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元时代的梅州的文化简述

   在历史上，地处“五岭”之南的梅州，长期被视为化外之地，与中原王朝的交流并不密切。自宋代以来，随着福建地区的广泛开发，其政治、经济、文化日渐发达。并日益辐射至周边地区。与福建相邻的梅州地区，自然受到种辐射的影响。本文从文化的角度，以蔡蒙吉为例，谈谈福建理学对于粤东梅州地区的影响。

   我们知道，虽然在梅州地区在南北朝时已置程乡，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实行有效统治。这就使得文化不能借助行政体系来传播，而是跟随着人群交往的路径来传播。基于人群交往而形成的空间，是文化交流的主要依赖的网络。

   就在南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福建地区得到广泛开发。文化教育空前繁荣。除官学外，民间的书院也日益兴盛。科举发达，许多人因科举而入仕。客观上为文化传播作出贡献。在粤东地区，也常常来自福建地区的士人为官。就已知籍贯可查官员而言，从宋绍兴年间开始，大量福建人在梅州作知州。宋代梅州共知州37人，县令7人。福建籍12人，占27%。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闽学”对梅州的影响。

   二、福建的闽学

   1、闽学概要

   在理学发展史上，“闽学”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南宋时期，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在福建通过创办书院的方式，讲解经书，宣传理学，培养了大批弟子，故其形成的学派被称为“闽学”。以朱熹为核心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以及其后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称为“闽学”。闽学作为一个流派，是相对于理学其他地域学派而言的，如江西庐山濂溪周敦颐的濂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的洛学，陕西关中张载的关学等。由于朱熹晚年在考亭讲学，闽学学派又称考亭学派。

   闽学极力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确立孔孟思想的权威，力图重建道统，把孔孟和程朱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中国正宗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书”之中。“四书”承载着圣人之道，体现了“道”在世间的传承。闽学非常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修身养性，道德践履非常看重。组织方式上，闽学学派是师徒结合型的，他们志同道合，结成战友式的亲密关系。在困难时候，他们常常生死与共，具有“殉道”精神。在政治方面，主张修政攘夷，收复失地，重建统一的国家等。闽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2、蔡蒙吉家族与闽学关系

   南宋时期，闽学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与其毗邻的梅州地区自然深受其影响。在其中，蔡蒙吉祖孙三代，便与闽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蔡蒙吉的祖父蔡若霖(1183-1266)最先与闽学建立关系。蔡若霖幼年时，便拜到漳州理学家陈淳门下求学。《蔡氏族谱》载：

公始入家塾，敏悟过人，父师共奇。弱冠，朱子门人陈淳，号北溪先生，在漳州讲学设教。公承严命，负笈从焉。得濂、洛、关、闽之真传。

   陈淳(159-1223)，字安卿，亦称北溪先生。漳州龙溪（今福建龙海）人。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理学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和阐发者。著作有《北溪全集》。所以，从蔡若霖开始，蔡氏家族便与闽学发生了联系。之后，蔡若霖又鼓励其子蔡定夫(1197-1273)继续到福建学习理学。不过这次派往的地点是闽学另一重镇——建阳。

   在建阳，以当地蔡发及其子孙创立的学派最为著名。蔡发(1089-1152)，晚号牧堂老人，南宋理学家。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蔡发之子，为朱熹之挚友兼学生，创办了“西山蔡氏学派”；蔡元定之子蔡沈(1167-1230)，一名蔡沉，少承家学，同时又受教朱熹，后隐居九峰山，学者称其为“九峰先生”，称其所创学派为“九峰学派”。蔡定夫曾经从粤东奔赴建阳，与蔡沈交游。关于这段求学经历，《若霖公传》云：

   公之嫡定夫，不惮跋涉，尝远从我九峰夫子游。定夫于九峰为叔，年于余稍长。数年相聚首，凡有可益，我无少隐。每述庭训云：“孔孟道脉，惟二程为正。惜生也晚，既不获偕游、杨两贤立雪共乐，今又未能入朱氏之门，可愧也。犹幸我家牧堂老人博览群书，克以程氏《语录》，并邵氏《经世》、张氏《正学》授季通。季通乐道不倦，复与其仲嗣沉后，先师及文公，益有所折衷。近闻沉老且健，然予已晚矣。汝其往，毋以千里防其业，毋以行长略其礼，汝其畏敬之以竞其业，身体之而力行，是亦足矣。”其勗子以学有如此。

   这篇传文是蔡蒙吉请陆秀夫所撰，时间为德祜元年(1275)。陆秀夫(1236-1279)，字君实，一字宴翁，别号东江，楚州盐城长建里（今江苏省建湖县建阳镇）人。南宋左丞相，抗元名臣，与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崖山海战兵败，背着卫王赵昺赴海而死。明代理学名家。

这段文字讲述了蔡若霖没有机会拜程颐以及朱熹为师的遗憾。好在牧堂老人蔡发能够将他的学问传给蔡定元，然后蔡定元又能够传授给蔡沉。这样便将学问继承了下来。虽然蔡沈已经年纪大了，但仍然很健康。然而自己已经晚了，不能再前往建宁求学，因此希望蔡定夫前往。并勉励不要因为路途遥远而影响学业；旅途漫长而忽略必要的礼节，而要敬畏他，完成学业；身体力行。

   因受到蔡若霖的鼓励，所以蔡定夫到了福建建阳，“远从我九峰夫子游”，以学习理学。可以说，蔡若霖、蔡定夫父子先后亲自到福建，师从闽学大师。所以与福建诸多闽学大师交往甚密。从而也奠定了蔡氏家学基础。这让蔡蒙吉自小便学有所本。

   与祖、父辈不同，蔡蒙吉学习理学则直接在梅州师从来自福建的理学家侯安国，从而免去了负笈千里的艰辛。侯安国(? -约1276)，本籍福建宁化，宋代理学名家侯仲良（字师圣）的八世孙。当时福建闽学盛行。侯安国秉承家学，习《春秋》，登南宋淳祜间(1241-1252)乡贡进士，旋即于宝祐(1253-1258)初任梅州教授，掌管生员的教育、课试等。后见梅州“地僻人稀，风俗淳美”，便举家落籍梅州，定居于城东攀桂坊，开经讲学，使原本“僻处岭南、经学草昧”的梅州“文风日盛”。他尤其注重以春秋大义教授生徒。侯安国定居于攀桂坊。攀桂坊牌楼为元天历二年(1329)，宋进士杨圭所立。后这里形成为一个社区。而此时蔡蒙吉因为其祖父“新创曾井宦室”，将家搬到城西（曾井位于城西），与侯安国同居一城，这样方便受教。

   家学熏陶加之名师传授，蔡蒙吉习业自不在话下。另一方面，蔡氏家族与当时一些理学名家、名臣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如蔡氏后裔蔡禄兴请彭龟年为其始祖禄粤公作传，即《福粤公传》。彭龟年(1142-1206)，字子寿，清江（今江省樟树市）人。南宋官员，南宋乾道进士。在朝言事面折廷争，善恶是非，辨析甚严。曾数论韩仛胄权势重于宰相，并加指斥。德祐元年(1275)，蔡蒙吉又请陆秀夫为其祖父蔡若霖作《若霖公传》。长期与福建的这些理学家接触，自然对于蔡蒙吉舍身取义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

   三、文天祥的共鸣与褒奖

   南宋第七位皇帝(1274年8月12日-1276年2月4日在位)宋恭帝即位之时，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局势失去控制，宋王朝已经陷入了瘫痪。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丑态百出。德祜二年正月短暂的休战后，仅有6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而远在南岭的梅州。随着恭宗德祜元年诏勤王，知州汤执中已经没有能力组织抵抗，只能交这个任务交给作为乡贤的蔡蒙吉。为授予权力，临时授予蔡蒙吉梅州佥事一职，作为合法行使权力的依据。接到任命以后，蔡蒙吉开始投入理学家文化实践中来，即为国尽忠，舍身取义。南宋梅州地方社会，是一个尚未形成乡族的社会，要组织人员勤王，则需要出资招募“义兵”。所以蔡蒙吉“散财助饷，招集义兵若干，励志恢复故治。”这一点与文天祥组织的抗元军的做法一样。结果兵败不屈而被杀，舍身成仁，完成了自己对理学价值观的文化实践。

   对于蔡蒙吉的义举，作为同是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文天祥，给予了高度的认同与肯定，这大大的提升了蔡蒙吉的文化地位，使之以节闻名于世。后世将其入祀乡贤祠等，以激励后世。

   那么文天祥为什么这么做呢？咸淳十年(1274)，文天祥被任为赣州知州。德祜元年(1275)，长江上游告急，诏令天下勤王。文天祥响应号召，后兵败被俘。从元营南逃以后，德祜二年(1276)七月，召集士兵进入汀州。此时人心惶惶。抗元队伍军心动摇。当时“成仁取义，孔孟之言，无谁不读。勤王诏下，人多惧祸。语之扶宋则退然不前；语之降元则跃然愿往”的局面。所以，所以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与信念来支撑。见蔡蒙吉之义举，无疑给文天祥以共鸣。

   故文天祥丞相祭文写到：“嗟哉痛乎！蔡公振纲扶纪，殉难捐躯，予之间关，天与公遇。祝公形而徒伤倭切，欲以话而不得一语。匹忠贯义，垂格离离。然公之忠魂，无往不在，在天地为神祗，在山川为社稷，在郡邑为乡贤。春秋二祀，庙食万年。噫！公之生也：名垂竹帛，公之死也，重若泰山。允当朝廷仕者之模范，宗族后裔之仪型。”又对人说：“签书蔡公，与潮州大守马发公，皆广东豪杰也。吾不及一见。吾不幸也。”总之，文天祥的高度评价，给予蔡蒙吉最高的荣誉，也是对当时投降派的怒斥。

   四、结 语

   宋明理学的忠孝节义对于后世影响广泛，如明末志士林丹九抗清等，其精神与蔡蒙吉一脉相承。蔡蒙吉被送入乡贤祠入祀，与之一道被侍奉的有南齐处士程旻、唐丞相文献张九龄、刺史昌黎韩公、宋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濂溪周公、朝议大夫元城刘公、枢密使武襄狄公、文丞相信国文天祥、都御使新建伯王阳明。这些历史人物中，多是外来的人物，强调的是前来梅州如何教化，布施文明；前提他们把梅州看成是一个蛮荒之区，所以需要教化。而从蔡蒙吉开始，则是当地人，他主动接受中原文化，忠于国家与朝廷，对正统文化持“向化”的姿态。这是一个地区的地方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一个巨大变化一一即之前是被动的接授教化，之后变成主动的文化向化。这一点，在诸多文化实践中得到体现。其中常见的便是族谱编纂中追溯与攀附现象。这说明，以蔡蒙吉为代表的地方士人的文化实践行为，是宋代粤东地方社会文化转折的体现。尽管明代以后，地方社会长期处于一个豪强社会。但宋明理学道统一直在维持地方社会的向化，使之在道统上没有脱离中央正统文化。

   宋代地方社会转折之所以发生，与宋代以来南岭山区的开发分不开。正是伴随着开发而兴起的经济交流，导致人群的交流，最后带动区域间社会文化思想交流的交流。因为在粤东山区人群与物资以及文化与知识的跨境流动，是形成粤东社会与文化物质的基本动力。也是理解“客家文化”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