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女性在无数文人墨客的笔下都是柔弱之美。但是，谁说女子不如儿郎？谁说柔胜不了刚？明朝漳州大地上，曾出现一位铁骨奇女——蔡玉卿。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蔡玉卿出生于一个隐士家庭（父亲蔡乾鎏是一位隐者）。或许是受家庭影响，与同龄人相比，小玉卿早熟一些，恬静寡言，却能忍受清苦的生活。在父母的教导下，识字读诗，10岁便能写文章。
   蔡家有女初长成，15岁嫁黄道周。夫妻两人情投意合，感情甚笃。每逢黄道周离家远行，蔡玉卿必定赠诗勉励，情意绵绵。我们可以想象，奔波在外的黄道周，在昏暗的烛火下打开妻子的信，情切殷殷复叮咛，心中流过一阵暖流，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崇祯三年(1630年)，黄道周因连上三疏营救钱龙锡而被贬官三级。与其这样为官却无作为，不如辞官。皇帝获准后，一家人将要离京时，蔡玉卿关切地对丈夫说：“所当言者，尽于此乎？”黄道周理解夫人对自己的支持。第二天，再上一疏，规劝崇祯皇帝“退小人，任贤能”。崇祯皇帝竟以“滥举逞臆”之罪把他削籍为民。遭此横祸，蔡玉卿慰勉丈夫：“上怒方殷，祸几不测，今削籍归，幸矣。”

   蔡玉卿随夫还乡后，为致力著书的丈夫研墨抄书，或者研读经史，他们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崇祯八年(1635年)，黄道周讲学于漳州紫阳书院。蔡玉卿随行并热情地为前来听课的学生煮饭做菜，家里经济拮据，也从不告诉黄道周。
   崇祯十一年，黄道周告病辞官回家。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按常例，推荐所部官员，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疑黄道周与解学龙结党，竟以“党邪乱政”罪名，逮捕两人，各廷杖八十，“发西库司问拟”。蔡玉卿在丈夫遭严刑毒打，受沉重打击时，叫家人带去书信，以“天下圣明，自有霁日”相慰。并把寄回的血染襦裤留示子孙，让儿子们了解父亲的冤屈和坚强的意志。
   崇祯十七年(1644)夏天，蔡玉卿闻知明朝覆亡和崇祯皇帝自缢消息，在家中痛哭三日。
   此时，黄道周已辞官到邺山讲学。九月，黄道周奉南明弘光福王诏，赴南京任职。他回家告别蔡玉卿，以当时形势，奉诏无异于赴死，但蔡玉卿理解丈夫舍身效忠于明室的思想，鼓励丈夫为国尽力。没过多久，福王政权也告覆没。黄道周又奉南明隆武唐王的诏令任职。当时郑芝龙手握兵权，黄道周自己的力量微小，于是“自请募兵抗清”。蔡玉卿知道这个消息后，悲泣地说：“此夫子尽瘁之日矣！招征之役，不过义无所逃，欲得一死，以下报孝陵与先帝耳！”。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黄道周组织的义军在江西境内兵分三路，向清军发起进攻。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一方是横扫大半个中国的精锐部队，一经交战，结果就已经出来了。黄道周兵败被执，蔡玉卿得知消息后背痛万分。她心如刀割，却支持丈夫为国家所作的一切，她派家童给夫君带去短信：“自古忠贞，岂烦内顾，身后之事，玉卿图之！”黄道周收到书信后大笑。
   黄道周被俘后，清廷派人对他百般诱降，他以绝食表示其宁死不屈的心志。这时，蔡玉卿又写信给丈夫：“到了这种地步，只有‘致命遂志一著’，再无转变念头的余地!”
   忠孝仁德，义无反顾见风骨。黄道周殉节后不久，蔡玉卿让长子和丈夫的门生赵子壁前往南京，寻找黄道周的遗骸，并葬于漳浦城郊北山祖坟附近。
   斯人已逝，生者悲哀，从此生死两茫茫，蔡玉卿的内心凄苦无处诉说。
   黄道周牺牲时，长子才十五岁，幼子尚在怀抱中。蔡玉卿在《题侯太孺人遗诗》中写道：“夫志炳日月，苦节终以贞；万里归孤榇，碧血洒钟陵；捐躯事则已，岂顾儿女情”。
   在长子、次子避兵乱渡河失踪和三子逝世后，蔡玉卿面对国事已去、家境萧条，感到心灰意冷，她带着四子(子平)及孙(长子的儿子)移居漳州，决心在深山里度过余生。
   黄道周的凛然之举，感动了满清皇帝和文武大臣，清王朝赠黄道周为“文明伯”，赐蔡玉卿为“一品夫人”。清顺治九年(1652年)，郑成功破漳州城，探知蔡玉卿下落，“奉两百金为寿”，蔡玉卿婉言谢绝。
   公元1694年的一个春日，弥留之际，蔡玉卿郑重地拿出当年自己所临写的黄道周手书《孝经》一卷，授予黄子平：“吾诸孙必有能读此者，尚其与之”说罢，安然而去，享年八十有三。
   蔡玉卿的一生就是一部瑰丽的诗篇，她的精神犹如一朵圣洁的白莲摇曳在历史当中。她以诗、画、书的才情惊艳一代；她以上孝、下慈、女廉的品德贯彻一生。今天，我们从无数尘封的故事中知晓，在四个世纪以前，有一位铁骨奇女蔡玉卿顽强地同命运斗争着，这种精神在时代潮流中显出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