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蔡述曾，1929年出生，91岁，退休前在历城二职专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我们一家住在济南泺口堂子街蔡家花园。蔡家当时在泺口还很有名，是书香门第。我父亲是个小职员，祖父蔡慕涛是前清举人，很耿直。虽然我们住的地方叫蔡家花园，听起来很威风似的，其实房子原来是表姑赵建华家的。赵建华是北大毕业，正谊中学的生物老师，加入地下共产党。这个房子既不是租的也不是买的赵家的，是典的，典就是典当。他把这个房子典当了以后没有钱了，就不再赎了，成了死当。后来蔡家赎回了，就成了“蔡家花园”。

蔡述曾先生近照，左庆摄

  1937年10月日军进攻济南的时候，我们住的蔡家花园被炸了，一家人只好逃到济南城里，借了亲戚的一间小屋，在按察司街边上住着，并开了一个小门头，靠卖土烟过日子。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连张床都没有，真是流离失所啊。

  当时我只有8岁，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顺着济泺公路往济南城逃，天上是日本人的小飞机，飞得很低，抬头都能看见飞行员长什么模样。韩复榘跑了，咱这些老百姓就遭了殃。一路上老的拉着小的，哭哭啼啼，被日本人炸死的老百姓到处都是。一个和我们一起滚铁环玩儿的伙伴，当时被日本人的炸弹把屁股炸掉半边，血肉模糊，他妈当时都吓傻了。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都是奴化教育，逼着你学日语，谁要不学谁就是抗日。虽然我们那时候都还是七八岁的小孩，但都知道反日。开会的时候，教官让我们举着汪伪政府的五色旗和日本人的“膏药旗”，分小旗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要“膏药旗”。有一次开完会，日本鬼子上厕所，结果发现“膏药旗”都给擦屁股了，气得哇哇大叫，把老师和学生都集合起来，扬言要严查，但老师们都说，这些都还是流鼻涕的小孩，怎么查？日本人最后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天天就盼着胜利，一年、两年、三年，没想到一直等了8年。“8·15”日本宣布投降当天，济南就像过年一样，亲戚朋友奔走相告。老百姓买了酒，家家庆祝，真是举国欢庆啊。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得真快，真是爆炸性新闻。盼了8年，大家都憋得慌啊。

  抗战期间，我们家里出去了三个，五叔蔡之程、六叔蔡之稹和我大哥蔡念曾（孝若），三个人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1939年，五叔蔡之程是共产党济南工委书记，负责济南地区党地下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后来被叛徒出卖，在徐州牺牲。

  我六叔蔡之稹比五叔小几岁，我非常稳重，能说会道，是山东军区地下党，做策反国民党部队的工作。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块聊，但是六叔从来没有暴露过他的身份。解放战争时期，六叔在平阴县被国民党军队枪毙了。1952年，我六叔、五叔的烈属证发下来以后，我才知道他俩都是共产党。

  我大哥蔡念曾(参加革命后，为不连累家人改名蔡孝若)比我大10岁，1937年10月参加的革命。哥哥走的时候18岁，临走的时候还到家里看过俺们。

  哥哥走后一直没有消息，过了很久才寄回来一封信报平安。他没说自己参加八路军的事，但父母一看就知道哥哥是当了八路了。因为邮戳是鲁西南一带的，肯定是抗日去了。后来又过了很久，有一天我父亲正在摆烟摊，一个自称姓李的男的走到跟前问我父亲这附近是不是住着一户姓蔡的。我父亲很警惕，问他是干什么的。那人说自己是个生意人，路过鲁西北时，一个八路军连长托他给按察司街一户姓蔡的人家捎个口信，告诉他们一切都好。我父亲一听就知道是哥哥，但他坚决不承认。在那个年代，日本人的探子很多。我父亲告诉那个人，自己就姓蔡，但那个八路军的连长绝对不是自己的儿子。那个人最后走了，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哥哥的消息。那时候我家每到年节吃团圆饭，总要多留下一个位置，盼着大哥回来。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抗战胜利，济南解放，我哥哥也没回来。

  1952年，我家从报纸上看到济南市民政局民优字第一号通告，在光荣牺牲的革命军人中有“蔡考若”的名字。全家就琢磨是不是“蔡孝若”之误，父亲几次跑到民政局查对，但最后也没法证实“蔡考若”就是“蔡孝若”。直到1974年，我们找到了哥哥当年的战友陈中民，才最后证实“蔡考若”就是“蔡孝若”之误。1974年民政部门确认了我哥哥的烈士身份。

  原来，我哥哥参加革命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一营四连任连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7日，在山东莘县富裕集战斗中，哥哥率领四连负责掩护主力突围，最后不幸眉间中弹壮烈牺牲。据时任营长的陈中民说，当时部队花重金买了当地早已打好的漆了多遍的棺材，把蔡孝若连长安葬在赵庄，后迁葬鲁西北革命烈士陵园。我哥哥在济南育英中学读书时，陈中民是学校的老师，他是地下党，济南西郊故城村人，也是我哥哥走上革命的引路人。

  2006年经山东省民政厅批准，蔡孝若烈士的遗骨迁葬于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堂内，并举行了蔡孝若、蔡之程、蔡之稹三烈士骨灰安放仪式。历经60年，蔡家一门三烈士遗骨在故乡济南英雄山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