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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了近现代社会以来国家强度进入农村社会的过程中，农村宗族文化的嬗变及其功能的消解;指出了国家调整农村政治关系的过程中，农村宗族文化与现代制度文明实现对接与融合的价值合理性。
农村宗族共同体是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意志达于臣民的传输器，是传统社会民族文化延续承传的组织载体。因此，农村宗族文化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是理解中国社会、认识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透视角。从传统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一般都经历了由国家与社会分离状态到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变迁。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更进一步的论述，指出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重要性，[1]奠定了社会本位的国家社会观，[2]马克思还指出了现代国家的局限性不可能依靠国家本身的力量来克服，必须依靠与其矛盾和对立的方面———社会的发展。他认为国家的权力最终交还给社会是解决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归宿，提出了国家和社会最终统一的历史方向。[3]所以，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博弈过程，深刻影响了农村宗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
本文采用这种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农村宗族文化在国家强度进入农村社会过程中的历史嬗变，及其在当代农村政治的发展中透过深厚的历史之墙与现代文明实现对接的可能性，从而为正确地对待宗族文化提供理性的认识。
一、1840~1978年：宗族文化在国家与社会一体化趋势下的衰落与消解
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也即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出现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伴随着国家政权的膨胀，挤压侵夺社会，进而使社会与国家高度重合，当然这一高度重合在1949年以前并未完成。
1840年以后，满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摇摇欲坠，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探索的历程。在经历了种种的救国论的实验后，清末民初对现代政治模式的追求成为当时救国强种的主流。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强盛，必须发动民众、开发民间社会力量。清末新政的一股清风也曾吹到过农村社会，但也仅是短暂的一股风。[4]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农村的村政制度发生了变化，国家力量试图伸进农村社会。在农村实行了保甲制度，取代了明清以来的以乡族为村政主体的格局，设立了县政权的派出机构———区公所。村公所作为政权的代表与地方自治性的保甲组织构成了农村的制度化社会控制网络，对宗族势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面对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村社会控制的自然组织———宗族势力，不具有完全政府功能的区公所及保甲组织在农村的影响，还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根本上动摇宗族文化在农村社会的地位，仅仅意味着宗族权威被涂上了一层现代政区和权力结构的色彩，因为保甲力量大多与宗族权威相重合，从而使宗族组织、宗族认同等得以保存，并且获得了来自国家政权的制度化的承认，反而为宗族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40但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往往是在这种折衷妥协中曲折展开的，民国时期农村控制模式的改变，毕竟反映了现代国家向社会基层伸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得以超强发展。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之所以在改造农村社会、消灭“封建宗族文化”方面取得了远胜于******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改造过程中成功地引进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战争年代，就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深入农村社会，因为在农村中蕴藏着非常强大的革命力量，而在农村发掘农民革命力量遇到的障碍之一就是宗族文化势力，只有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才能消解宗族文化势力的影响，激发起农民革命的热情。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认识到农村的宗族文化势力是革命的对立物，必须加以否定和彻底消灭、扫除。毛泽东等人的早期革命理论文献中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族权和政权、神权、夫权是“代表了全部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农会势胜地方，族长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族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5]可见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是把宗族文化视为反动势力，是一种革命的对立物。实践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的革命改造过程中，确实是采取一种激烈的毫不妥协的方式对待宗族文化势力的。
新中国建立后，一方面巩固新生政权需要改造农村社会关系、消除宗族文化势力，另一方面新政权也为改造农村文化势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首先是建立了能更深入有效的控制社会的政权，其次是建立了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建立了生?柿瞎兄疲俅问墙⒘瞬煌诖迓渥谧逦幕奈幕逑怠Ｕ庵终巍⒕谩⑽幕轮贫鹊娜妨ⅲ钩闪斯艺ǖ幕拘翁币渤晌慷冉肱┐迳缁帷⒔⒘顺悼刂葡低车闹贫然 Ｔ诖嘶∩希医肱┐迳缁幔胱谧迨屏Σ┺牡慕峁窍俗谧逦幕耐饣翁贾鹿矣肷缁岬母叨戎睾稀�
二、1978年后：宗族文化在国家政权退出村落社会条件下的重生与变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变以阶段斗争的为纲的路线。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功能大大弱化，国家政权在农村实行了收缩的政策。因而，农村社会又呈现出功能恢复的面貌。与此同时，农村宗族文化的复兴也被人称为“死灰复燃”、“封建迷信沉渣泛起”。
宗族文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猛烈冲击，已经丧失了基本功能，何以在国家政权从村落刚刚撤出，又能够“死灰复燃”?在本文开始，笔者认为宗族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组织载体，过去，它只是被国家的强制性消解了其外在的文化形态。由于宗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而且它是在血缘性、聚居性、礼俗性、农耕性等基础上固化而成的，这些基础不加以消灭，宗族文化的生存依据依然，那么它的内在生命力是难以消灭的。在几十年的改造中，中国农村社会的血缘性、聚居性、礼俗性、农耕性的村落生存状态并未改变。因而，一旦国家政权这种刚性力量退出农村控制系统，宗族文化就得以一定程度的重生，当在情理之中。
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冲荡，改革开放后重生的宗族文化尽管其作为农村自然组织的基本特质没有变，而它已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原始生态的宗族文化相比发生了重要变化：
第一，宗族文化的制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代民族国家早已形成且走向成熟，国家已经具备足够的力量自觉地抑制任何异己势力的发展，国家掌握了现代政治手段、文化传播工具，如果需要的话能把自己的意志快捷通畅地输入农村社会。
第二，现代社会关系已经由于国家现代化、开放化、民主化环境的影响日益复杂化，强大的外部力量打破了传统的均衡，使农民的社会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农民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火化的目标，显然，在狭窄的宗族构架内难以应对变动的社会现实。宗族只是成本较低的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之一，不能包打天下，如果只拘泥于宗族关系，就会增大成本。所以，农村再不是过去那种单纯划一的血缘、地缘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第三，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出现了多重权威并存的局面。解放后，随着对宗族文化的激烈冲击，作出了对农民有利的社会和政治安排，形成了一极独大的行政权威，尽管改革后，国家对农村政治作了重大调整，但行政权威的强大作用依然存在;农村社会的法制权威也正在形成，而且越来越成为调节农村社会关系的最有力量的手段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变41社会广角化，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伸进农村社会，形成了深刻影响农民社会关系的市场权威。所以，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文化的重生，正在恢复中的宗族权威，不可能像传统社会那样不会受到除国家以外其他力量的任何挑战。
三、展望未来：调整宗族文化观，实现与现代文明的对接与融合
当前，农村宗族文化所依据的生存基础———血缘性、地缘性、农耕性、聚落性并没有消失，我们把还不具备死亡条件的宗族文化看成是陈腐的传统遗存、看成是阻滞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是一种背离历史的观点，是过去阶级斗争年代的政治后遗症。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调整宗族文化观。宗族文化，它其实是一种能够容纳而不是排斥现代文明、具有较强弹性的制度文明形态，具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合理性：
第一，具有实现农村稳定、提供秩序和安全的政治价值。改革开放后，对农村高度集中的控制模式逐渐裂解和转换，农民有了自由流动的空间，意识形态的禁锢消释，政治斗争的氛围消散，利益格局出现多元，农村过去的行政权威弱化，村民自治还不完善，农村急需一种权威中心提供秩序和安全等公共产品。宗族文化正好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第二，具有优化农村社会关系、降低交往成本的经济价值。由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基本上还是血缘性、地缘性、聚落性、农耕性的村落社会。因此，尽管现代文明的社会关系已经进入农村，但农村还主要是处于宗族文化的氛围之中。宗族作为农村的自然组织，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宗族内部的关系直接根源于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成员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精神依存，文化价值和习俗规范促使他们向其他成员提供必要服务，从而使宗族内部交往成本大大降低，给每个个体实现效益最大化提供了机会，优化了农村社会关系。如农村改革后产生的大量的单家独户的小农，由于生产力落后、生产规模狭小，很难使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实现效用最大化，而有着天然的人伦和亲情的族内合作成为农民最现实的可以利用的有效社会资源。
第三，具有发展农村公共空间、提供村民自治组织资源的社会价值。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实际上特别强调国家本位，建立没有任何阻隔直接达到每个国民的君主极权统治，皇权要剥夺国民每个人的权利，并且不允许家族、村社截留这些权利而形成隔在皇权与国民个人间的公共空间，严复认为“中国之言政也，寸言尺柄，皆属国家，其行政也”[7]。这种国家本位观一直延续到现在。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实行以来，有褒有贬。而贬之者大都看到其对民主的变形。其实农村基层民主的不理想，原因之一在于农村缺乏一个自由的公共空间，农民的意志没有通畅表达的场所，因此农村的这种制度化的民主则对农民没有什么吸引力[8]。在中国农村社会农民分散而又不独立的这种情况下，打造农村公共空间的路径不能寄望于从西方国家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而有着最醇厚、最亲密的宗族文化的宏扬和再造，则是实现农村村民自治所需公共空间的非常现实的组织资源。
在当代农村，有行政权威、法制权威和市场权威的多元制衡，宗族权威不会大面积导致传统社会中的族间冲突的出现。在农村自治中让其发挥作用反而会有利于农村宗族文化的再造和现代转型、有利于消除宗族文化可能出现的偏离于现代文明的落后、保守、愚昧的偏向。
总之，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在农村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要利用传统而不是否定传统，至少不能毫无选择地否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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