经洛阳时，应邀出席郡守为前朝名相文彦博居洛就第之宴。席间，文璐公谓蔡京曰：“观子风骨必大贵，如老夫官职必作，子孙爵禄过之，但不如老夫安闲之适。愿异日深思慎处也。”“深思慎处”四字，可谓语重心长，实乃老宰相经验之谈，亦直切蔡京其人之德性。然而，蔡京能做到么？
对蔡京政治命运，宋人早有予言。蔡京发迹地浙江余杭人沈野，善谈人伦，道士杨醇叟亦妙于此术。一日沈语杨曰：“余观翰林（指蔡京）风骨，气宇皆足以贵，而定不入相。”杨曰：“子目力未至。此人如美玉琢成，百体完就，无一不是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但其终未可尽谈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道士徐神翁以能知未来事为蔡京所重，并荐言徽宗予以褒扬。徐自海陵（今江苏泰州）到京师后，蔡京谓徐曰：“且喜天下太平。”徐云：“天上方遣许多魔君，下生人间作坏世界。”蔡曰：“如何得识其人？”徐笑云：“太师（蔡京）亦是。”弄得蔡京尴尬不已。《清波杂志》称，徐神翁好写字与人，且多验。蔡京得“东明”二字，人皆谓“东明”乃向日之方，富贵方艾。后蔡京贬窜，正好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城南东明寺。又是一次灵验！
上举笔记所载，自然不可与史料同比，不若视为传言笑谈罢了。虽不足为据，却反映时人对蔡京窃国的一种情绪。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宣和末，蔡安时曰：“乱作不过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复苏，是将使之身受祸也。天下其能久无事乎？”蔡氏所言，反映天下子民对蔡京祸国罪行之痛恨与咀咒。《挥尘后录》载，蔡京南窜，道上市食饮之类，闻知蔡氏，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吏为驱逐之方稍息。蔡京在轿内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可视为民意之真实写照。蔡京生前穷奢极欲，死无棺木，随行官员因其在位时喜着青衣道袍，乃以青布条裹尸草殓于东明寺观音殿，聊以告慰，不亦悲乎？后有蜀僧路过该寺，题诗于壁，云：
三十年前镇益州，紫泥丹诏凤池游。
大钧播物心难一，六印悬腰老未休。
佐主不能如傅说，知几那得似留侯。
功名富贵今何在，寂寂招提土一丘。
蔡京元祐间曾出知成都，古称“益州”。 “紫泥丹诏”，指皇帝诏书。“凤池”，本为皇宫水池，魏晋时设中书省于宫中，故为中书省之代称。唐代称宰相为中书门下省同平章事，故古诗文多以凤池喻宰相。“大钧播物”，指大自然造物。“六印”：战国时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授六国相印。“傅说”：商殷武丁访得傅说，举以为相，出现殷国中兴局面。“留侯”，为汉代刘邦谋臣。“招提”，为梵语四方之意。僧诗形象地概括了蔡京政治生涯及其功过得失，叹世间人生变幻、权力起落。他认为，蔡京进身相位，老而未休，但佐主之德之才均不比古之贤相、谋士，毕生为之奋斗的功名富贵，亦终于化为寂寂一坨土丘。看来，蜀僧对蔡京虽无恶意，却评价不高。道家看空人生的世界观，我们亦不必苟同。
蔡京死后，并不能得以安眠，千百年来，后世对其凶险奸邪之德性、擅政害国之恶行，如同其生前在位时一样，交论不绝，“奸相”之案越千年仍难推倒，似乎真要遗臭万年矣。而其仕宦人生之大起大落，直至身败名裂，则成为权力场上的经典教训。玩权者虽可快意于一时，终必反为权所累，为权所害。可不畏哉，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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