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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国民党特赦战犯蔡省三自述:“我的改造岁月”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发布时间:2019-9-29

   40年前的新中国第七次特赦,把所有在押战犯全部释放。这其中就有蒋经国的得力干将蔡省三。他在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之际,主动请缨到江西建立反共基地,但很快就被解放军所俘,1956年被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如今,96岁高龄的蔡省三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里尚且健在的。他向我们回忆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

   温 暖

   我们坐火车到抚顺。那个时候冷呀,零下30多摄氏度。我们是南方人,虽然换上棉衣,但还像是进了冰窖,就想这可糟了,不要说改造,恐怕没改造好就被冻死啦。停车后,车厢里进来一个干部,一手提着开水壶,一手拿着盒大饼,对我们说:“你们先喝点开水,吃些大饼,暖和暖和。”这是抚顺给我的第一印象:温暖。这位干部是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科长金源。

   初到抚顺,管理所为我们做了3件事。第一,特意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第二,专为招待我们放了一场电影。那天我们一进俱乐部,就看到许多熟人,也都是国民党战犯。等我们坐好之后,进来一批人,我们不熟,后来知道是伪满战犯。然后又进来第三批人,进门就45度鞠躬,原来是日本战犯。

   第三件事,就是听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报告。报告是由时任所长孙明斋做的。孙所长说:“我们对你们的改造,就是要使你们重新做人。为了使你们更好地接受改造,我们要为你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在你们改造的过程中,我们要贯彻三个保障:保障你们的人格,保障你们的生活,保障你们的健康。”要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特别又是在监狱里,能提供这3个保障是很不容易的。况且,那是个国共双方誓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年代呀!

   管理所的生活条件很好。我们吃饭没有定量,厨房还有烤箱,可以自己做面包。那个时候粮食很紧张,但管理所千方百计给我们改善伙食,还专门派警卫连的战士到长白山去打野猪,运回来冻上,或者腌成咸肉,给我们吃。我们住的也很好。管理所有锅炉房,供暖时间比社会上还长;还有澡堂,每周可以洗一次澡。

   那时人们还没有美化环境的意识,管理所的环境就非常美了。管理所组织我们去浑河边捡了很多鹅卵石,铺在各条通道上,两边种上花,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管理所还有果树,每年秋天都可以吃到自己栽下的葡萄和其他一些水果。

   对于战犯,管教干部从来不打、不骂、不侮辱。我和金源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特赦后,我经常从香港回内地,每次到北京基本都住在他家。金源离休后,我也邀请他来香港,请他住在我家。金源对我的生活特别关心,我现在的夫人就是他介绍的。

   自 由

   管理所改造我们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组织学习。《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等报纸每天都会准时送到。图书也很多。除了《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西方学者写的经济理论书也有,像《比较经济制度》。没人强迫你必须看马列的书,你可以自由阅读西方著作,连《飘》我们都可以看到。总之,管理所并不强迫你改造,而是让你在对各种理论、各种思想的比较中,自己改造自己。

   管理所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成员都是我们自己选举推荐的。学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战犯学习,再把学习的经过和结果向管理所汇报。学委会里有总务组、文娱组、体育组、学习组,我是学委会的主任委员。我经常组织大家办墙报,把每个人的优点、缺点、爱好等都写上去。

   有时,管理所请一些领导、专家,还有已经被释放的战犯给我们做报告。已经被释放的人讲的都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真实感受,很有说服力,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好多还在工作中成为劳动模范。

   管理所还组织战犯外出参观。我们国民党战犯先后到过上海、沈阳、吉林、哈尔滨、大连等地,平时还有小的参观,如到附近农场、工厂。参观的重点是新旧历史事实对比。我们经历过战争,当年到处是被破坏的景象,社会建设根本谈不上。现在一看,工业从无到有,变化非常大。通过这种对比,我们的认识变化很大。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次参观,是到大港油田和第一汽车制造厂。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没有石油,生产的汽车是万国牌,整台车的零件都是国外产的,中国就是组装一下。所以我在汽车制造厂看到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汽车,特别激动。当时我还写了一首歌,组织大家一起唱。歌词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放声歌唱第一汽车制造厂,你的光辉名字到处传扬,解放牌的汽车奔驰在祖国原野上,交通发展的前途无量。”

   快 乐

   管理所还组织我们演文艺节目。我们的演出很正规,有各种专业服装,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做的,做不了的,管理所就派人去买。演京剧时,我演青衣。我的服装、头面都是管理所派人到专业商店买的。记得一种头面当时在沈阳的专业商店也没有,后来管理所专门派人到北京,把我需要的头面买了回来。管理所还有许多西洋乐器,大提琴、小提琴都有。有一个日本战犯腰鼓打得特别好,后来被释放时,就把他打的那个腰鼓带回日本了,说要留做纪念。

   我们自编自演的戏剧形式很多,有话剧、多幕剧、京韵大鼓、快板等。我曾经根据个人经历写过一个三幕话剧《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第一幕是我在解放战争前期向蒋经国汇报战局,第二幕是我追随蒋经国反共,第三幕是我被俘,接受改造。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我们编了个多幕剧《苏伊士运河风暴》。剧编得很好,并没有描写危机整个过程,而是集中于英国议会讨论英国是否要出兵埃及这件事。

   那时溥仪很自卑,谁要是迎着他走来,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也要规规矩矩地给对方让路。大家在排这出戏时,就希望让溥仪也表现一下。溥仪不愿意,结果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坐在最后一排的议员角色,台词很简单。演到议会讨论时,议长要求议员发言,指着溥仪说:“请这位议员发言。”可是溥仪半天也没说话,最后憋得没办法,干脆说:“我不干了,我走了!”说着就真的离场而去。议长很机灵,紧接着溥仪的话说了一句:“既然议员都不干了,我们就休会!”结果这次演出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原来编得还好。演出后,大家都说溥仪演得好,有表演天赋。可溥仪很诚实:“不是我演得好,是我忘记台词啦!”

   我在管理所待了近20年,时间很长。有人会抱怨,而我在这儿学会了做人的道理,我是真正愉快了。我们全部特赦后,除了段克文一人对改造生活不满外,其他所有战犯都发自内心地说好,说感激。

    闫振民(沈阳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教授)整理

    李秉刚(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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