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湖南邵阳人，近代中国杰出的军事家。他年轻时留学日本，对国家衰微、世风日下而忧心忡忡，痛感“清廷之腐败，批政杂出陷国家于危险，置生民于涂炭”。他立下志向：“为国计民生，能不将清王朝倾覆？”并且勇敢地投入到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中。1911年，蔡锷响应武昌起义，在云南发动起义，宣布云南独立，此后又坚决与复辟势力进行斗争。他说：“我们自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们，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治理云南时期，蔡锷政绩斐然。1912年1月，他第一次给自己减薪。他签发都督府文告宣示：“滇中反正，得诸君同心勠力，共济艰难，本应厚精以酬劳绩。维诸君夙明大义，共体时艰，即前日举义与现在奉公，愿以救群众幸福，而非为个人之荣利，此次减薪办法无不乐赞其成。”他将自己的薪金从每月160元减为120元。1912年6月，下达第二次减薪令，将自己的工资又降为60元，仅相当于辛亥革命前新军一个营长的薪俸。在全国各省都督中，蔡锷的薪金是最低的。他说：“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仅有的工资，还要拿出一部分用于军队。为了纠正前清官场的奢侈浪费之风，蔡锷还规定军政府都督非星期日不请客，一席之费，不得超过五元。有一次，警察局长请蔡锷赴宴，蔡发现不是星期日，即在请帖上批示“违背功令，罚薪半月”。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蔡锷整顿云南财政和社会风气的各项措施，如惩办贪污腐败官吏、不准迎来送往等，都能雷厉风行地贯彻。蔡锷将“淡泊明志，夙夜在公”作为座右铭，以时时提醒自己。由于蔡锷带头廉洁奉公，且多措并举，1912年的云南财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节余20万元。时任云南省财政厅长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一文中回忆道：“各项军费、政费亦皆至于减无可减，节无可节。是以元、二年以来，不惟中央未曾协济云南，云南反协济中央数十万元，而云南政事当行者亦均行之，并未停滞。蔡公在滇都督任内两年，除每月之60元薪俸外，并未支用公费。其公馆之食用费每日限用小洋二角，其律己之严，可见一斑矣。”

   易宗夔在《新世说》记载：“蔡松坡为云南都督。滇黔商民，感其德泽，醵金为公铸铜像。公计取其金，赈恤两省饥民，且婉谢之曰：‘君等铸我像，享受荣名在千百年之后；若辈哀鸿，食此涓滴之赐，当可活命无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闻者贤之。”感恩的商人接受了蔡锷的意见，世上虽少了一座铜像，“无算”饥民却“可活命”。蔡锷“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之举，成为千古美谈。在北京任职期间，袁世凯为拉拢蔡锷，赠万金以祝寿，委以要职。蔡锷不为所动，清廉依旧。蒋百里在《蔡公行状略》一文中说：“身兼督办、参政、将军、办事员等差，循例得俸月可入5000元，公悉任其事而辞其俸。”也就是说蔡锷有多份兼差，虽工作照做，但薪金绝不多拿。

   袁世凯阴谋改制称帝，对蔡锷不放心，将他软禁起来。蔡锷虚与委蛇，假意赞同恢复帝制，极力收敛锋芒，后来化装离开北京，经天津乘轮船去日本，绕道香港、河内抵达云南。1915年底，蔡锷、李烈钧、唐继尧揭起讨袁护国的义帜，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开始了护国战争。蔡锷起兵讨袁，触怒袁世凯，袁世凯下令查封其家产。意想不到的是，蔡锷竟无一椽之屋，连母亲也寄居在别人家里。蔡锷当时已重病在身，但在四川前线仍坚持与士兵同艰苦。在川南纳溪战役中，“凄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身为总司令，虽然身患重病，却始终在前线指挥，“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讨袁胜利后，蔡锷依然保持两袖清风的品德，主动将自己的薪水由600两银子减为120两，后减至大洋60元。当得知其弟当上湖南造币厂的厂长时，致书谭延闿，要求将其解职，“以保素洁之家风”。这句话也生动反映了一代廉将的形象。

   1916年底，蔡锷病危，但他仍说：“不畏死，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担忧。”临终前，他遗憾地说：“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贡献，自觉有余憾。”

   蔡锷去世的时候不但没有存款，反而还负了三四千元债，全靠政府有一万多元的奠仪，拿出作安葬费和养家费。蔡锷的邵阳同乡、武汉大学教授李剑农先生在为《蔡松坡先生遗集》作序中写道：“公纪家寒素，历岁治军南省，光复之初，开府滇中且二年，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

   蔡锷去世后，很多名人政要纷纷作联以寄哀思。孙中山先生挽蔡锷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锷与班超、马援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