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科学技术发展居世界前列，新鲜事物蓬勃发展，层出不穷，谁也说不清。

　　《宋史》说：“ 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 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 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蔡京传》）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说来话长，让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去分析，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募役法的由来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熙宁新政取得胜利的有力保证。宋神宗变法，不是依靠王安石一个人，而是充分发动群众，群策群力，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熙宁变法始时的决策机构。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 权的脱节﹐问题丛生。为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同时﹐即创建了这个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创建以后﹐原拟由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兼领。但陈升之在改任宰相之后﹐以耻言财利为借口﹐拒不接受。王安石则认为﹐财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职任。在他的建议下﹐改由枢密副使韩绛同领。为使变法付诸实现﹐这个机构一方面吸收 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参加﹐议论各项问题﹐另一方面让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及内外官员﹐以及“诸色人”等﹐陈述意见。又选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和王广廉等八人﹐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以便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兴利除弊﹐变而通之。于是﹐在这个机构积极努力下﹐于熙宁二年七月之后连续发 布了由吕惠卿拟就的均输﹑青苗（常平法）﹑农田利害条约等法﹐对差役法的变革也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从而使改革事业蓬勃发展﹐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条例司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于熙宁三年五月废去﹐其权归于中书。在王安石直接领导下﹐中 书五房和司农寺成为变法的决策机构﹐新法通过司农寺名义予以 发布。 例如，募役法初始由条例司于熙宁二年（1069）12 月提出， “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以后，首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取得实践经验以后，交给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他俩于熙宁四 年正月上奏章。“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 緍，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募役 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 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九 个月后，即熙宁四年十月，募役法颁行天下。从中可以看出，熙宁 新政，慎之又慎，每一个法令都要经过许多道工序反复验证以后， 才颁行的。所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这是宋神宗的领导艺术。他不是搞一言堂，而是搞多言堂。在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够涌现这样的政治家，很不简单。

　　据《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一记载，乾道六年（1170）五 月廿八日，宋孝宗提出了复古的要求：“旧设两省言路之臣，所以 指陈得失。给、舍则正于未然之前，台谏则救于已然之后，故天下 事无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驳章疏太频，惮于论列。今后给、 舍、台谏，凡封驳章疏之外，虽事之至微，少有未当，随时详具奏 闻，务正天下之理。”在这里，给即给事中，舍即中书舍人，二者 的职责是为政策法令出台以前把好关；台谏则是政策法令出台以 后，负责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熙宁新政成功 的历史经验之一。当时司马光是谏议大夫，他的职责便是提意见， 把自己的感觉一五一十说出来，以便达到新的政策法令万无一失的目的。到了后来，宋孝宗提出复古要求，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时代成功值得继承。

　　与此同时，募役法还亲民爱民，减轻贫困户负担。据《长编》卷227记载，募役法初始由条例司于熙宁二年（1069）12月提出，“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以后，首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取得实践经验以后，交给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他俩于熙宁四年正月上奏章。“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坊郭十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緍，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九个月后，即熙宁四年十月，募役法颁行天下。它的好处一是按贫富等级出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即上户和中户的上等和城坊前6等户要缴纳钱，其他不用缴纳，大大减轻了穷人负担。二是让有才干者应募，给于合理报酬，有利于发挥个人专长，提高办事效率或者工程质量；三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出现再一次大分工，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创造品牌产品，等等。木兰建陂的胜利，证明了募人服役的优越性。

　　二，高太后开历史倒车，不得人心

　　列宁对王安石变法评价很高，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在当时，反对变法者却众多，甚至连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出面，带头反对。她俩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把王安石说成是乱臣贼子。她俩哭着向神宗诉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把天下搞得大乱！”神宗一时动摇，罢了王安石的官。后来后悔了，又请王安石出来重新当政。

　　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 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所以，历史上的高太后自始至终表演了反对熙宁新政顽固派的角色。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才开始时，高太后由于对新鲜事物有误解，所以会去反对，这是情有可原的。宋神宗死后，熙宁新政硕果累累，她却继续反对，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且破坏性大，影响坏。

　　但是，高太后开历史倒车却不得人心。“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宋史》的这一条记载说明了这一点。那时全国各地不是闻风而动，按时完成任务，而是到处碰壁，完不成任务，只有蔡京开封府县完成了任务。究其原因，募役法优点多，方便于民，早已经深入人心，许多人只愿意出钱，却不愿意服役。所以，恢复差役法，必然会发生逃亡现象，难以找到人。司马光不去检查自己决策错误，反而去责怪地方办事不力，真是老糊涂！“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这说明那时台谏等于虚设，他们不是去批评司马光决策有问题，而是把蔡京当做打击对象，这正是不明不白！而且“元祐党人”也不是铁板一块，都会听司马光指挥。在那时，朝中有三派，以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眉山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河北人为首的朔党，朝廷不像朝廷。这是高太后开历史倒车注定要失败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后来有的人不是实事求是地反映这段历史，而是凭空捏造，张冠李戴，说什么“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连自圆其说也不见了。

　　三，老子论述传承与普及

　　《道德经》五十四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一章认为，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的传承与普及，对于促进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发展，有着十分重大意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善的建树的不可以废除，善的坚持的不可以去掉，如果子孙能够遵循、坚持这些道理，那么祖祖孙孙就不会断绝，祖祖辈辈就会传承下去。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这里说的是修身养性。把这些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付诸于自身，让它们生根、开花、结果，他的言行举止就会是真实纯正，有力量。因为几代人的共同坚持更加显得高贵，有力量。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这里说的是家庭成员政治思想建设。把这些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付诸于自家，他的家庭就会面貌焕然一新，丰盈有余，比起他人，那就先进多了……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这里说的是自己家乡建设。把这些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付诸于自乡，他的家乡就会成了临近乡村的榜样，受到兄弟乡村尊崇。

　　“修之于邦，其德乃丰。”这里说的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把这些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付诸于自邦，经济文化发展就会丰盛硕大。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这里说的是广为宣传，把这些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付诸于天下，就会星火燎原，无限普及，到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促进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发展。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所以，用自身的修身之道来观察别身；以自家察看观照别家；以自乡察看观照别乡；以平天下之道察看观照天下，人们的感觉就会不一样。所以，传承优良传统的优越性是通过比较时发现的。个人与个人比，家庭与家庭比，乡村与乡村比，郡县与郡县比，内容会越来越丰富，意义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这种方法帮了我们许多忙，使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加聪明了。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我怎么会知道天下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呢？就是因为我用了以上的方法和道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时，使用比较的方法，往往富有说服力。在春秋后期的老子，就知道教育人们使用这种方法去提高自己的方方面面，去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这实在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学习《道德经》，有利于提高我们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认识。

　　四，蔡京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

　　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兴化军仙游县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据《·蔡京传》记载，蔡京登第后，“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斑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成为了新鲜事物创造者之一。

　　《宋史》说，崇宁元年（1102）五月庚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余各以差夺官……丙子， 诏元祐诸臣各已削秩，自今无所复问，言者亦勿辄言……庚辰， 以许将为门下侍郎，温益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赵挺之为尚书右丞。（《徽宗本纪》）

　　从1070年得中进士，到宣和二年（1120）致仕，在漫长的五十年间，蔡京和他的同事们努力奋斗，创造了许多个世界第一，让宋朝经济文化大发展，名列世界最前列。所以，蔡京创造新鲜事物功绩值得肯定。

　　《道德经》五十四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一章认为，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的坚持与继承，对于促进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有着十分重大意义。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崇宁比熙宁，担子更加重，意义更加重大。在这时做宰相，蔡京更加重视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更加关爱新鲜事物，所以，恤民政策成为先行者，成为了蔡京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第一。

　　据《宋史》卷一百七十八，志第一百三十一记载，在宋徽宗做皇帝以前，恤民政策在京城已经出现。“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 以廪老疾孤穷丐，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熙宁二年（1069），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

　　又说，“崇宁初，蔡京当国，（在全国各地）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 三年（1104）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曰：‘封府界僧寺 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 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人主 持，负责给人医病。规定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 实行物质奖励。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

　　而且，福利面广，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依丐者， 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贫孤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 其衣襴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顾人乳养， 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是宋徽宗三大恤民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

　　首先，三大恤民政策出台说明，蔡京精通历史，注意学习和研 究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由于措施得当，制度严明，易于操作， 所以，不会流于形式。从中可以看出，蔡京辅国所以业绩大，是因为他是一个经过 32 年考验的政治家。1070 年，蔡京得中进士；1102 年，出任宰相，这是历史的选择。他刚刚上任，就把三大恤民政策 这一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贡献出来，让丰硕的经济之果在神州大地 到处盛开。和前人相比，他们也知道这是爱民工程，但是却怕花钱， 宋徽宗则是有魄力 ，不怕花钱，爱民工程先上去。效果呢？这次变法进行了四年，效果尚好，《宋史》称之为“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有富国强兵之气息。

　　其次，三大恤民政策的实行，迎来的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在宋徽宗在位期间（1101-1125），有个叫做孟元老的，崇宁二年 （1103）到了东京，1127 年南迁，寓东京 24 年。离以后，念念 不忘昔日东京繁荣景象，后来写了一本《梦华录》。《序》中说：“（东 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 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 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 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 茶坊酒肆。八荒争湊，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 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从中可以看出，在 12 世纪初期，东京曾经是世界上一个为繁荣的城市，是中国直至世界的一个商业中心。 在那时，“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 之老，不识干戈。”在孟元老心目中，东京简直成了“世外桃源”！ 这样好的环境是怎样形成的？显然是蔡京实行三大恤民政策，为经 济腾飞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三大恤民政策许诺，国家对失去养活 自己能力的人实行“三包”，包吃、包医、包安葬。到处阳光灿烂， 暖人心房，社会治安上去了，官民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各郡县父母 官成了落实政策的贴心人——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城市，正是这样诞生的。

　　其三，宋徽宗事业后继有人。《宋史》说：“高宗南渡，民之 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赈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 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若丐者育之于居养 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 绍兴以来，岁有水旱，发常平仓，或济或粜或贷，如恐不及。然当 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赈给无穷，复以爵赏诱富人相 与补助，亦权宜不得已之策。

　　”元年（1131），诏出：粟济粜者赏各有差。粜及三千石以上， 予守阙进义校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予进义校尉；二万石，取旨施 行；已有官荫不愿补授者，比类施行……“在《宋史》里，作者 详细介绍了蔡京三大恤民政策在高宗南渡后施行情况，由于篇幅限 制，这里也就不一一说了。

　　1127 年宋徽宗和钦宗为金兵俘虏北去，宋高宗于次年五月初 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发表施政方针， 要继承和发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尧舜禹之道。对王安石新法仅 仅”停罢青苗钱“，其他不提，这就等于他基本上肯定了王安石新 法，经济上继续实行农工商并重方针政策。这是在发表宋朝中兴宣言，让全国上下有了个共同奋斗目标。在那时，之所以高宗南渡， 民之从者如归市，是因为这个政权继续实行亲民、爱民的三大恤民 政策。国家爱人民，人民爱国家，愿意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直至生命——高宗中兴揭示的正是这个理。

　　凡此种种证明，三大恤民政策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亲民、爱民政策，这是蔡京做宰相以后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第一。

　　蔡京创造的第二个世界第一是贡献了茶法和盐法。

　　《清明上河图》称得上是宋神宗市易法功绩的历史见证者：1072 年，宋神宗颁布《市易法》，揭开了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序幕；到了宋徽宗时，终于大功告成，东京旧貌变新颜，一片繁荣景象。

　　崇宁元年是 1102 年，市易法施行刚好 30 周年。那年，宋徽宗 下定决心，继续改革，任命蔡京辅国，把市易法引向深入。例如榷江淮七路茶，实行官购商销，为茶农和茶商提供方便。让二者增加 收入，并缴纳一定的赋税，确保茶叶生产、销售健康发展。四年， 再次改革，方便于民，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商人贩茶必须向官府购买茶引和官造的盛茶笼篰，官府通过垄断茶引印卖权达到专卖目的。政和二年（1112 年）蔡京第三次辅国，终于创立了系统 严密的合同场法，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统一归中央，由太府寺印造， 都茶务发卖。商人贩茶时盛茶的笼篰也仍由官府制造。商人贩茶先 向官府买引，再向园户买茶，用官造笼篰盛装，由官府合同场秤量、 点检、封记，在茶引和笼篰靨面盖底用纸题写合同场年月日、商人 姓名、茶叶指定贩卖去处、茶色、斤重、字号、料数量等。商人到了指定的贩茶地，当地官员再次验证数量等，然后启封贩卖。这样做，让茶叶产供销纳入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轨道，使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骨干力量作用。这就是说，从 1072 年市易法诞生， 到茶法大功告成，整整花去了 40 年时间，称得上是宋朝中期的一次经济大变革。 与此同时更盐钞法，即《文献通考》的《征榷三》所说：”崇 宁间，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政和 二年再次”大变盐法“，”罢官搬卖，令商旅赴场请贩“。次年， 又”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十千……（盐囊） 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篰法“，”受盐、支盐官司， 析之二之，受又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 簿“。盐售完后盐引也回官销落，对商人的管理基本上与茶法相同。

　　宋徽宗的茶法和盐法被后人所重视，得到了长期沿袭和发展。这说明和宋神宗相比，宋徽宗时的改革称得上是攻坚阶段，让普通的农业国上升为农工商并重的先进国家，很不容易，足足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例如茶法和盐法，比以前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国家、个人、 各个行业利益，一一兼顾，做到农工商并重，同步发展，很不简单。 从中可以看出，后人称宋徽宗是昏君，蔡京是奸臣，实在是混淆黑 白，是非不分，太离谱了。

　　在宋徽宗时，蔡京四辅国，从 1102 年到 1125 年四上四下。《清明上河图》正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在那时，东京交通四通八达，城市人口众多，商业活动打破了”坊“、”市“界限，不再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城中还有夜市，说明经过农工商并重改革以后的宋徽宗 在位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否则，夜市，哪会出现？所以，《清明上河图》既是市易法功绩的历史见证者，又是宋徽宗亲政政绩的历史见证者。从中还可以看出，张择端有远见卓识，他通过《清明上河图》即东京新貌来客观评价市易法的历史功绩，歌颂祖国改革成就，纠正有些人的错误观点，提高后来者鉴别水平……

　　蔡京创造的第三个世界第一是：在12世纪初期，在世界各国宰相排行榜上，蔡京名列第一。理由很简单，宋朝经济文化发展居于世界前列，12世纪初期，宋朝经济发展进入了最高峰。作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宰相蔡京，理所当然名列世界各国宰相排行榜第一位。蔡京是这样，范仲淹、王安石也是这样，他俩都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名列世界第一的中国宰相。

　　所以说宋朝经济文化发展居世界各国前列，是因为以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名列世界前列。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经济文化发展也先进。过去许多人说宋朝落后，”积贫积弱“，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宋朝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只好人云亦云。

　　之所以宋朝科学技术那么先进，首先是因为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长期社会安定，经济不断发展，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历史条件。

　　其次是宋朝重视文化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好读书，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弘治《兴化府志》卷 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 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 200 户以上者“。 这就是说，兴化县学很有可能是在庆历四年时立的。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宋朝政府重视山区教育，办教育 向山区倾斜，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 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