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方志记载，蔡襄于北宋庆历五年 (1045年)4月至庆历七年 (1047年)11月，以右正言直史馆第一次任福州郡守。庆历七年 (1047年)11月至庆历八年 (1048年)10月，升任福建路转运使。嘉祐元年(1056年)8月至嘉祐三年(1058年)5月，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第二次任福州郡守。在福州任要职5年多，“修复古五塘”是他主要政绩，也是蔡襄研究一个学术焦点。然而，“修复古五塘”地点到底在福州，还是在莆田（时称兴化军），或者两地兼有，一直困扰蔡襄研究者。

   事实上，古人对此早有文献记载，也早有答案。如果说福州学者持第一种观点还情有可原，比如肖忠生的《蔡襄对福州的贡献》，那么，莆田学者持第三种观点就令人遗憾了，比如金文亨的《北宋名臣———蔡襄》和杨祖煌的《蔡襄的业绩》以及蔡庆发的《蔡襄评传》等。甚至连莆田市方志委新编的《莆田市志·蔡襄传》也采用第三种观点。其实，只要仔细查阅宋、明时期福建地方志和有关史料，再认真分析和对比，就不难得出正确结论。

   首先，看一看宋代人记载。据梁克家《三山志》水利卷云：“嘉祐二年（1057年），蔡密学襄命三县疏导渠浦”；“嘉祐二年，郡守蔡襄从乐游桥下开，沿城外至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下去思桥，北出河尾船场，散入堘北、小浦、中浦、石泉、安国以北。”《三山志》是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一部地方名志，作者梁克家，晋江人，南宋状元，曾入阁任右丞相，后出知福州府。他主纂的《三山志》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历史价值，在方志界享有盛誉，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珍视。该志成书于宋淳熙九年（1182年），距蔡襄逝世（1067年）不到120年，应该说记下史料较可靠。但记录蔡襄第二次任福州郡守时兴修水利史实，却无“修复古五塘”之事。

   又据黄岩孙《仙溪志·蔡襄传》云：“蔡襄字君谟，年十八试进士，为开封第一人。天圣八年，登进士甲科，……十月，以亲老出知福州，遂为福建都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闽人丁口税之半”。由于年代久远，福建现存宋代地方志只有《三山志》、《仙溪志》、《临汀志》3部，而《仙溪志》是目前全国唯一现存宋代县志。作者黄岩孙，泉州人，宋宝祐二年（1254年）任仙游县尉。该志成书于宝祐五年（1257年），距蔡襄逝世只有190年，况且仙游是蔡襄老家，蔡襄传史料也是较可信。

   另据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公讳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也。天圣八年，举进士甲科，……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以便亲，遂为福建路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田，民以为立，为公立生祠于塘侧，又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欧阳修江西吉安人，与蔡襄同朝为官，应该说同时代的人记下的事情更可靠。此外，元代人脱脱编纂的《宋史·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其材料基本出自上述欧阳修的文章。

   其次，再看看明代人的记载：

   据黄仲昭《八闽通志·蔡襄传》云：蔡襄“天圣中第进士甲科，……以亲老知福州，遂为福建路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民田，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八闽通志》是现存第一部福建省地方志，作者黄仲昭，莆田人，官至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与蔡襄是小同乡。该志成书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所引蔡襄史料与《仙溪志·蔡襄传》和《宋史·蔡襄传》基本相同。

   又据王应山《闽大记·蔡襄传》云：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丁口税之半。”明万历初年，侯官（今福州市）人王应山参与以林燫为总裁的《福州府志》纂修，“多所裁定”；又拟定继弘治《八闽通志》之后续纂省志计划，且已拥有八府一州大量史料。由于林燫去世，编事遂废，王应山遂于万历六年至九年（1578—1581年），以私家之力编纂成《闽大记》55卷，可视为福建第二部省志。该书所记人物远比《八闽通志》生动细致，大有助于地方史的考异、发隐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乡邦文献。

   此外，喻政修纂的万历版《福州府志·蔡襄传》亦云：蔡襄“庆历间，由左正言直史馆，乞郡养亲，出知福州。未几，改转运使。复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嘉祐初再知福州，复疏导附城湖浦”。该志水利卷记载与《三山志》相同，也没有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时有“修复古五塘”之举，只记录他第二次任福州郡守兴修水利之事。

   综上所述，蔡襄“修复古五塘”地点不可能在福州，那么，持第三种观点的依据就站不住脚了。正确答案只能是第二种观点，即蔡襄担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在莆田“修复古五塘”。

   事情缘由是这样：在木兰陂未筑之前，莆田南北洋平原均靠凿塘储水以灌溉。但自北宋天圣年间（１０２３－１０３１年）起，大地主陈清等勾结官府，陆续把北洋五塘填为田地，致使沿海农田无水灌溉，常年有种无收，而税赋照征，农民流离失所。时任福建转运使的蔡襄回乡探亲期间，深入实地调查，并上疏《乞复五塘札子》：“臣昨至兴化军，访闻得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大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余顷为田，八千余家耕种为业。”此疏救活8000余户农民，为家乡办了大好事，所以老百姓“为公立生祠于塘侧”。

   与上述史实相佐证的地方史志还有，明人何乔远的《闽书》和周瑛、黄仲昭的弘治《兴化府志》，尤其与宋邑人李俊甫《莆阳比事》记载的“蔡襄漕福建，莆有陂塘五所，自豪民请筑为田，塘下田皆为旱地，襄奏古塘，灌田千余顷，可活八千余家，及筑为田才百顷止，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利害灼然，后五塘皆复，民立祀塘侧”相吻合。

   若说福州学者持“修复古五塘”地点在福州，是有明清地方志作依据，比如明人叶溥、张孟的正德版《福州府志·蔡襄传》载：蔡襄“由右正言直史馆，以便养亲，出知州事，始复古之五塘，又奏减五代时州民丁口税之半。升本路转运使，寻以父丧去。嘉祐初，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再知福州，疏导附郭河浦，以溉民田”。又如清人徐景熹的乾隆版《福州府志·蔡襄传》载：蔡襄“由右正言直史馆，乞便养亲，出知福州。始复古之五塘，又奏减五代时州民丁口税之半。升本路转运使，寻以父丧去。嘉祐初，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再知福州。”

   事实上，这两部志书如出一辙，都把“修复古五塘”放在“升本路转运使”之前，但两志水利卷记载与《三山志》相同，并没有记载蔡襄在福州“修复古五塘”，这是它们的矛盾之处。可以说，两书作者混淆蔡襄“修复古五塘”地点前后顺序。而莆田学者持蔡襄“修复古五塘”地点则在福州、莆田两地兼而有之，就更令人费解，不知依据的史料是什么，出处又在哪里。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史料可能出自私人笔记或野史；二是写文章走捷径，人云亦云，照抄照搬，以至造成以讹传讹。历史人物研究是很严肃的事情，贵在实事求是，认真严谨，来不得半点马虎。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各位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