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庆历新政研究的不断深入，蔡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了。

　　蔡襄一生主要政绩有以下三大方面：一、在政治上远见卓识，伯乐知道千里马，蔡襄知道贤臣。据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九《蔡襄传》记载，蔡襄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这一记载说明，最早发现四位贤臣，并及时向国家和全国人民汇报的是莆田历史名臣蔡襄。特别是范仲淹，他是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师，在1036年反腐败斗争中崭露头角，竟然也被蔡襄发现了，那更是不简单的事。

　　二、在思想上主张广开言路，让谏者有所作为。弘治志说：“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之说不过有三，臣请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举，盖以司过举耳。人主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在能彰？至于巧者则不然，事难言则喑而不言，择其无所忤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吾尝论其事矣。’此谓之好名。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及，以挹显仕，从谓之好进。君有过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此谓之彰君过。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在这里，蔡襄的看法有独到之处。任谏不难，许多人想当言官，而且当之无愧，不怕死，不怕打击，所以，选拔、任用谏者容易。但是听者多，各有各的看法，少不了造谣中伤的人们。他们会肆意歪曲谏者的话，制造障碍，让谏者无所作为。对于君主来说，听谏，容易做到，他会耐心听下去；但是，接受人家意见即用谏却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辨明是非，他以“好名”、“好进”、“彰君过”三者为例来说明，希望宋仁宗做个名副其实的好谏者，肩负庆历新政的重担。

　　弘治志还说：“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又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虽然，臣窃忧之，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虽良术，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扁，难责效矣。’”步步深入，分析透彻，最终把最为关键的问题摆在宋仁宗面前：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你何去何从？蔡襄正是这样给宋仁宗“打预防针”的。

　　这年九月，范仲淹出任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提出十大政，显示了改革者大智大勇的高贵品质。大智，远见卓识办法多，一下子拿出十大政，对贫穷落后的祖国进行综合治理；大勇，敢想敢说不怕死，把宋仁宗和他的祖宗们做错的十件大事情，一一予以纠正，全不顾个人得失。宋仁宗有扭转乾坤之心，不但不会予以计较，而且还坚决实行新政，终于取得成功，让宋朝转危为安。这显然与蔡襄的谏言息息相关。所以，认真分析蔡襄的一言一行，我们就会知道蔡襄是个“忠君”和“爱民”的统一论者，当宋仁宗犯错误时，他写《四贤一不肖》诗当即予以纠正，使他早日改正过来，达到“爱民”的目的。

　　引人注目的是弘治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在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章衡榜之后夹注：“是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宋仁宗让进士和殿试者从此都有了言论自由，在蔡襄谏言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 

　　三、能上能下的实干家。蔡襄在京城任职时是个实干家，到地方任职时也是个实干家。弘治志说：“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复修起居住。”蔡襄任转运使时做了两件大事，后又回到京城任职。

　　网上查询方知道，宋初，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以前，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以后，陆续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机构分割转运使的权力。这么一查询，笔者才知道，宋仁宗让蔡襄“改福建路转运使”，是为了庆历新政在福建的全面落实。所以，我们就要把那时福建农田水利建设、文化教育、政府官员等的变化和蔡襄的实干精神联系起来。

　　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一记载，庆历新政(1043-1045年）以后，蔡襄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开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井离乡，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这就是说，庆历新政以后，老百姓生活得到关心，雨水不足时，就要减免赋税。8000多户和30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去认真算好这笔账，所以，他们是糊涂官，做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说：“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奏复五塘。”这是一件大事。

　　其次是《奏乞减放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剳子》，蔡襄说：“伏惟祖宗恢复天下，大去无名之歛，然诸州身丁，尚犹输纳。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之弊，祥符中（1008-1016年）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漳泉三州，亦是丁钱折变作米，无人论奏，因依科纳，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领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四十年间，郡人希望减免人头税，但是却没有人替他们办事，连续几任转运使都不称职，即使“皇恩浩荡”也没有用处。同样，莆田县五塘被强占为田，他们也不去管！

　　所以，蔡襄进之说：“臣闻圣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养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尽，陛下推而行之，可谓至孝矣。伏望陛下进成先帝之仁，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米，只令依建州例纳，岁纳口钱。”字里行间，洋溢着蔡襄的爱民亲民思想，显示了这位新型的民主斗士办事雷厉风行的政治特色。就这么一请求，三郡人头税减免了一半。 

　　其三，庆历新政以后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和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开好头息息相关。朱维干在总结麻沙出版业的文化背景时说：“政治上兼收并蓄，是仁宗时才有，南北的畛域解除了。于是，‘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福建史稿》上册247页第13行）在这里，宋仁宗的政治特色总结出来了，但是语焉不详。要是能说得具体些，变化原因很有可能那时也就找出来了。

　　去年6月5日笔者发表了《庆历新政和兴化军三县教育的变化》，拙作说：“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兴化军是如此的，全省各地也是如此的，因为庆历新政的抑侥幸、精贡举政策在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哪会有什么变化？！

　　在蔡襄以前，我国并不缺乏民主斗士。例如孔夫子是春秋后期着名的民主斗士；荀子、孟子是战国时期着名的民主斗士；陆贾是汉高祖时着名的民主斗士；魏征是唐太宗时着名的民主斗士……他们共同的特色是亲民爱民，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办事，主张为政要取信于民，让老百姓放心。这是因为华夏政权民为基础臣为骨干君为领袖；不得民心就要垮塌。所以，他们通过教育或者廷议，宣传历史上的民主制度和成功的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权民主建设做出了贡献。蔡襄的贡献在于发展了这种斗争方式。在那时廷议不行，一个又一个前赴后继，都失败了，都没有好下场，宋朝顷刻之间就要土崩瓦解。在危急关头，蔡襄应用文学武器，试一试，灵了，国家有救了。“都人士争相传写”，许多人不仅引起了共鸣，而且还把新的信息传递出去，达到了治国安邦的目的。当入朝做言官时，蔡襄则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让宋仁宗认识广开言路，为谏者排忧解难的重要意义。后来他又任地方官，以上三件大事说明，任福建转运使的蔡襄是个贯彻执行庆历新政的实干家。

　　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蔡襄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任职，都是政府官员的好榜样。首先，蔡襄在京城当小官，关心的是国家头等大事。宋仁宗做错事，是非颠倒，蔡襄当即写《四贤一不肖》予以纠正，还引起了出版家的共鸣，大量发行，广为宣传。蔡襄不仅没有被问罪，而且还被宣人宫知谏院。这说明不打不相识，赢得了宋仁宗的信任。

　　其次，推动和促进了好的学风的形成。宋朝初期所以被冗官冗费压得喘不过气，主要是因为那时政府官员学风不好，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不会办事。1030年，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和《中庸》，把它们作为礼品赠给新科进士们以后，1036年就大见效，四贤臣受到打击，蔡襄“作《四贤一不肖》，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这便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蔡襄是1030年新科进士，他不辜负宋仁宗厚望，在爱民亲民上立竿见影，而且还引起了天下云合响应，纷纷向蔡襄学习，关心国家大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是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初开始知鄞县。据《东都事略》卷79《王安石传》记载：“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不次进用，可以激奔竟之风。”在这里，激奔竟之风即扭转追求高官厚禄之风。王安石勤奋好学，不追求高官厚禄，显然是以蔡襄为榜样，所以他任地方官，那是想方设法为老百姓做好事，认真落实庆历新政（1043-1045年）。由于勤奋好学，严于律己，王安石德才兼备，大智大勇。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继续把宋朝中期改革推向深入，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