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生前赞扬人，常常用这个人是“天生的”的三个字来比喻。我觉得蔡继琨先生一生对音乐艺术和音乐教育的热爱，也可以用“天生的”三个字来形容，他在音乐艺术和音乐教育领域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以及他高尚的为人品格，都值得我们深深地景仰。

   他在集美学校选择了音乐

   蔡继琨的祖上原籍晋江，在他的曾祖父蔡德芳这一辈时，举家从台湾迁回福建，以后就世居在泉州古城西街。蔡氏是当时泉州的十大姓氏之一，所以西街的街坊们常常亲切地跟蔡家人开玩笑说：“你们是台湾蔡！”

   1912年的中秋节，蔡继琨就在这里的蔡家大院出生。

   蔡继琨的曾祖父蔡德芳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进士，祖父蔡榖元和叔祖父蔡谷仁是光绪年间的拔贡，叔父蔡玑是宣统年间的拔贡，因此他们家享有“兄弟拔贡”、“父子拔贡”的荣耀。他的父亲蔡实海，幼承庭训，是当地闻名的才子。母亲洪水镜，是同安马巷人，也是名门之女，知书达理。蔡继琨出身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上天自然少不了赋予他天才的基因。他从小就会吟诗作对，而且对许许多多的闽南音乐、闽南语歌曲，一听就会，因此，大人们总夸他是“天才”。可惜蔡继琨两岁丧父，他的母亲要抚养五个子女，还要处理家族中的事务，不堪重负，就把子女托付给其弟洪经樵负责照管。洪经樵是集美学校的教师，不仅有文化，还深谙管教之道。为了让子女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培养，蔡继琨的母亲后来索性把家迁到集美。就这样，从少年时代起，蔡继琨就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里读书、成长。

   蔡继琨从集美小学毕业后，先念集美中学，后来又升入集美水产航海，读了一个学期又转到商科，最后又转到集美高级师范。每每回忆起在集美读书的经历时，蔡继琨都会十分开怀地笑称自己是集美学校的“留学生”。之所以开怀，是因为他最终转入集美高师音乐专业学习，音乐专业是他打心眼里喜欢的专业，他从小就盼望着能与音乐结缘。蔡继琨进入高师音乐专业后，如鱼得水，格外用功。一年下来，他不仅学业优秀，还当上了学生铜管乐队的队长。他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一片爱国心》，一举而轰动全校，老师、同学们从此都对他刮目相看。

   1932年，蔡继琨从集美高师毕业。毕业前，他参加全省会考获得第一名，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因此，他毕业后便被学校留下担任校管乐队的教练。那时候，他经常一身正装，高大、英俊、潇洒，是教师中最帅气的一个，许多女生从他身边走过，也免不了回头注目。

   蔡继琨留校任教不到一年，考上了福建省公派到德国的留学生。他母亲觉得去德国太远了，不放心。于是，这个每天早起都要给母亲泡杯茶的大孝子，就去向政府申请，终于被改派到日本留学。

   获得国际交响乐曲公募首奖

   1933年，蔡继琨从厦门乘船到上海，再乘船到日本长崎，然后搭火车到了东京。他在东京帝国音乐学院，师从大木正夫、铃木镇一教授，学习作曲与指挥。在那里，他结识了著名的指挥家约瑟夫•罗秦史督克、保罗•万戈登和著名作曲家亚历山大•车尔湼普里。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蔡继琨终身受益。

   3年后，国际作曲家协会在日本举办“现代交响乐曲作品”比赛。他跃跃欲试，凭着自己的天才与灵感，创作了一部管弦乐曲《浔江渔火》参加比赛。几经角逐，这部中西合璧、独具一格的交响乐曲，终于获得“国际作曲家协会交响乐曲公募首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国际交响乐曲作曲奖，在日本、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一时名声大噪，好评如潮。当时，中国驻日大使、后来曾担任中华民国政府总理的许世英，还专门在大使馆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祝贺会。

   蔡继琨这部成名作的部分草稿，珍藏在“蔡继琨教授纪念馆”。许多参观者看了都大为惊叹。一个24岁的年轻人，第一部作品就能获得国际大奖，并打破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零纪录，这真是音乐界的一个奇迹。

   据统计，他毕生创作的清唱剧、管弦乐曲、管乐曲、合唱曲、群众歌曲、钢琴曲、独唱曲，约有200首之多。

   毅然回国走音乐报国的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这时的蔡继琨，已无心继续留在日本深造下去。他想起祖辈当年曾因日本占领台湾而举家迁回故里的壮举，更加认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于是，他不顾校方、学友的劝阻和挽留，毅然回国，以他的音乐才能来担当责任，报效国家。

   他一回国，就向省政府建议，并很快倡办了福建省音乐师资训练班，由他担任班主任。后来，时局更加紧张。他又向省政府建议，从音乐师资训练班中挑选了26名学员，成立了“福建省战地歌咏团”，由他担任团长，到抗日前线开展宣传和慰问军民的活动。1938年6月，他率领歌咏团从福州徒步出发，沿途经长乐、福清、涵江、莆田、仙游、惠安、泉州、南安、同安、漳州等地，最后到达集美。他们每到一地，就深入民众和军队，进行慰问演出。他带头和团员们一起轮流买菜做饭，不麻烦民众。他们天天吃的是糙米饭、蕃薯干，佐饭的是盐巴和黄豆芽，生活十分艰苦。在这样流动、艰苦的环境中，蔡继琨还创作了《保卫大福建》、《抗战歌》、《我是中国人》等十几首歌曲。

   1938年10月，蔡继琨又接到省政府的命令，要他在“战地歌咏团”的基础上组织“福建省政府南洋侨胞慰问团”，由他担任团长，准备出访东南亚。1937年，省政府组织过一次“赴南洋出访团”，那次是由闽籍海军宿将萨镇冰担任团长。这次出访由他担任团长，可见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他人品、能力的认可和信任。为了提高他的身份，省政府主席陈仪还任命他为福建省政府参议。当时他才26岁，在省政府的参议中是最年青的。

   1939年3月24日，他率领“福建省政府南洋侨胞慰问团”一行28人到达马尼拉。菲律宾的华侨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福建人，其中晋江人占三分之二，蔡继琨的三叔公就是马尼拉济阳柯蔡公所的主要执委之一。因此，他们到菲律宾自然备受当地华侨的欢迎。在马尼拉，他们举行了两次“抗战宣传大会”，公演了《黄金台》、《夜光杯》、《回头》、《皇军的“恩赐”》、《凤凰城》、《雷雨》、《东北的一角》、《鹭江血》、《血祭》、《前夜》、《卢沟桥之战》、《两颗笑弹》等抗战歌剧。每场演出，观众趋之若鹜，座无虚席，场面十分火爆。深受感染的人们慷慨解囊，踊跃支持祖国抗战。慰问团还在菲律宾的许多地方，举办了“福建省情照片展览会”，并在KZIB播音台作演播。蔡继琨还拜访了马尼拉市市长、美国驻菲大使和菲律宾中菲国民协会、菲律宾中华总商会、旅菲集美学村同乡会等政要和主要社团。这次出访，蔡继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也给菲律宾的华社和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创办福建音专荣膺首任校长

   1939年7月，他率领慰问团从菲律宾回到国内时，省政府已经内迁永安，他便到永安继续办第二期音乐师资训练班，仍然当班主任。此时，他又向省政府提出了创办音乐专科学校的建议。省政府批准了他的建议，由他负责筹办。9个月后，他被任命为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当时他才28岁，是全省乃至全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

   他亲自筹建校舍。物色校址、参与设计、选购建材、组织施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永安城外燕溪河畔的吉山，建起了几幢简式的小洋房，作为音专的礼堂、教室、图书馆、乐器室、学生宿舍、教师住所、膳厅。四周绿树成荫，环境优雅幽静，在抗战时期能有这样的办学环境，是非常难得的。

   他学习陈嘉庚，重视礼聘名师。他请留学法国的李树化当教务主任。李树化曾任过国立北京艺专音乐系和国立杭州艺专音乐系的系主任。这样一位资深的系主任能到初办的福建音专执掌教务，完全是被蔡继琨的精诚所感动。后来，蔡继琨又请到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乐风》月刋的主编缪天瑞当教务长。通过缪天瑞，他又先后在省外聘请了顾西林、顾宗朋、刘天浪、章彦、黄飞立等一批富有专长的教师来任教。集美校友、著名画家谢投八，当时也被聘到学校担任秘书兼附中图画劳作进修班的班主任。他还冒险到当时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邀请了教钢琴和音乐理论的奥地利人马古士、教小提琴的保加利亚人尼哥罗夫、教大提琴的德国人曼杰克和教钢琴的曼杰克夫人，以及乐技制造技师王定安等十多人。蔡继琨的夫人叶葆懿，也是富有教学经验的声乐教师。有了这样一批知识渊愽、技艺精湛的师资，蔡继琨很快就把音专的本科、专修科、选科三种学制的各种专业，办得有声有色。1942年8月，这所音专便由省立改为国立。

   蔡夫人叶葆懿，是集美学校早期幼稚师范的校花，比蔡継琨小3岁。1934年，她从集美幼稚师范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师从俄籍教授马森，主修声乐。她从杭州艺专毕业后，仍然跟马森教授专攻声乐。她在福建音专担任声乐组主任兼音乐师资训练班主任。蔡继琨和她琴瑟和鸣35载，是蔡继琨筹办音专的得力助手。

   1940年，陈嘉庚率团回国慰劳，到了永安，听说福建音专的校长是集美学校的校友，便特意到学校参观。陈嘉庚对蔡继琨的办学精神连声称赞，当场决定先把集美学校的4台钢琴调拨给福建音专。

   蔡继琨认为，福建音专成立在抗战，应该为抗战服务。在他的倡导下，音专的师生积极排练宣传抗日的节目，定期在永安中山纪念堂举行公演。这不仅丰富了永安社会的文化生活，而且激发了军民的爱国热情。1941年1月 26日（旧历除夕），蔡继琨带领福建音专巡回演奏团，一行60多人，从永安前往福州，开始了历时一个月的全省巡回演出。演出的诗剧大合唱《悲壮的别离》、《佛门动员》、《招魂曲》等节目，都是蔡继琨作曲、指挥和由他的妻子叶葆懿主唱的。他们在十几个县连续演出了27场，而且场场爆满。在福州演出时，仅容几百人的礼堂却挤进了上千人的观众。从此，福建音专闻名全省。

   1942年7月26日，蔡继琨辞去福建音专校长的职务。不久，他便赴重庆履新。蔡继琨在福建音专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半，但是他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更是这所学校的灵魂和精神象征。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蔡继琨，当时根本不会办这所学校，更不会有基础这样好的学校。蔡继琨从1937年创办中小学音乐师资训练班，到1942年离开福建音专的4年多，共为福建培养了312名的中小学音乐、图画劳作教师和社会音乐指导员。据了解，福建音专先后办了10年，到1950年，被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

   走出国门饮誉中外

   蔡继琨到重庆后，被聘为国立音乐学院顾问，后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音乐教育社社长兼交响乐团团长、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兼职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受命赴台湾，负责日军在台所有军乐器材的接收工作，并参加在台北举行的台湾省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以后，先后担任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交响乐团团长兼指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响乐团团长、台湾大学音乐系教授、台湾省艺术建设协会首届理事长等。这段时间，他先后为台湾省乐团指挥了29场的定期演奏会，还创作了混声四部合唱《爱国歌》、《台湾进行曲》以及用古诗谱写的艺术歌曲《忆家山》、《晩春》等，被人们誉为“台湾交响乐之父”。1945年5月，他被派往菲律宾担任中华民国驻菲大使馆商务参赞。

   在菲律宾，他从1950年11月起先后被聘为菲律宾马尼拉演奏交响乐团音乐指导兼指挥、菲律宾马尼拉中央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马尼拉演奏交响音乐总监和指挥。其间，他在马尼拉指挥过21场盛大的音乐会。他的指挥艺术，曾受到菲律宾季里诺、麦格赛赛、加西亚、马卡帕加尔、马科斯等多位总统的多次赞扬。他先后获得“杰出指挥金像奖”、“优秀指挥及杰出服务奖”、“对菲国交响乐之贡献及慈善事业之劳绩奖”、“海光侨务奖章”、“颂扬奖”等。他先后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地区首届音乐会议（当选为副主席兼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委员会主席）、国际音乐理事会第十二届国际音乐会议（代表菲律宾），在瑞典举行的国际音乐教育研讨会，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音乐教育会议，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音乐理事会第十四届国际音乐会议（代表菲律宾），在日内瓦和维也纳举行的国际音乐理事会第十五届国际音乐会议（代表菲律宾），在台湾举行的亚洲作曲家联盟第四届年会（代表菲律宾）。他还以指挥家身份加入美国交响乐团同盟，作为该同盟的单独会员。国际友人说他是“音乐文化交流使者”。

  在菲律宾期间，蔡继琨用清代诗人黄仲则的词谱写了《思乡曲》，乐曲时而婉转低诉，忽又高唱入云，一吐他对故乡的绵绵思念。这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他这个时候的思乡写照。他和妻子叶葆懿同台表演《思乡曲》，一个演唱，一个指挥交响乐团伴奏，传为佳话。当时，叶葆懿是菲律宾东方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讵料，这位与蔡继琨幸福相伴了35载，而且年方60岁的爱侣，竟于1974年12月31日遽然去世，这使天性乐观的蔡继琨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

   变卖家产回国办学

    “文革”后的1980年，集美学校校友会恢复活动。1983年10月，蔡继琨应集美校友会和陈村牧先生的邀请，从海外悄悄地回来，参加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70周年的活动。当时，他还考虑到在台湾的社会关系，觉得不方便在公开场合多露面，所以连老朋友请他照相都被他谢绝。他说：“只要心照，不必身照”。据事后得知，蔡继琨这次回来，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麻烦接踵而来。面对这种情况，他快刀斩乱麻，同所有反目者决裂。他还对一位国民党元老、老上司说：“这次我回去看了，共产党并不可怕。都是中国人，都是同胞嘛。”

   1985年11月，他再次回大陆。他上次回来，曾经到陈嘉庚墓前向校主行了三鞠躬大礼，并默默地说：“校主，我一定会再回来的。”他这次回来，第二天就驱车到集美鳌园，站在校主墓前三鞠躬后，便大声地说：“校主，我又回来了！”言罢，他站到了鳌园的最高处，眺望金门。他高兴地对同行的人说：“我过去从哪边看过来，今天从这边看过去，结论都是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次回来，他没有什么顾忌，主动同各界人士接触、照相，到母校集美师专和厦门大学讲学，到福州、泉州等地考察音乐教育和社会文化事业。

   1986年2月，他第三次回国。在集美学校校友会名誉理事长陈村牧的陪同下，参观集美学村的各所学校。他被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聘为客座教授。在接受聘任的欢迎大会上，他说：“我会回来讲课，但不要报酬，路费自理。”后来，他还接受了华侨大学、福建师大、安徽师大以及长春、哈尔滨的院校和音乐团体的聘请，他照样是“不收报酬，一切自费。”他说：“我是炎黄子孙，去国数十年，对国家无贡献，此番回来，区区报效，微不足道。”1987年12月，他应福建省文化厅和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邀请，担任了由福建省歌舞剧院乐团、福建艺校、福州歌舞剧团联合组成的交响乐队的指挥，半个月时间，在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地连续演出了12场，场场爆满，“魔棒一举惊四座，倾倒数千音乐迷。”

  那几年，他年年从国外回来，探寻社会音乐的普及与提高。他说：“很多小国家都办了音乐大学，我们连一所也没有。很多大学的音乐系，也只是培养师范类的音乐人才，这怎么适应社会文明建设的需要呢？”因此，他决心再展当年创办福建音专的雄风，在福建再办一所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的学校。

   1989年3月，经省教委批准，由他与福建师大、福建艺校、厦门大学、集美师专、泉州教育学院联办的私立福建社会音乐学院成立了。这个学院的任务，一是对全省中小学音乐教师及社会音乐文化干部进行岗位培训；二是对在职音乐专业人员进行继续教育；三是对少年儿童进行课余专业训练。为了办好这所学校，他把在菲律宾的别墅、汽车等通通卖掉，并辞去马尼拉演奏交响乐团终身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等职务，带着11箱珍贵的乐谱，毅然回国定居，效仿陈嘉庚，不惜毁家兴学。

   创办了全国首家民办音乐学院

   蔡继琨回国定居后，天赐良缘，得与刘秀灼女士喜结连理。刘秀灼是当年福建音专的校友，后随校转入上海音乐学院就读，曾师从苏联音乐理论家克•尼•德米特列夫斯卡娅，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兰州艺术学院、甘肃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任教。当时，她是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蔡继琨回国办学，一路走来，都得益于她的辅助。后来，她还

   为蔡继琨音乐教育事业的继承者和维护者。

   蔡继琨创办了福建社会音乐学院后，被董事会聘为名誉院长，并暂兼任院长。这时，他当年的成名之作管弦乐《浔江渔火》,已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列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1994年4月，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和海外热心人士李尚大、吕振万、蔡松芳、黄呈辉、柯成焕等支持下，他把福建社会音乐学院发展为福建音乐学院。这是中国首家民办的音乐学院，校址在福州市仓山区首山村。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建了吕振万楼、黄呈辉楼、慈山楼、蔡章纪念堂、李刚堂、川龙楼、正丰楼，充分满足了教学和生活用房的需要。学院开设声乐、键盘、管弦乐三个专业，都是请省内外两台（讲台、舞台）的名师执教，追求一流的办学质量。1999年，学校被团中央评为全国优秀民办学校，2004年，学校又受到福建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和奖励。1999年，学校挂靠国立华侨大学，成立了华侨大学福建音乐学院，面向海内外招收本科生。自1994年办学以来，福建音乐学院为国家培养了近千名音乐工作者。

   蔡继琨决定回国定居办学的时候，已至耄耋之年。但是他从不言老，从学校规划到筹划经费，从征地基建到配置设备，从专业设计到聘请师资，从学生教育到生活管理，他亊必躬亲。为了募集资金和罗致人才，他曾十几次奔走京都，穿梭欧美、东南亚。为了保证基建的进度和质量，他大热天穿着短裤打赤膊上工地。有一次，发现工地上没有茶水，他就叫人扛来几箱啤酒，让工人休息，跟他们一起边喝边聊。他是董事长、院长，又象基建处长、工头，风风雨雨，工作起来不要命。他身边的人怕他身体顶不住，常劝他身体要紧，可他却乐呵呵地说：“老年人工作越多就越会返老还童。”

   蔡继琨常说，在他的一生中有三位对他有过重要影响的长辈，一位是他的母亲，一位是集美母校的校主陈嘉庚，还有一位是他的老上司、爱国将领陈仪。他说，我们敬爱的陈嘉庚校主爱国爱乡、倾资兴学，为我们树立了诚毅精神。所以蔡继琨为福建音乐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是爱国第一，品德第二，专业第三。他为学校制定的校训是“修德养艺，自强不息”。他规定学生考试要达到70分才算及格，69分还得补考。他对学生的生活管理和习惯养成也是全力关爱，严格督导，而且身教重于言教。他常到食堂观察学生用餐的情况。有一次，他看到学生吃馒头时，把表面的皮剥掉丢在桌上，他就走过去把它捡起来当着学生的面吃下。这个学生连忙站起来向院长检讨说：“我错了！”此后，“不浪费一粒粮食”也成为这所学校的良好校风。

   蔡继琨从早年办福建音专起，就提倡开门办学，重视社会实践。1997年、1998年的寒暑假，他曾三次率领福建音乐学院的30多名师生，冒着严寒和酷暑，“送音乐下乡”，到龙岩巿的长汀、连城、上杭和宁德市福安、柘荣、福鼎，以及三明市的三明、永安、宁化、建宁、泰宁等地的革命老区，进行慰问演出。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如此不辞辛劳、以身作则地践行自己的办学方针，确实难能可贵。

   蔡继琨办学，不仅自筹办学的一切经费，而且还按全省民办高校同类专业最低学杂费的标准来收费。他说：“办学不是做生意，不能高收费。”当时国家对民办学校还有民办公助的政策，但他却坚持不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助。他在艰苦支撑福建音乐学院的同时，还筹资建立了多项音乐奖金，对优秀的音乐人才进行奖励和资助，17年间共奖励、资助了522人次，总金额达45，8885元，对繁荣本省的音乐事业起到积极的作用。

   蔡继琨爱校如命，也为校累倒。2004年3月21日21时30分，他闭上眼睛后再也没有张开了。此后，蔡继琨生前亲自聘任的兼职院长，大部分时间仍在北京的原单位，学院的继往开来的重担自然就落在蔡继琨的夫人、常务副院长刘秀灼身上。她依靠以庄善裕为董事长的董事会，竭力支撑了6年，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均有扩大和改善。但是，出于校园面积达不到500亩、办学总资产达不到3亿元资金以上等硬体方面的原因，经学院董事会反复研究，本着蔡继琨教授的爱国精神以及教育领导部门的指示，决定将学校的全部资产捐献国家，由教育厅安排，于2010年4月，与闽江学院音乐系合并，成立了闽江学院蔡继琨音乐学院。

   他感动了福建

   蔡继琨创办福建音乐学院亲任董事长兼院长的时候，已经82高龄，是全国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他在办学过程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是以耗尽自己的心血来应对的。他到了96岁还在办学，他还想把音乐学院办成音乐大学。他的办学精神和事迹，在国内曾被许多报刊和媒体报导过。

  1999年12月16日晚，他在福州大戏院举办了一场“蔡继琨教授百龄开一交响音乐会”，这是他告别交响乐指挥生涯的最后一次演出。为了祝贺他的这次演出，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还发来贺电。两个小时的演出，他连续指挥乐团演奏了祖佩的《轻骑兵》序曲和《诗人与农夫》序曲、伊凡诺夫的《萨达尔的巡礼》、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等六部世界名曲。他挥动着“魔棒”，犹如指挥千军万马。正如一位听众对他说的“你不是将军，但比战场的统帅更具魅力。”其实，在这场音乐会之前，他已经带着福建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泉州、厦门和华侨大学、集美学村连续举办了4场“百龄开一”的音乐会。一位年逾90的老人，尚能如此外出奔波，而且场场亲自指挥，这在中外的音乐史上也属罕见。

   他的性格很倔强，但也很善良。1997年11月的一个早晨，他带着学生到院外跑步，突然被一个驾摩托车的商贩撞倒，在医院治疗时，他不仅劝师生不要为难这位商贩，还劝告这位商贩以后行车要小心，并拒绝了这个商贩要为他支付的医疗费。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学校周围的许多老百姓知道后，都说福建音乐学院的蔡院长是菩萨心肠。

  2004年2月，由中央电视台、福建《海峡都市报》、福建省福利彩票中心共同主办的“福彩杯•感动福建”2003年度十大人物评选，蔡继琨是高票者之一，被选为感动福建的人物。此前，他还荣获过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组委会颁发的特别奖----“终身荣誉勋章”和美国国际杰出人物中心为他颁发的“卓越成就人物证书”。

   蔡继琨传奇的音乐人生，给我们留下的是永不消失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