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为蔡京平反昭雪的有两人，一是宋高宗，一是宋孝宗。他俩都曾因此而实现天下大治。

   宋高宗为蔡京平反昭雪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宋金战争（1126-1141），长达15年。1127年宋徽宗和钦宗为金兵俘虏北去，宋高宗于次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发表施政方针，要继承和发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尧舜禹之道。对王安石变法仅仅“停罢青苗钱”，其他不提，这就等于他基本上肯定了王安石新法，经济上继续实行农工商并重方针政策。这是在发表宋朝中兴宣言，让全国上下有了个共同奋斗目标。肯定王安石新法，便是肯定蔡京新法，这是因为蔡京是继范仲淹、王安石之后的大政治家，他把宋朝中期改革（1030-1125）推上了新的高峰。所以，宋高宗的施政方针，对蔡京来说，无疑是一次认真的及时的平反昭雪。只有认真做了，才能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阳奉阴违，蔡京80岁高龄也要做官，连贬崇信、庆元军节度使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

   蔡京死了，他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还要不要继续贯彻执行？历史的结论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钦宗败，高宗兴，便是历史的见证。这里以蔡京任相时推行之恤民政策来说明。

   据明弘治《兴化府志》记载，那时有三样恤民政策被后人所传承。一，赈济之典。“宋有常平仓、社仓、义仓。国朝洪武初有四仓。所谓四仓者，酌量道路远近，以便赈济而设也”。

   二，养济之典。“宋有安济坊、安养院（在望京门外），俱崇宁、大观间（1102-1110年）建，以收恤疾病窿老之人，为德至渥。莆田县南有仁寿庐，庆元（1195-1120年）初知县廖德明建，凡道路来往疾病之人，皆取给焉”。

   “元改安养院为养济院，即宋旧址为之。

   “洪武十八年（1385年），因旧养济院重加修理。弘治六年（1493年），知府王弼迁建于肃清门外郡厉坛之右。厅堂悉依旧制，而房舍视旧加多，且极洁静，孤老就居大悦。每月照例人给米三斗，柴九十斤。每岁寒暑布各一匹。死给棺一具。”

   三，收葬之典，始于宋朝崇宁二年（1103年），“诏以不毛之地为之”，以掩埋那些无人认领的尸骸。兴化军奉诏立于广化寺之西冈。明代莆田县二所：一在南厢筱塘山之原，宋朝绍熙元年（1190年），知军赵彦励创建，明朝正统十一年（1446年），主簿唐礼修；一在东厢太平山，周围一十亩，弘治八年（1495年），知府王弼创建。

   恤民政策，是国家亲民、爱民路线的具体表现；宋高宗做皇帝时坚持了，说明他是中兴之主，从此，蔡京事业后继有人。

   再例如茶叶种植，宋徽宗时比以前有了发展，全国每年课茶2400万斤左右；宋朝后期，仅成都路和利州路两个路，年产茶叶就达到2100万斤,接近过去全国每年课茶的数量。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蔡京茶法后继有人。到了明初，明太祖实行茶马贸易，把茶叶作为交换军马的战略物资。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农工商并重法实在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发明。蔡京于1070中进士，后来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和传人，有50多年的历史，很不简单。

   忠不忠，看行动。宋高宗为蔡京平反昭雪，主要是根据他的一系列实际行动，因为只有坚决贯彻执行蔡的新法，才能继往开来。否则，口说无凭，说得如何如何忠，又有何用呢？！

   宋高宗是这样，宋孝宗也是这样。

   《宋史》说，接着，龚茂良又清算了徽钦二帝政治上错误，进行国家政权建设。他指出：“‘崇、观、政和，小人道长，内则憸腐窃弄，外则奸回充斥，于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阙。今进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哗然，指为此辈。臣愿先去腹心之疾，然后政事阙失可次第言矣。’内侍梁珂、曾觌、龙大渊皆用事，故茂良及之。迁右正言。”（《龚茂良传》）

   据郑秋鉴、吴松江《蔡京史事年表》说：“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蔡京死后42年，蔡京骸骨由潭州（长沙）迁葬仙游连江里（枫亭）埔缝村。”这显然是宋孝宗办的好事，否则，谁敢出这个主意？！究其原因，是因为龚茂良那时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国家政权建设阶段，不把小人从文武官员中清除出去，后患无穷。所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迁葬的意义就在这里。

   后来，龚茂良终于把宋孝宗身边“两颗定时炸弹”挖掉了。我们常说历史研究可以兴国，龚茂良的两次决策便是一例。他和王安石一样，都是大智大勇人物。龚茂良精通本朝历史，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的进言让宋孝宗“龙颜大悦”，文武百官无不赞同，宋朝后期新的政治局面就这样打开了。所以，龚茂良成为了宋朝后期王安石式改革家。

   与此同时也说明，蔡京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范仲淹、王安石、蔡京三人最大的安慰。要是没有接班人，那他们真的都死了！而且，这个接班人不是别人，而是宋朝中兴之主宋孝宗。他弘扬祖德，无限热爱蔡京，在仙游县创建蔡京宰相墓，让蔡京荣归故里，扬宗耀祖，便是历史的见证。宋钦宗害蔡京，宋朝衰败；宋孝宗爱蔡京，宋朝中兴，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自从龚茂良出任监察御史以后，宋孝宗变得聪明多了，懂得古为今用，做蔡京的文章。说了一千个好话，不如做一个实际行动。宋孝宗正是用这个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他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决心，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蔡京变法时期是宋朝中期经济改革成就的最高峰。他还肩负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担子，让王安石所发明的农工商诸业并重的方法生根、开花、结硕果，代代相传。例如茶叶种植，宋徽宗时比以前有了发展，全国每年课茶2400万斤左右；宋朝后期，仅成都路和利州路两个路，年产茶叶就达到2100万斤,接近过去全国每年课茶的数量。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茶叶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拥有国内和世界的广大市场。到了明初，明太祖实行茶马贸易，把茶叶作为交换军马的战略物资。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农工商并重法实在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发明。蔡京于1070中进士，后来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和传人，有50多年的历史。但是1126年，蔡京却不幸被宋钦宗政治迫害致死，时年80岁。所以，蔡京之死是宋朝历史上一大冤案，让普天之下士大夫对宋统治者心灰意冷。宋孝宗让蔡京魂归故里，平反昭雪，为的是全国安定团结，让士大夫们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有比较，才能鉴别。司马迁在《史记》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写屈原历史，懂得实地考察，叙说屈原对后人的影响。但是，脱脱写《蔡京传》，却不知道蔡京的事业后继有人，也不知道叙说宋孝宗弘扬祖德，无限热爱蔡京，在仙游县创建蔡京宰相墓，让蔡京荣归故里，扬宗耀祖这一历史的见证。脱脱要是向司马迁学习，去宰相墓那里默哀，缅怀先烈，《蔡京传》就会写得特别感染人。

   而且，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命运比蔡京更惨。《宋史》的《神宗本纪》说：“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作者认为宋神宗青少年时代待人接物不错；在位18年，初开始也是好的，将大有为；后来任用王安石为相 ，实行变法才开始变坏了，搞得天下大乱，万民涂炭。而且“帝终不悟”，成为了令人痛心的“昏君”。

   奇怪吗？不奇怪！“前人栽树”，披荆斩棘；“后人乘凉”，懂得来之不易，为之歌功颂德——这是史家应该做的事。所以，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脱脱看来，王安石不是个宋朝中期大政治家，而是个大坏蛋，他的变法搞得“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宋亡。《宋史》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四月，与辽、金二史同时撰修，至正五年十月二十一成书奏进。这就是说，67年后，元人仍然无法读懂宋朝中期变法的历史。25年后，即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试想，脱脱如果有司马迁的治史才能，那么，他的《宋史》就一定会在挽救元朝后期统治危机中，做出应有的贡献。道理很简单，王安石的“市易法”亲民爱民，农工商并重，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发明。实行几十年后，东京成为了世界上最为繁荣昌盛的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之作证。史载，元朝末年，统治腐朽，经济崩溃，灾害连年，人民起义烈火遍布全国各地。这说明在那时，《宋史》虽然编写出来了，但是，却没有丝毫社会效益。一查，才知道宋朝中期的历史被颠倒了。不然，依样画葫芦，宋神宗怎么做，元统治者也怎么做，亲民，爱民，恤民，把农工商搞上去，1351年红巾军起义哪会发生？

   相比之下，同样是历史经验，宋高宗 、宋孝宗懂得注意，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元顺帝却麻木不仁，不知道“资治通鉴”，从宋朝中期的改革中去寻找自己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