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0日，江苏南通如皋有一个叫张小凡的小商贩，在市场上卖豆饼，他本不是南通人，为了做生意，才远离家乡来到这里，因为是外乡人跟周边的商户也不太熟悉。

      这一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在出摊的路上买了一份《大公报》的当日报纸，拿到摊位上。

      蹲市场是一个挺熬人的工作，要是从早到晚一直有客人买东西还好一点，要是赶上没人买货的时候，那真是啥东西也卖不出去。

      那些常年蹲市场的本地人在没客人的时候经常找个暖和的地方去打牌，玩得那是不亦乐乎。

      张小凡有点文化，不屑于和他们一块打牌，他在闲着的时候，就拿起早上买的报纸津津有味地读，仿佛精神食粮一样，有的文章他还会翻来覆去的读，甚至剪下来收到一起，他最喜欢看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这一天的头版新闻十分醒目，讲述了解放前在昆明制造杀害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的直接策划者，前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已在1月10日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张小凡看到这里，当即拍手称好，嘴里还嘟囔着：“活该！”

      大概是编辑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案件，还在这条新闻的下面，同时刊登了王子民供述杀害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民主人士经过的详细报道。

      张小凡逐字逐句地看着，突然发现王子民的供述中有一句：“蔡文其开枪杀了闻一多先生。”并说道此人还没有归案，是杀害李公朴与闻一多的直接主要凶犯。

      张小凡在看完这一页的新闻后，很快折了过来，准备看下一页的新闻，突然他脑海中闪过“蔡文其”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了。

      不一会儿在张小凡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叫“蔡云祈”的老乡，他反复读着“蔡文其” “蔡云祈”好像差不多。

      张小凡想到这个盐城老家的蔡云祈就来气，因为他还欠自己一笔钱，至今没还。

      蔡云祈解放前曾担任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司令部的中校参谋，在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害时，蔡云祈就在云南昆明。

      他之所以对蔡云祈的事情如此清楚，是因为蔡云祈的妹夫张顺臣是他的族侄，因此有过交往，1946年春天时，张小凡曾到上海做生意，张顺臣依附于蔡云祈在上海混的很好，在张顺臣那里，张小凡见到了蔡云祈。

      蔡云祈还跟他们吹嘘说：“昆明地方出了乱子，宪兵无法镇压，请我到场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当时张小凡还十分钦佩蔡云祈，吃饭的时候特意敬了几杯酒，让他以后多关照，蔡云祈酒劲上来了，还打包票，告诉张小凡，以后混不下去了就到云南去找他蔡某人，不敢说荣华富贵，起码能吃喝不愁，张小凡信以为真。

      可是等到当年秋天的时候，他又碰到张顺臣，谈起蔡云祈的事情，这个族侄唉声叹气地说：“蔡云祈被蒋介石用飞机拉到南京吃官司了，老婆孩子从云南赶到上海等候消息呢！”

      张小凡当时也只认为是时局动荡，年初还叱咤风云的样子，年底就吃了官司，此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蔡云祈。

      直到1950年春天，有一次张小凡回盐城老家看父母，走在街上想给家里买点吃的，却被一个卖豆腐的给拦住了。

      只见这个戴着破旧斗篷，担着一扁担豆腐的人，拉低了声音对张小凡说：“是我，蔡云祈。”

      以往张小凡见到的蔡云祈都是穿着西装革履，脑袋油光铮亮，和现在的落魄样简直判若两人，难怪张小凡认不出。

      当时张小凡不敢相信地说：“蔡兄，怎么开始卖豆腐了？”

      蔡云祈说自己倒了霉，得罪了上峰，被开除了，现在就靠卖点豆腐糊口，然后蔡云祈话锋一转：“张兄，愚弟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可否借我点钱？”张小凡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就问：“借多少？”

      蔡云祈说：“越多越好，等我过一阵子缓过劲来就还你！”

      想到曾经在上海的时候，蔡云祈请他吃过饭，还邀请他去云南昆明，张小凡就把兜里揣的所有钱都借给蔡云祈了，因为有他族侄张顺臣的关系，也没打欠条，蔡云祈十分感激，还拿了几块豆腐给张小凡。分别的时候，蔡云祈却再三叮嘱张小凡说：“过去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了！”

      让张小凡没有想到的是，这钱借给蔡云祈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还的意思，原来这蔡云祈花钱大手大脚，卖点豆腐都不够他糟蹋的，哪里还能攒下钱来。这把张小凡气得，每天都在心里骂蔡云祈，也正因为如此，他看到《大公报》里说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刽子手是“蔡文其”的时候，就感觉很熟悉。

      张小凡虽然买卖做的小，但是经常走南闯北，见过各式各样的人，他知道四川那边方言比较严重，之前的凶手王子民是在成都被审判的，说的可能是四川话，办案人员因此把“蔡云祈”听成了“蔡文其”也说不定，而且李公朴、闻一多被害的时候，蔡云祈就在昆明。

      种种迹象都让张小凡产生了怀疑，因此他立即从南通赶回了盐城，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说蔡云祈可能就是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

      当时正是镇反期间，全国上下都在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安人员听说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在本地，当即就把蔡云祈给逮捕了，然后开启了调查。公安先是向成都、昆明等地发电报，询问是否有蔡云祈这个人，得到的回复都是查无此人。

      而对蔡云祈审查时，蔡云祈坚持说张小凡是在污蔑他，因为他欠张小凡一笔钱，所以张小凡才恶意举报他，天下名字像的人多了，怎么可能因为名字发音像就胡乱抓人呢？

      公安人员在了解到蔡云祈与张小凡有经济上的纠纷后，也都倾向于张小凡是公报私仇，恶意举报，在没有取得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将蔡云祈给放了。

      释放后的蔡云祈十分嚣张，找到张小凡，将他毒打一顿，并恐吓他：“你要不识相，老子要了你的命，当年老子在昆明是杀过人的！”

      蔡云祈本以为这样会吓唬住张小凡，但是却没想到，蔡云祈的嚣张更让张小凡坚信，他就是杀害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刽子手。

      随后，张小凡两次向公安机关写信举报蔡云祈是反革命分子，并将自己的猜测和所听到的内容整理起来，一并送到公安机关，却迟迟没有回响。

      直到1956年底，当时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的一位同志看到举报信后，认为此事没有那么简单，于是正式立案审查。

      然而盐城公安处在对蔡云祈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后，还是跟之前一样，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是这位镇反经验非常丰富的同志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因为蔡云祈的履历太好了，好到让人怀疑其真实性。

      在新中国成立时，为镇压反革命分子，曾让在国民政府工作过的人主动进行登记，蔡云祈在一份《附蒋人员登记表》上的“本人历史栏”中，介绍自己的经历：1939年至1942年充任国民党71军第36师排长至团副等职；1943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远征军第11集团军少校联络参谋等职；1945年至1946年因对日作战负伤在云南大理治疗；1947年伤愈后，任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少校、中校参谋。

      在“过去危害人民的事实”一栏中，赫然填写着“本人毫未危害人民，请详查”！

      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出现在，在抗战时期的历史相当清晰，蔡云祈一一历数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的各种战役，好像日记一样记得清清楚楚。

      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事情，他却简单写到负伤，然后在云南大理治疗，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害的时候。

      很明显，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带着疑问，盐城公安局的同志，决定派侦查人员带着蔡云祈的照片和相关资料到云南，详细调查蔡云祈1946年在云南的历史情况。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交通十分落后，负责侦查的同志在云南调查了一个多月，终于获得了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蔡云祈就是杀人的刽子手。

      公安人员在得到消息后，当即将蔡云祈正式逮捕归案，然后开展审讯，蔡云祈的供述几乎与当年填写的登记材料如出一辙，基本毫无破绽，还一再把自己描述为抗日的英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审讯人员冷笑一下，询问他是否还记得在国民党第二军预备二师谍报队担任上尉组长的经历？是否还记得自己有一个叫“蔡老虎”的外号？是否认识王子民、蓝鹏、崔宝山等国民党特务？

      蔡云祈还在否认，审讯人员继续说道：“王子民虽然被崩了，但是预备二师谍报队工作过的其他特务还有活着的，要不要我把他们都调来当面对质？”

      这一句话就击溃了蔡云祈的心理防线，他知道，公安已经掌握了实质性的证据，自己嘴再硬也没有必要了。

      在审讯人员的心理攻势下，蔡云祈不得不将自己参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人士的罪恶行径交待出来……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自以为占据优势，一意孤行，想要发动内战。

      作为战时大后方的云南昆明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士，识破了蒋介石的卑劣意图后，当即掀起反对内战的呼声，各种群众运动也是如火如荼。

      当时全国反对内战的呼声都很高，但是这种呼声出现在云南昆明则尤为刺耳，因为这里从来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

      蒋介石得知昆明的情况后，十分震怒，大骂在云南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霍揆章无能，要他抓紧时间把不和谐的声音处理掉。

      然而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在昆明反对内战的声音变得更大，霍揆章当即感到十分恐慌，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仓促之下加紧迫害在抗战胜利后滞留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当时在云南的民主人士以李公朴、闻一多为首的30多人，全部被霍揆章的特务们列上了“黑名单”。

      他们首先发难的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1946年2月，李公朴在重庆参加旧政协会议，期间呼吁民主与和平，国民党特务在2月10日制造了“较场口血案”，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等各界人士60余人被打伤，李公朴于5月回到昆明。

      霍揆章得知李公朴回到昆明，当即如临大敌，霍揆章召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和云南警务处李毓桢、昆明城防司令杨宝毂等人具体商讨对策。

      不久，昆明市内的小报上就出现了“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带巨款来昆密谋暴动”的消息，甚至还有一些纸张直接贴到李公朴所在的云南大学的墙上。

      李公朴是不是共产党人，有没有收共产党的钱，各界人士是十分清楚的，国民党反动派泼脏水、造谣的鬼把戏，根本欺骗不了任何人，霍揆章等人绞尽脑汁想出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恼羞成怒的反动特务们，于是决定进行暗杀行动，具体负责暗杀李公朴的任务就由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王子民负责，为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王子民从国民党预备二师那里调来蔡云祈的谍报队来配合行动，很快他们便对李公朴进行秘密跟踪、监视。

      在1946年6月底，以李公朴、闻一多为首的民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强烈呼吁和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密令昆明警备司令部：“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宜处置。”

      一句“得宜处置”更是让霍揆章下定了决心，霍揆彰决定首先对李公朴先生下毒手，并把暗杀任务交给了王子民的稽查处第11组组长崔镇山，限他们在三天内暗杀了李公朴。

      结果崔镇山组水平不行，迟迟未能完成任务，眼看又一波群众运动要开始，崔镇山又邀约了稽查处的第1、3、6组及蔡云祈的谍报队。

      其实蔡云祈的谍报队并不是主角，而是打配合的，刚开始是负责跟踪，后来因为各种突发情况，才参与到杀人行动中。

      当时特务们的计划是将李公朴绑架到昆明郊外山上，然后秘密杀害，为此，在7月10日，特务们得到李公朴的行踪，于是在李公朴回家的路上进行了埋伏，准备秘密绑架李公朴。

      然而因为当天李公朴临时改变了工作内容，没有按时回家，特务们一直等到深夜1点也没有等到，这让特务们更加焦急。

      7月11日，特务们又得到报告说李公朴夫妇傍晚6点会乘车外出，特务们就决定在当晚动手，因为李公朴一直在公共场所，特务们没有下手的机会。

      等到李公朴夫妇回家时，才被特务们找到机会，李公朴夫妇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在晚上九点时在青云街与大兴街口处下车，准备回家。

      本来特务们的计划是把李公朴麻醉后带到郊外的山上杀害的，但是因为之前的行动一直没有成功，霍揆章和王子民担心这次还完不成任务，因此就事先许诺给特务们，谁完成任务就给予重赏。

      为了拿赏钱，蔡云祈这一组特务担心被别人抢了功，因此在李公朴下车后，上前就向其开枪，李公朴中弹后，附近群众和几个路过的学生闻声赶来，看到李公朴中弹，当即送往医院，虽经医生全力抢救，还是因为失血过多而逝世。

      李公朴先生遇难的消息传来，让社会各界十分震怒，纷纷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霍揆章见事情要失控，当即让特务们散布“李公朴是自杀的”的消息，甚至还泼脏水“这是桃色事件”。

      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作为，让李公朴的战友闻一多十分愤怒，他把失去战友的悲痛化为力量，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奔走呼号，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卑劣行径。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先生主持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在此之前，特务们曾寄来恐吓信，恐吓闻一多放聪明一点，如果执意与当局作对，将会步李公朴的后尘。很多人也劝阻闻一多，不要冒这个险，忍一时算了。但是闻一多岂会被恐吓所吓倒，李公朴追悼会开始后，他还是赶到会场，并主持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李公朴的夫人悲愤地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现场的各界人士十分悲痛。

      然而在这样的氛围中，以蔡云祈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竟然大摇大摆到追悼会上捣乱，一会儿有说有笑，一会儿大吵大闹，让各界人士十分愤怒。

      闻一多先生无法再忍，在没有准备发言稿的情况下，径直走上讲台，把满腔的愤怒喊了出来，于是就有了那篇广为传诵的演讲《最后一次演讲》。

在演讲中闻一多怒喊着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发生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能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看得见千百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最后一次演讲》的标题是后人加上的，之所以叫这个标题，是因为闻一多先生在演讲结束后，就被气急败坏的特务们给暗杀了。闻一多先生虽然骨瘦如柴，但是他说的每一句都像一颗炸弹一样，让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安。

      王子民在警备司令部海心亭召集特务们开会，要求大家务必将闻一多杀害，于是特务们潜伏在闻一多住所附近的几个路口，伺机伏击。

      追悼会结束后，闻一多又前往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闻一多从李公朴被暗杀这件事讲起，一直讲到国民政府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是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因此他呼吁新闻界的同仁们，一定要分清是非，主张正义，多报道一些广大人民的心声。

      蔡云祈一直跟踪闻一多，从李公朴追悼会一直跟踪到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蔡云祈溜出了会场，向守候在外的特务通风报信。大概5点30分左右，闻一多告别记者朋友，和前来接他的儿子闻立鹤一块步行回家。

      从民主周刊社到闻一多的宿舍只有百十步的距离，眼看着闻一多父子二人就要到宿舍，负责跟踪的蔡云祈早已安耐不住，为了获得奖赏，蔡云祈带着特务冲上去，直接开枪扫射闻一多，尽管儿子闻立鹤当即扑到父亲身上，还是没有来得及，闻一多先生身中数弹当场身亡，闻立鹤也中了枪，受了重伤。

      根据王子民的交待，在这次暗杀中，蔡云祈是出力最大的特务之一，因此给予的奖赏也最多。霍揆章认为先后暗杀掉李公朴和闻一多这两位民主斗士后，其他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群众就不敢在继续进行公开活动了。

      然而让他们这些反动特务没有想到的是，在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遇难后，追悼会在各地相继举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抗议的声音。

      这次，各界人士不止呼吁停止内战，在要求民主和平的同时，要严重抗议特务暴行，矛头直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蒋介石在这样呼啸而来的舆论压力之下，也不得不表态，要求彻查此事，给各界一个交待。

      为此，蒋介石先后派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和顾祝同等人到昆明去查办此案。

      曾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对此十分清楚，他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揭露说，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此案，阴谋诬陷中国共产党。

      在沈醉到云南上任前，还在重庆负责渣滓洞等集中营，唐纵为此事曾特意飞到重庆，要求沈醉从看守所找两个被关押的军统特务，可以用金钱或者职务进行诱惑，要他们冒充凶手，让其在公开审判的时候承认罪名，并把脏水泼到中共的身上，以此混淆视听。

      这是国民党特务一贯的作风，让唐纵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贼喊捉贼的戏码，霍揆章自己在昆明就开始上演了，因此，沈醉没有继续安排顶替的特务。

      霍揆章在李公朴和闻一多惨案发生后，为了推卸责任，欺骗舆论，为此也抓了一些替死鬼，后来见蒋介石派唐纵来调查此案，担心牵连到自己，于是杀了两个倒霉的特务，并散布谣言说是中共指使的。

      但是这种说法根本就没人相信，群众不是傻子，如此有组织有计划的暗杀行动，怎么可能是两个不知名的特务就能完成的？

      因此，舆论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唐纵在云南待了一阵，感觉摆不平，也就不愿继续调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又派顾祝同前去处理此事，顾祝同当然知道这里面的是非，但是他又不能把霍揆章给拉出来治罪，就指示霍揆章，现在是“弃卒保车”的时候，不要舍不得，为了自己活命，就得拉出来几个有点身份职务的，半真半假才能让群众相信。

      听了顾祝同的损招，霍揆章当即竖起了大拇指，果然是“高手”，因此就打算这么干。

      但是他也知道，他手下那几个参与暗杀的特务比猴都精，谁会主动出来替他背黑锅，只好放点血，霍揆章把参与暗杀的五个特务汤时亮、李文山、蔡云祈、秦永和等人召集起来。

跟大家苦口婆心的讲，只要两个人站出来替上峰挡一下子，顶多把他们关一阵子，然后就释放了，这个忙不白帮，不但每个人当场给40两黄金的钱财，还许诺只要这个事过去，肯定升职，以后前途无量。

      汤时亮、李文山、蔡云祈、秦永和等人信以为真，争相表示愿意去“自首”，霍揆章因此就选了汤时亮和李文山两个人。

      本来霍揆章也只想走个过场，并不想真的杀了他们二人，但是为了逼真，让群众相信，他选择了公开审判，因为证据确凿，群众当时要求当局现在就把他们枪决了。

霍揆章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冒充的死囚，但是执行枪决的时候，观众实在太多，而且还都认识他们二人，霍揆章知道，这个时候要是替换的话，一旦露馅，他的政治生命就到头了，因此不愿冒险。

      刽子手只好假戏真做，将汤时亮、李文山给杀了，两个人到死的时候都没明白这戏怎么演着演着就成真了。在汤、李两人被杀后，蔡云祈差点被吓尿了，幸亏当初自己没被选上，不然真是有钱赚没命花啊！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霍揆章又把王子民和蔡云祈等参与暗杀的十几名特务送到大理苍山无为寺保护了起来。

      然而很快霍揆章就因为这事处理的实在太der，被蒋介石免了职，蔡云祈等人在1947年春又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经过好长时间才给放出来。

      蔡云祈回忆起这段日子，真是后悔莫及，这些大老爷真是不讲信用，让他们动手杀人，过河就拆桥，自己不但没有受到上级的信任，反而从此落魄。

      根据蔡云祈的交待，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江苏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1957年夏天以反革命参与杀人罪，判决蔡云祈有期徒刑10年。

      然而当这一判决见报后，却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大家都认为，虽然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但是这种卑劣的暗杀行为，始终让人们痛恨，大家都认为对蔡云祈的量刑过于轻了，而且最为可恨的是，根据王子民等特务的供述，蔡云祈应该是直接的杀人凶手，怎么可能只判十年就完事了呢？

      当时有群众还直接把信寄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那里，要求严惩蔡云祈。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转来的群众来信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认为此案在一审判决中，在认定罪责和量刑上存在不妥之处，因此发回一审法院进行重申。

      事后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蔡云祈在交待的时候的确有避重就轻的嫌疑，在他的供词里，对暗杀过程一带而过，并否认了自己向闻一多开枪的事实，而对于后面自己因参与杀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书特书，简直是难以置信，说明蔡云祈是十分狡猾的。

      实际上，根据蔡云祈是暗杀的骨干分子，这一点在被镇压的王子民、蓝鹏、崔宝山等人的供述中都能看到，蔡云祈两次参与伏击李公朴，并直接开枪打死闻一多。

尤其是在解放后又隐瞒罪恶，没有如实登记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在被捕后依然拒不交代，直到把铁的证据拿到他的面前后才不得不承认，而在供词当中依然有所隐瞒，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从轻量刑？

      自古以来，杀人偿命，何况蔡云祈犯下的又是这样罄竹难书的罪行，因此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其死刑，于1958年4月26日执行。到蔡云祈被枪毙后，参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基本都已落网。

所      谓，莫作恶，作恶者必自尝恶果，蔡云祈虽然在杀人后逃脱审判十多年之久，但是最终也难逃制裁。

      正如在1946年10月，上海举行的公祭李公朴、闻一多大会上，由周恩来亲笔书写，邓颖超到会宣读的悼词：“杀人者终必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