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东与巢县相邻甚近，而我长到二十多岁，却未曾归省一次，那年月，只有阶级情没有家族亲。直到1975年，肥东县抓了个“黄桃事件”，一下子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先进典型，全省各地一拨一拨，人如潮水般涌去参观取经（实在也是一次公费旅游）。我当时在一个小镇饭店当学徒，也有幸随单位集体乘坐一辆“突突突”三轮车，挤挤颠颠地向肥东县梁园镇开去。

　　只在梦中的故乡会怎样接纳它的游泊子孙呢？我不敢想象，心中既兴奋难耐，又忐忑不安。万没想到一下车，故乡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铺天盖地的大幅标语对我龇牙咧嘴虎视眈眈，“蔡继×挖社会主义墙角决无好下场”“打倒投机倒把分子蔡善×”，我偷偷瞥了一眼，打了红叉的蔡姓人名至少有四五个。一刹那，我脑袋嗡的一炸，仿佛从头落下一锅热油。同来的革命职工齐刷刷对我眨闪着狐疑和审视的目光，此时的我，如芒刺在背，不敢抬头，不敢出大气，因为我吃尽了“挖三代查五亲”的苦头，尽管那些打了红叉的人与我是远上再远的宗亲，我仍然“做贼心虚”，自感也成了“批斗对象”，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那天，县委书记的“精彩报告”我一句也未听清……

　　光阴荏苒。我第二次回故乡，已是1997年。女儿佳佳有幸成为首届安徽蔡氏儒林教育奖学金的获得者，父女俩欢天喜地去出席颁奖盛会。会议在肥东县城的皇家花园酒店举行，一下车，也是横幅先入眼，不过是大红的，上写：“首届安徽蔡氏儒林教育基金颁奖大会”，当获奖的女儿胸佩红花步入会场时，军乐齐奏，全场鼓掌，面对此情此景，二十二年前的委屈和今日的感动交织融会，我忍不住涕泪唏嘘起来。更令我惊叹不已的是，海内外八世宗亲几百名代表云集一堂，大家寻根叙旧，互致关切，交换名片，合影题字，渴望交流和倾诉的宗亲之情，如火山喷发，如细流涓长。宗亲中不乏省部高官、将军学者、英雄劳模、精英才子、大商硕贾。他们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就在肥东县城，局长、乡镇长、书记们也是比比皆是，我情不自禁吟出一联：“惟有社稷安泰,方能族家兴旺”。

　　此后，我被推选为教育基金会的副会长和《儒林门第》杂志的副主编，我需每年一次回故乡参加颁奖大会，然而，对于这每一次的归省，我又怀着一种别样的怯情，一喜蔡氏子孙考博、考研、考重点的越来越多，后生小子有志气。二愧我事业上庸庸碌碌无所建树而羞见故乡父老宗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