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成勋（1871—1946），字虎臣，天津人。1900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1911年任浙江第四十一混成协协统。1914年任第一师师长，南方征讨军第七军军长。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时，任察哈尔都督。1920年任陆军总长。1922年任江西督军。1924年底直系失败后，回天津寓居。
   1900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1911年，任浙江第四十一混成协协统。1914年，任第一师师长，南方征讨军第七军军长。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时被任命为察哈尔都督。1920年，任陆军总长。1922年，任江西督军。1924年12月，被免职后辗转返回天津寓居。在天津英租界五大道地区建造了寓所和祠堂。并从事房地产、实业投资和慈善事业。曾于1931年任天津市慈善事业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救济水灾委员会干事。

   蔡成勋原任第一师师长，民国6年(1917年)来绥任都统，仍兼第一师师长。全师官兵移驻绥远，军容浩浩荡荡，颇极一时之盛。蔡都统接任后，都署政务悉由崔顾问(忘其名)主持，还以第一师书记官刘书言兼任总务处处长，所有各机关稍为重要的职务，亦多派第一师军官兼任。军人执政，一时赌风盛行，当时我亦是总务处中一员，也难免不受些影响。自贻谷垦务失败以后，虽然设有垦务总局，但都统从不过问，垦务办理好坏无人稽考。中央任命都统兼任垦务督办，乃在都署西边成立垦务督办公署。当时我仅一人在绥，就住在督办公署后院。所有都署同仁，经常在后院打牌，我还要担任招待，真是苦不堪言。好在都统从不过问。为时未久，我即奉委出任包头清源局去了，这才告一段落。

   垦务督办之下，垦务总局设总办一人。第一任总办元恺号虞卿，为时未久，即调为朱荷宜。垦务进行如何，暂且不提，总局成了高级麻将所。都署顾问带头，每日公余之暇，即到垦务总局聚会，照例每日必有红烧翅子。据说每个翅子，须用十只鸭子汤烧成，特别好吃。吃完之后，手弹至半夜而散。每日如此，从未柯断。但是蔡成勋从未参加，也没听说他打过牌，也从不过问这些事，究竟在后堂干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地方人民贪图利益，喜种大烟，亦知历任政府禁种大烟，都是那么一回事。蔡成勋到任以后，亦是布告皇皇，严令禁种，如有犯者，定即如何惩办等等。并且三令五申，不惜纸笔，好像煞有介事。谁知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朝下令而夕又派人分赴各县面授机宜。各县知事心知种烟对他们首先有利，何乐而不为?更何况按规定每亩烟地除征收实物若干成外，并收罚款若干成，于是明禁暗纵，鸦片越种越多。结果人民所收的大烟，几乎全部归公。因此种烟的人民个个呼天喊地，后悔莫及，而大小官吏，人人私囊肥满，其手法之高妙，实非历任所能望尘。

   蔡在任的第二年(1918年)，其夫人病殁绥署，蔡不独借此敛财，而且借此敛名。除挽幛实物一概收揽外，或由总务处长刘书言面授，或派人分赴各县向知事授意送万民旗伞。仅各县绅商人士所送万民旗伞即有百余件。那时正值新旧两城之间马路修通，当蔡夫人出殡之日，五里之遥的马路上，送殡人群浩浩荡荡，所有旗伞执事，像出塞一般。前端已至旧城尽头，末端尚未走出新城署门，真极一时之盛，不说绝后，也可谓空前了。一时人们都说天津人爱阔气(蔡是天津人)，真是一点也不假。听说灵柩回到天津，又将旗伞执事出塞了一回，都说老蔡在绥远的德政不错，不然哪有这些万民旗伞呢?所谓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算是当时官场一曲现行记吧!

   绥远财政来源，大抵依靠清源局税收，此外全仗稽核所收土药罚款。张鼎彝长财政时(张为河北献县人，号子铭)，有迂腐学者的习气，不懂得如何整理财政，终日迷信同善社，还著有气功坐功可以去痛延年的小册子，鼓励同僚信服同善社。当时财厅所属各清源局的人员，几乎无一不入同善社者。我任包头清源局时，亦不得不随同进入同善社。坐功可以静心养气，很有好处，但近于迷信，很容易误入歧途。张子铭虽好坐功，但亦不忘贪财，经常示意各局长给他进贡。各局都进贡不少。我因被人屡次劝说，也给他进贡1000元，由我把支票面交给他。这是我生平最大的污点，今天为了写实，故不得不以实道实。清源局有一项陋规，就是纳税进出找零，必照市价多收一百制钱。此项陋规，我初到清源局时，曾经出示不得超收此款，讵料包头征收各局群起反对，都说各局经费不足，全仗找零收入以资挹注。后来只得从众，我也照收。送张厅长1000元贡款，即来于此。

   第一师第一旅驻扎在绥远新城，旅长杨某，外号杨磋磨，顾名思义，即可想见其为人，贪财好货，经常倒个买卖，听说终日拿个算盘，坐在电话跟前，打听行情。虽日言之过甚，恐怕也是实有其事。杨某与师长极为相知，是否与师长通气，则非局外人所知悉。

   第二旅驻扎在包头，旅长沈凝山，字广聚，安徽人，比较稍有学识，师长不易控制。自从他驻扎包头，每日必到包市交通银行找人打牌、叫条子、抽大烟。记得我二次到包头清源局时，旅长还联名欢迎我到交通银行，名为接风，照例饭后必须打牌。我说前次在包两年，从未上过牌桌，实在不会打，他们说教你就会。硬把我拉上牌桌，不料结局还赢了一点，以后每日都要来请，不打还不行，真是苦恼至极。旅长有将在外的气概，不知因何常与师长闹意见。那时师长有个小舅子名叫王小鹤，时任五原东南清源局局长，常住包头，好像是师长派来监视旅长似的，久而久之，难免有些传话不当之处，因而旅长与师长意见越闹越深，师长竟欲撤换旅长，旅长亦表示抗不交代。有一天我与五原县长王文泉正在旅长客厅谈话，王小鹤忽然来了，旅长二话没说就把王小鹤按在地上，拿出手枪对准王小鹤的头，就要扣扳机，我与王县长展求不要把事闹大了，还跪了一腿，这才暂时解了围。为时未久，蔡调任江西督军，沈也就下了台。

   自从第一师来到绥远，饷项均由中央按月发给，地方显得比前繁荣。新旧城之间原有一条马车道，还要绕道姑子板，弯弯曲曲，一遇天阴下雨，道路泥泞，甚是难行，官民一致要求修整，蔡成勋乃命第一师修新旧城直达马路。1918年春季，先由兵工动手，又要了一些民工，不多时就算把土路基础修成了。还在马路两旁栽了杨柳树，因为保管不好，成活率不大，历年屡次补栽，现在马路两旁最大的柳树还是那时栽的。当时土马路一遇雨天，还是难行，经过历年垫砂碾压，才稍好走一点。直到日本占领时，才修成洋灰路。中间靠近新城有两段路，每经冬天一冻，春天就要翻浆，总也修不好，直到解放后，始把道路两旁修成暗沟，加宽路面，乃有今日之平坦景象。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