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届“华人首富”中，台湾霖园集团创始人蔡万霖恐怕是最为沉默的一位。

   1989年到2002年，蔡万霖一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台湾首富”，1995年则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世界第六大富豪”暨“华人首富”，但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包括在2004年即将离世之际。

   对于外部世界，蔡万霖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对于自己的成就，他不说别人也都看得到。作为一个从八岁开始闯荡台北，从社会最底层一步一个脚印打入上流社会的商人，他更在乎的不是通过言辞来塑造自身形象，而是通过功业来改变家族命运以及社会面貌。

   佃农之子

   1924年11月10日，蔡万霖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竹南村，为他接生的不是产婆，而是他的父亲蔡福安。这倒不是因为他父亲是一名医生，而是家里实在穷得请不起产婆。

   蔡家所在的村子地少人多，土地贫瘠，除了种田外，没有别的营生。当地还时常遭遇台风，而台风一来颗粒无收。在这种环境下，蔡福安精打细算也难以周全一家人的 生活。更艰难的是，和当时很多家庭一样，他们还子女多，共育有五男三女，蔡万霖是第三个男孩，而每个孩子一出生就是一张“讨债”的嘴。

   由于从小营养不良，蔡万霖的个头很矮小，成年后都不足一米六。但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他的大哥蔡万生发育得更不好，还未成年便因心肌炎无钱医治去世了。

   生活将蔡氏夫妇逼到了墙角，但他们并未丧失斗志，就在蔡万霖出生、家境极为艰苦的1924年，夫妇俩决定勒紧裤腰带省钱，供二儿子蔡万春到当地的竹南公学读书。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唯一的希望了。

   蔡万春出生于1916年，比蔡万霖大8岁，非常聪明，读书成绩也很好。除了读书之外，他还常和弟弟蔡万霖一起陪父亲下地干活，另外去打一些短工，比如帮别人家盖房子。但即便如此，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到蔡万春16岁时，家里实在没钱供他念下去了。

   为了寻找出路，1932年3月的一天，蔡万春发起了一次家庭会议。会上，他表示要带着8岁的弟弟蔡万霖，去投靠家在台北郊区的大姨夫，希望能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

   蔡福安夫妇答应了老二的请求，随后去买了两张火车票，并把全家仅有的2.9元钱交给老二，最后嘱咐道：“以后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上阵兄弟兵

   到了台北之后，蔡万春和蔡万霖先是从最熟悉的营生做起，他们在万华的汀州路一带种菜，然后将菜贩运到闹市区叫卖。当时是日治时期，他们发现日本人买菜时一般不会挑挑拣拣，也不怎么打价，比较有利可图，而且没有多少人敢做，于是他们就专攻这个市场。

   这份营生让他们稳定了下来，蔡万霖也开始上学。不过，蔡万春的理想不是跑到大台北来就当个菜贩子，次年他结束了卖菜生意，转而进入日本著名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做推销员。

   蔡万春在资生堂干了七年，第三年就被晋升为台中分公司经理，是资生堂的第一个本省籍主管。

   1939年，蔡万霖的学业读到了一个阶段，15岁的他不想继续念下去了，也想出来赚钱养家。不久，他在大姨夫家附近的一个空心砖厂找到了一份按件计酬的工作。由于工作认真且勤奋，他每次都能拿到最高的薪水。

   看弟弟蔡万霖如此用功，哥哥蔡万春觉得，兄弟俩与其都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于是在1940年辞去了资生堂台中分公司经理之职，回到台北找项目。

   一天，蔡万春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可以用鱼类、水果和蔬菜合成酱油。他凭借童年的经验觉得此事可行，于是一边研制配方，一边筹措豆类原料和寻找买家。当 时搞到豆类原料和获得最大买家都需要当局认可，这时，蔡万春之前的积累便起到了关键作用，为生意的落地铺平了道路。而这个酱油生意让兄弟俩赚到了第一桶 金。

   一位台湾媒体人向华商韬略介绍说，在以上过程中，蔡万霖一直担当蔡万春助手兼谋士的角色，逐一落实哥哥交办的各项任务，而且对来往账目记忆得特别清楚。兄弟俩的分工大体可总结为：哥哥蔡万春主外，弟弟蔡万霖主内。

   酱油生意之后，他们又开发了米醋生意，也大获成功。之后，兄弟俩又凭借赚到的大笔资金进军食品、杂货、旅店、矿业、橡胶和日化等多个领域，从中赚了不少钱，到台湾光复前已积累了60万元资产，在台北商界颇有声名。

   1949年，蒋介石带领国民党退守台湾，台湾进入新的时代。这时，已在台北颇有影响力的蔡氏兄弟决定更上一层楼，而第一步就是打通政界人脉。

   1950年，台湾推动县市“议员选举”，蔡万春积极参与并竞选台北“议员”成功。此后，他便和弟弟蔡万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并分别当选过两届台北“市议员”。在这一背景的支持下，兄弟二人开始向更高门槛的生意——金融业进军。

   蔡氏兄弟进入金融业的第一炮是入主十信。

   十信全称“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是日本人于1911年成立的一家基层金融机构，在台湾光复后由国民党政府托管。一直以来，十信都显得很不起眼，在全台湾的73家信用合作社中排名第61位。到了1957年，连台湾当局都不愿意再经营十信了，转而寻找承包人。

   蔡氏兄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当时正大量购置土地，急需周转资金，而有了十信就有了融资渠道。不久他们便加入了竞标队伍，并凭借在政界的影响力，顺利拿到了十信的经营权。

   入主十信之后，蔡氏兄弟提出了“一元开户幸福存款”的口号，希望通过降低储蓄门槛，快速做大储蓄规模。而这个口号正好契合了台湾当局的政治愿望，它也希望通过促进民间储蓄来筹集经济发展资金。

   为了表示支持，蒋介石甚至亲自到十信存款，而随后大批高层纷纷效仿。于是，“幸福存款”运动迅速风靡全岛，连中小学生都办了“幸福存折”。这使十信仅用四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全台第一大信用合作社。

   受此鼓舞，蔡氏兄弟于1961年在金融行业再度出手。

   当时台湾当局首度向民间开放保险业，释放出八张保险牌照，具体事务则由1966年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的严家淦（gàn）主持，而严家淦则将其中一张牌照给了一个叫林顶立的前国民党特工。

   林顶立知道保险是个好生意，但他没有那么多钱——设立资本需要3000万元新台币。于是他找到台北商界名人张传祥，但很可惜张传祥也没有那么多钱。不过张传 祥有找钱的渠道，他曾做过台北市议会“议长”，与蔡氏兄弟是同僚，关系一直不错，他知道蔡氏兄弟有钱，而且为人可靠，于是就带着林顶立去寻求合作。

   三方见面后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成立国泰系保险公司的合作协议。1961年3月16日，国泰产物保险公司成立；8月15日，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在职权分配上，林顶立担任董事长，蔡万春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蔡万霖则担任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

   这两家保险公司还得到了严家淦的首肯，他派自己的门生、财政部门负责人周宏涛，参加了于9月10日举行的国泰大楼启用剪彩仪式，并且签约成为国泰人寿的第一位保户。

   “国泰”这个名字是林顶立取的，寓意“国泰民安”。此后，台湾真的富裕了，而蔡氏兄弟则在这一过程中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

   有了保险平台之后，蔡氏兄弟更加忙碌起来，兄弟俩的分工仍然不变：蔡万春担任董事长，负责战略和对外事宜；蔡万霖担任总经理，负责具体业务和内部管理。

   在蔡万霖的操盘下，国泰产险和国泰人寿发展得都非常快，而且明显高于同业。其 中，国泰产险在成立之后三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9%、32%和38%。国泰人寿的情况也差不多，其市场占有率则更可用“惊艳”来形容，到1963年（成立两 年后）就达到了31.6%，到1967年（成立六年后）更达到了42.8%。在保费规模上，到1971年（成立十年后），国泰人寿的普通寿险有效保单突破 了100亿元新台币，市占率则更攀升至50%。

   除了保险行业之外，蔡氏兄弟还进入到房地产、塑胶和海运等行业，于1964年成立了国泰建设公司、国泰塑胶公司和国际海运公司，并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大型企业集团。

   那么，蔡氏兄弟何以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呢？对于这个问题，总结了以下三点：

   首先，蔡万霖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去抓主要问题，抓一个生意的总纲。他常说，“我掌管这么大的家业，首要的是必须抓住这个‘纲’，不然的话就会出乱子，甚至会搞砸锅。”

   以国泰人寿为例，公司发展初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拉队伍、建班子，之后才可以谈其他。

   华商韬略掌握的资料显示，1963年10月到1966年4月，国泰人寿通过媒体共发布了305次招聘广告，每次录取约 300人，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培训了大约10万名保险代理人，而且招募对象的80%是全职太太、毕业新生、退伍军人、退休教师和公务员等可靠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