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并未看过枫亭“游灯”。印象较深的倒是宋诗宋词中“上元灯节”的描绘；少时看《水浒》连环图，看到浪子燕青在上元之夜潜入东京李师师的家中，关心的是燕青通过李师师打通宋徽宗的关节如何招安，关心的是梁山英雄好汉们的命运，连李师师家中如何灯红酒绿都不在意，更不会关心街上热闹的花灯了。有一年在远离枫亭几十里的莆仙交界处一个小村看到游灯，入夜时分，村民们扛着灯架游弋于木兰溪两岸，没有锣鼓，也不放鞭炮，宁静的夜色中昏黄的灯龙在缓缓移动，有一种遥远的古老的气息微微传来……

   猛然记起多年前已有一篇《难忘家乡龙灯游》，出自我一位朋友的笔下：

   “每年元宵节，我的家乡利角村及毗邻的海头、东海、大埔、东沙四个村，都要举行一场热闹非凡的游灯盛会。每个村至少要出一条灯龙，灯龙由灯头、灯身和灯尾组成。灯头由各种造型别致的大灯笼点缀而成。灯身由一节一节的灯架集合而成，每节灯架上有八至十盏不等的点着蜡烛的灯笼。一节灯架由一户人家举着。灯尾呢，有的是抬菩萨，有的是敲锣打鼓。每当元宵节夜幕降临时，一条条的灯龙穿梭于各个村庄之间，那披红戴绿的男男女女，那飞光流彩的灯海，那热热闹闹的鞭炮声，那五彩缤纷的烟花，令人如醉如狂。”

   朋友姓蔡，却与他的几万蔡姓乡亲一样，大都忌讳为蔡京的后裔，而拜宋代清官蔡襄为祖。为此，蔡氏族人曾与莆仙文史界的老人们多次闹得不可开交。

   文人当面不敢坚持，过后都会不无讥讽地提起秦桧的后人秦涧泉，以及他在西湖岳飞墓前的那对名联：“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莆仙人忌讳蔡京，以至于有关蔡氏一门在长期当权时引进东京戏曲艺术回故乡的资料，散失在史海的茫茫烟波之中；只有枫亭杨亚其老人保存一本一直秘不示人的《连江里志·上卷》抄本（枫亭旧名连江里）。我们这次找到枫亭旧街见到他，老人经过一番犹豫，终于从楼上拿出这个抄本，该书第二条就是：“《山房遗稿》卷五载：宣和末，蔡攸（蔡京长子）以灯事色乐游枫亭，置画舫于江上，使教坊女弟妆扮故事以侑酒。”（江是枫江，流入湄洲湾，不是木兰溪。）

   这则简单的文字传达了两条重要历史信息：一是枫亭及其邻近地区独特的元宵游灯习俗源于宋代；二是蔡京父子（特别是蔡攸）是戏剧由北方引入莆仙地区（包括闽南）的关键——“使教坊女弟妆扮故事”。

   莆仙戏的源头充满着太多的传说，而真实的来历却资料奇缺，这不能不归因于莆仙历史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那就是蔡京。

   蔡京对莆田的影响，以实物横亘在大地上：两个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木兰陂和三清殿，另有仙游文庙、南门桥，莆田的熙宁桥、延寿桥。这些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古建筑，其来历成了莆仙人（官与民）心头永远的痛。除了三清殿，因殿中保存宋徽宗“御笔手诏”，蔡京第四子蔡條奉旨题写的石刻《神霄玉清万寿官碑》，谁也磨不掉之外。其余的宋代建筑，都用一则“美好的传说”加以掩饰，传得神乎其神。如十六岁的长乐姑娘携巨款来莆造木兰陂，观音大士为仙游老太的善良所感动、天降飞钱建南门桥和文庙（《飞钱巷的传说》），涵江人李富既有富且勇，分身有术，既在延寿溪造桥，又能率两千多勇士投韩世忠部抗金……《李富的传说》）等等。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神圣或神奇的东西一贯持怀疑态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本非正式出版的小册子，内载宋方天若《木兰水利记》，编者明代郑思亨（也姓郑，却未必与我有何关系）跋其云：“木兰一陂大半皆蔡京之功，京造陂时官知开封府，累官至左仆射转司空，封鲁国公。方天若（莆田人，榜眼）乃蔡京门客，官至右文殿修撰。后御史张克公论京数事，有托言‘决水灌田，以符兴化之谶’见《宋史》）。京贬死，言官龚夬亦疏天若之奸。莆人遂讳京功，并讳天若记。予不以人废言，姑特存之。”

   “莆人遂讳京功”之说吊起了我对蔡京的好奇。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翻阅了《宋史》《莆田县志》《仙游县志》和《仙溪志》，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传说都缘于“讳功”，这种脆弱幼稚的地域文化心理，类似于当代的“血统论”。而历史的真实是：蔡京执政二十三年，任命了不少亲信（含莆仙籍官员）担任福建地方官，这些地方官秉承他的旨意，建造了大量的水利桥梁等公共设施，因而，在北方连年战乱的大背景下，福建“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宋史·地理志》），海上交通和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南路入粤东，北路抵永嘉，西北至赣、浙，泉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限于本书篇幅和能力，我无法梳理北宋新旧两党交争的是是非非，也无能力为蔡京的是非功过一一作出评判，只提一下蔡京当权时“狠抓落实”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贫有养、病有医、死有葬。”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安济坊以医民之贫病者，漏泽园以葬贫亡者与客死荒野者。

   这样的好政策未必得到认真的贯彻，还可能受到顽强的抵抗，如果受到“名人”的反对，那后果就更糟了。著名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崇宁……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老百姓还要编歌谣骂娘：“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

   长期的官场斗争锻就了蔡京的铁腕性格，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因而州县领导“宁左勿右”，纷纷“奉行过当”。最后倒霉的不是别人，而是蔡京。国家灭亡了，没有人敢去骂那位“风流天子”，而把所有的罪名都扣在蔡京头上。当时的风气是：“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老人家一生喜爱莆仙音乐和戏剧。激烈的政争之余，童年熟悉的旋律，是抚慰心灵消解乡愁的灵丹妙药。《拾墨记》说：“蔡京每有宴会乐工辄奏乡音。”《连江里志·事类》也说：“蔡太师作寿日，优人献技，有客以丝系童子四肢，为肉头傀儡戏。”

   世上无人不好高。权力可以使人得意忘形，更何况是权倾朝野，一人当轴之时，《东京梦华录》卷六载：“左楼相对，郓王以次彩棚幕次；右楼相对,蔡太师以次执政里幕次……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

   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危险性，嫁接在第二代身上，往往更加可怕。蔡攸把乃父的特权发挥得淋漓尽致。攸“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宴，则短衫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蝶谑浪语，以蛊帝心。”（《宋史》卷四七二）“宣和间，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自为优戏。上作参军趋出，攸戏上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曰：‘你也好个司马丞相。’”（周密《齐东野话》）

   甚至还有出格得离谱的言行。《宋史》记载：徽宗封了个副宣抚使让蔡攸跟童贯去讨伐燕山，年轻的蔡攸高兴得不得了，认为此行获胜唾手可得。临行前到宫里向徽宗告辞，见徽宗身边的嫔妃实在漂亮，竟不提打仗的事，而指着那两个嫔妃说：“我打赢了这场战争回来，您把她们赏给我。”徽宗听了并没有不高兴，反而笑了。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金兵攻陷汴京，徽宗退位南逃，钦宗执政，亡国的罪责谁来负？皇帝是不能有错的。于是，蔡京作为“六人帮”之首被流放，行至潭州（长沙）而死。死前曾作《西江月》，词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短短八句，足可谓之一部中国版的《忏悔录》。

   蔡京死后，执政者说蔡攸之罪不减乃父。乃下诏贬至万安军（广东万宁），后派人把他杀了。还连累他的弟弟，钦宗在杀他的诏书下加了三个字“亦然”。

   事隔四十一年南宋高宗下诏，把拘管了多年的蔡京家人“放令逐便”。有意思的是，同时解放的还有忠臣岳飞的老婆孩子。重获自由的蔡京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其遗骸运回家乡枫亭，安葬在赤湖（今九社村地界）。

   几年前的正月十五，在午间朋友聚餐时，我们就《三希堂法帖》中的蔡京的书法谈起他的为人种种。饭后，乘着酒兴，朋友开出奔驰轿车，直奔枫亭。一路打听，终于来到枫亭镇九社村的一片枇杷林中。蔡京坟前的石马石羊已被他的乡亲偷光卖光，唯有仙游县政府立的石碑没人要，却也被推倒在地。当地九社村是“山地开发先进村”，坟地的龙眼树下，又加栽了密密麻麻的枇杷树。

   离开蔡京坟，我们从蔡氏故里赤岭东宅村穿过，跨过一道小桥，越过九涧，来到了梅岭脚下。在村里一位老者的引导下，找到了蔡氏祖坟。老坟的坟头比普通的坟头大了一倍多，被高及人头的荆棘和杂草包围着，是多少年无人疏理的结果。只有坟头之上，有人新近压上一叠纸钱，在山间的微风中轻轻颤动。老者告诉我们：“蔡家祖坟大风水是座笔架山，左右山脉有五瓣，犹如五条苍龙直插赤湖深渊，有‘五龙盘珠’之美名，所以蔡家出了左右两丞相。”——这就是无人疏理祖坟，却有人为其压纸钱的解释。

   最近我再次来到枫亭，在蔡京墓地，枇杷树已不见，龙眼树下曾被推倒的石碑已重新竖立。石碑前，是一丛丛刚刚烧烬的香灰，那袅袅轻烟仿佛还未散尽……

   作者系莆田市文联专职副主席、莆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备注：本文于2011年被收录到《蔡京史论选编》，故文末注明作者系莆田市文联专职副主席、莆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