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1900-1990），原名蔡咸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 ，女权主义领袖[2-6] ，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

屡任要职

蔡畅1925年回国，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湖北省委妇女部长、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是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1935年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1946年筹建东北解放区妇女联合会，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书记。同年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等职。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少年办学

蔡畅从小向往进学堂读书。蔡母葛健豪慈祥刚毅、豁达明礼、好学上进。1913年底，倡导女子教育的革命思潮席卷湖南，湘乡县第一女校开始招生的消息传到永丰镇。蔡母便和子女们一起到湘乡第一女子学校读了一学期，由于筹措的学费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其它的生活来源，全家人只好回到永丰镇。蔡母想到家乡的女子上学是多么困难、多么不易，又不可能都跑到县城里去受教育，于是就召集子女在一起谈了想在永丰镇办一所女子学校的想法。蔡母的话得到孩子们的赞同。不久，永丰镇上就挂出了“湘乡县立第二女校”的牌子。
蔡畅在创办的这所女子学校里，扮演了双重身份，她平时是学校里的学生，跟随同学们一起学语文、数学等，到上音乐、体育课时，她又以学校的“老师”身份去教大家。由于蔡畅天资聪颖，师生反映都挺好。
学校的教室是由尼姑庵改的，十分简陋。上音乐课时，由于13岁的蔡畅个子矮小，站在黑板前面看不到后面的同学，而后排的学生也望不到她们的小老师。蔡畅为了能让女孩子们集中精力，又能使自己指挥全局，就搬来一条板凳，站到凳子上教学生们唱歌。蔡畅讲课的时候，态度十分认真，也很有耐心。这位小老师和学生们的年龄相仿，很能掌握女孩子们的心思，虽然她的授课经验不多，但她肯下苦功夫钻研，学生们听她的课非常轻松愉快。大家都喜欢她们的这位小老师。新型女子学校遭到当时封建势力的反对，开办不到三个学期，就被封闭了。蔡畅又陷于失学的痛苦之中。

抗婚出逃

第二女校停办以后，蔡畅一边随母亲从事家务，一边自学文化。生活使她开始感到做人不容易，做一个女人更不容易。她思索着，如何能像她的哥哥蔡和森一样，走自己想走的路。就在她找不到出路，被无穷的苦恼困扰的时候，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她的面前。蔡畅的父亲蔡蓉峰因为坐吃山空，经济窘迫，便想在女儿身上打主意。他看到蔡畅已出落得端庄文雅，品貌双全，便准备以五百银元聘金，将蔡畅许给一个地主家去当小媳妇。
蔡父借着醉意和蔡畅的母亲商量的这桩婚事。母亲听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俩人为此争吵起来。蔡父大发雷霆地吼叫起来：“这全是你这死老太婆惯的，今天上学、明天办学，还要上天了，全不把老子放在眼里！……”蔡父越说越火，竟然跳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叫喊着要杀掉蔡畅的母亲。蔡畅陷入了极度忧伤和迷惘的情绪之中，她仿佛觉得多少年给予她温暖和力量的家庭，对于她已经丝毫没有安全感了。她寻思着以后的出路，蔡畅给在长沙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哥哥写信，叙述了家里发生情况，并提出她想到长沙去躲避的意见。不久，哥哥回信支持妹妹出走的举动。1915年初，蔡畅在母亲的帮助下，瞒着蔡父离开了永丰镇。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那片令她伤心的土地。

伉丽情深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而东北成为重要的战场之一。李富春作为东北战场战勤总指挥，负责调派军用物资，掌握着这场战役胜利的关键。在战役的关键时刻，一向待人温和的李富春竟当众命令枪毙一名被腐化的高级军官。蔡畅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布达佩斯“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途经东北，燃料用尽告急。李富春及时送出燃料，保障了代表团的急用。两人身处异地，却在电话里互相鼓励，祝福对方，表达着真挚的情感。在布达佩斯世界妇女大会上，蔡畅作为新中国妇女领袖，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她慷慨激昂地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即将诞生啦！辽沈战役胜利了，蔡畅从布达佩斯归来与李富春相逢，到处是庆祝胜利的景象，指挥所内红旗飘扬，两人在全军的欢呼声中拥抱在一起。

女权失落

尽管党和农民（落后农民）在妇女的身体（去留）之上和颜悦色地争夺，而妇女到底是在利用这一空隙开始狡黠的报复了。她们通过党的《婚姻法》（50年的习惯称呼是“毛主席的婚姻法”）来报复丈夫翁姑的压迫，[13-15] 同时通过报复丈夫来破坏他与党的结盟，从而报复党对其身体的利用和分配。这一狡黠的报复，带来了两个后果：1.党像发现落后的“农民意识”一样，发现了落后的“妇女意识”，从而展开了“新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讲习班，和教育农民一样开始教育妇女。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在浦安修总结中的，利用妇女的善感和自私来做妇女工作和完成政治任务。2.党开始收紧对妇女离婚解放的纵容，试图重新与农民（仍然有很多落后农民）结成可靠联盟，包括在妇女离婚上的联盟，以巩固革命胜利时对妇女身体的重新分配。
这时党的婚姻立法开始普遍修改，先是从“离婚的绝对自由”退回到“离婚自由”。即在“婚姻法”中的离婚自由原则下，列举了离婚条件，实际上就是项英反复批判的“正当理由”。由此可见共产党在策略上对农民的让步。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法》规定了11条离婚条件，如“夫妇间有一方患残废、癫狂或暗疾，经调查实在的；妇女如有受翁姑丈夫压迫情形，经乡苏维埃证实的……”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规定了9 条离婚条件，同时规定了夫妻感情恶劣至不能同居者，任何一方均可诉诸离婚。至于“朝秦暮楚”现象，（被项英贬斥为国民党训政的观点），后来也证明不是空穴来风，在根据地时期，牛山县有一个妇女，三年结离了5 次婚，以至浦安修号召妇女工作干部，“要教育妇女和农民，勿拿婚姻当儿戏”。鄂豫皖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婚姻问题决议案》规定，“男女主谋提出离婚不得过三次，……”有的地方还规定：“离婚后经两个月始可再次登记结婚”。在上文提到的《关于婚姻问题决议案》中，苏区中央批评了“朝三暮四”、“一杯水恋爱”现象。还有向荣提出的离婚后男子对妇女的抚养义务显然过苛的问题，苏区也开始纠正，在湘赣省《婚姻条例》中规定：“……（工）中农及中农以下的老婆，实行离婚之后，在未结婚之前，其间的生活，男子概不负责，离婚时只能带本人的土地及衣物。”
显然，共产党最终放弃了与妇女的结盟，而恢复了与贫农的共同针对“狡黠的媳妇”的联盟，可能是当时苏区或解放区军事危机趋重的缘故，贫农的参军是党的政权得以生存的有效保证，而限制革命初期的大规模妇女离婚便是迫不得已的了，尽管这将会影响基层妇女干部工作魄力的展现。但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妇女解放的工作任务，而是终于在蔡畅、浦安修等一批坚定而又智慧的女干部的出色努力下，实现了“温柔”的转变。
法律转型的同时，作为重要舆论力量的宣传口号也开始转变。著名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记述道：“妇女运动的领袖蔡畅对我说，‘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妇女平等，而是拯救婴儿和家庭和睦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女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结果引起了农民的反感。男女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反对日寇和地主的共同斗争’”。
1940年至1942年左右，许多文件、资料和法令中都开始大量地谈论爱情和幸福的“慎重”。同一时期，蔡畅、浦安修等妇女干部，也以“家庭和睦”口号换掉了“婚姻自由”。
这个记述是如实的。浦安修在《总结》中也着力分析了这一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蔡畅和浦安修的思想是较为接近的）。浦安修非常聪明地分析了农民和妇女的关系，认为“妇女运动的口号须依靠农民的觉悟程度来提出。”这也表明当时的共产党的策略转换上，农民的利益终于高出了妇女的利益。这人们不应以女权主义的立场来判决浦安修和蔡畅的“变节”，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这种提法反是务实的，真正关心妇女的。因为这个口号“正可以解放妇女不少的痛苦，并易获得各种人士的同情，尤可得到老年妇女的同情……”。
但是在客观上，“家庭和睦”的口号使得革命对当时的婚姻家庭，尤其是贫农的婚姻家庭的策略成为一种看守和维系。不是通过打破而是通过营造，来求得妇女的安全、少痛苦，来求得家庭，以至整个解放区的安全、少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