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是近代中国为实现民主共和、国家独立而英勇奋斗的一代元勋，被誉为“再造共和第一人”和“护国军神”。他炽热的爱国情怀、卓越的军事思想、依法治国的施政理念以及勤政廉政的崇高品德，堪为近代中国青年的楷模，深受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邓颖超、胡耀邦等中共领袖都对蔡锷高度赞扬，李大钊称赞他为“乃在吾人敬服之列”的 “民国伟人”；陈独秀评价 “蔡松坡带着病，亲领粮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毛泽东称他为“邦之模范”；朱德称“他是我黑暗时期的指路明灯”和“北极星”。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蔡锷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烈士证。

  蔡锷作为国民楷模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以下几种精神品质。

  一是敏而好学、孜孜不倦，一心救国救民。

  蔡锷，是出身寒微的农家子弟，一般的人求学，是为了追求富贵、改变个人命运，可在他的头脑中，求知的目的，是为了去改变国家的命运。眼看着国势式微，年仅十四岁的蔡锷就把探索真知、变法图强当作了奋斗目标。留学日本期间，蔡锷曾以“劫火仙”作为笔名，意在像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人类盗取希望的火种，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正是因为蔡锷立志高、格局大、身负使命感，才会在重大历史关头完成了影响国家前途的壮举，而名垂青史。

  二是心地光明、不存私念，矢志为国为民。

  蔡锷早已将国家命运担在自己肩头，矢志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所有甚至生命，因此他不会去计较个人得失。当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在国内已经找不到强有力的反对力量的情况下，蔡锷没有待时观变，而是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抛妻别子、慷慨赴义。在护国起义之际，已染喉疾的蔡锷本可坐镇后方指挥调度，这样做既不违背“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誓言，又可免受战事之苦；然而蔡锷不顾劝阻，毅然拖着病体挥师出征。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蔡锷已经饱受病痛和苦战双重折磨，若为身体考虑，完全有理由息肩弛担、尽早治病；但为了防止袁世凯翻云覆雨，蔡锷在军事争锋之后继续坚持政治博弈，直到临时约法被切实践行方才罢休。

  从1915年11月潜出京津，到1916年11月病逝日本，蔡锷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凭着一颗良心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直至把生命完全献给国家。蔡锷的贡献不仅仅限于挽救了民国，他还用自己光明的心照亮了国家的前路，并感召和激励着一代代年轻人奋勇献身。

  三是淡泊明志，夙夜在公， 始终忧国忧民。

  蔡锷曾言：“吾辈做事，不惟不怕死，不要钱，并宜不好名。一有好名之心，则瞻徇顾忌，不足以成大事。”早在1909年7月，蔡锷在给宝庆同乡、广西新军总办曾广轼（新化人）的信中就提到‘不要钱，不怕死’六字，于办事大有效力也。并在信中追问一名贪污钱财的会计是否被绳之以法了。由此可见蔡锷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之情。在蔡锷“不要钱、不怕死”六字办事精神的治理下，广西陆军讲武堂面貌焕然一新。后来黄埔军校建立，教官多出自于云南、广西陆军讲武堂，且深受蔡锷思想影响。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的校门上题对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亦或有深受蔡锷提出的“不要钱、不怕死”思想影响。

  为了约束自己做到廉洁奉公，蔡锷在寓所门口贴出一副警示楹联：“淡泊明志，夙夜在公。”在云南，他节俭俸给，两次带头减薪。月俸由六百元减到一百二十元，后又减为六十元，仅为最初薪俸的十分之一。结果，作为一省行政最高长官，蔡锷每月的薪俸仅与一个营长的薪俸相等。这在当时全国是十分罕见的。

  蔡锷还严格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并对节约行政开支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公务员不得侵吞缺额饷银，不得请客送礼，不得受贿和侵吞公款，兼差人员概不兼薪，不得挪用教育经费，以及不准滥行宴会，非星期日不得宴客，一席之费，不得过五元等。为使上述制度落到实处，蔡锷身体力行，带头执行。这样一来，云南出现了“行政经费较前锐减”的好势头，使公务接待经费大减，而且树立了军政府清正廉洁的好形象。

  他着力打造廉洁高效的新政府，使云南不再像前清时代那样需要中央拨款支援，反而还支援中央数十万元。

  四是不慕荣利、不贪虚名，把毕生献给国家与人民。

  蔡锷的定力很强，他一生不慕荣利，不贪虚名，一生为国为民。蔡锷从十六岁考入时务学堂开始，就把救国强国当作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但具体内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略有不同。

  维新变法时期，身为一名青少年的蔡锷深受梁启超、谭嗣同等老师们的影响，努力探求变法图存之道。在百日维新遭遇失败、时务学堂被迫解散之际，蔡锷没有退回科举应试的老路上去，而是甘愿流徙，以求新学。直等到梁启超先生来函召唤，便义无反顾东渡扶桑，哪怕只是蜗居在梁先生家里听讲做题，哪怕这样的学习得不到官方认可，更与所谓的“仕途”南辕北辙，蔡锷也没有动摇过。

  留学日本期间，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眼界的开阔，蔡锷很快认识到：中国要想走向富强，除了制度需要革新，更为重要的是开启民智，全面引入和推广西方先进思想。这期间，很多留日青年醉心于排满革命，有人被遣送回国，有人甚至以死相抗。蔡锷虽也心向革命，却并未逞一时之勇；他更希望武装思想、习得本领，归国后一展身手，用思想和行动切切实实地改造和建设祖国。

  毕业回国后，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身膺军职，在编练新军、加强国防的同时，暗中保护和培植革命力量。蔡锷的策略是，作为职业军人，当国势衰微、列强环伺之际，先以保卫国家、抵御侵略为重；对于民主革命，则待时而动，以期一击必中。居桂五年间，虽为广西同盟会员所误解，被认为思想不够激进、行动不够积极，甚至遭到驱逐，蔡锷也不改初衷。

  蔡锷领导云南新军发动重九起义、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后，没有被一时的胜利和荣誉冲昏头脑。他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上来，并凭着在日本学习到的宪政理念和法治思想，不断呼吁民国成立后的全国各界保持统一和团结，尊重约法、支持中央政府。虽然在民国初年政坛复杂的党派斗争中蔡锷的立场一度被认为是拥袁、反孙，他依然坚持宪法至上、以国家为重。

  袁世凯称帝，貌似权势熏天、没有人可以阻止；但在梁启超先生和蔡锷看来，袁氏逆历史潮流而动，失败是注定的，这是一盘政局重组的大棋。然而，蔡锷并未如老师期待的那样坐镇后方，在“后袁世凯时代”的政治布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是抱病出征，与护国军将士一同出生入死。因为他要让世人看到，护国反袁不是争权夺利，而是捍卫国体、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蔡锷认为，这是他作为一名国家军人的职责所在。

  从维新变法到护国反袁，蔡锷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保持了“不慕荣利，不贪虚名，保持责守”的坚强定力。这份做人做事的纯粹，正是蔡锷精神感人之处。

  蔡锷不只是事业上的成功者，更是精神上的指引者。梁启超先生在蔡公公祭大会上有一段话“蔡公之美德虽系上天所赋，然国人使人人学习，将来如蔡公之美德精神均可发扬，而中国亦可渐臻富强，则今日大会为不虚矣。”因此我们要传承与弘扬蔡锷等辛亥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