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又叫故里，通常说籍贯，是指一个人祖居或出生的地方。因子孙繁衍迁徙，家谱中常见某祖迁某乡。某地始迁祖则彰明从何处迁来，以相互印证，析清源流，便于日后子孙往来，寻根问祖。岁月悠悠，世远年湮，苍海桑田，变幻无常。在近十年的寻宗访亲中，给人留下的只是一幕幕令人难忘的回忆和无限的伤感。宋时，蔡剑五世孙蔡嵩，因献地建县敕封孝义灵椿王，后徙官居新吴（今奉新）石溪。今石溪蔡氏早已彭蔡共谱，关门祭祖是一家，开门对外分彭蔡。元末，仲堪植下思济一支迁上高南岸化龙坊鱼巷口，今该地蔡氏宗祠在扩建街道时早已拆除，最后一个子孙于1962年困难时期，流落街头而消亡。元末，十六世祥卿一支，迁贵溪龙虎山，明永乐时，其孙长通，曾回乡编修三修宜丰《蔡氏族谱》，而今，昔日人文鼎盛的龙虎山村，早已村毁人亡，剩下二、三户人家，也搬到别处去了。明万历年间，文禣三兄弟迁居浏阳，今浏阳古港、溪江一带蔡氏子孙，已与当地福粤公后裔合修谱谍，但仍保留宜丰族谱的世系和派字。明初，仲舒藤桥一支迁湖广，今湖北罗城县三里畈、泗伯河、三解元等地蔡氏15000余人，70多岁的蔡世生说：“我们都知道祖先是从江西逃难来的，当时这里田地荒芜，无人耕种”。仲孙四世希甫一支迁礼陵官田，久访不获，后来才打听到是株洲淦田，湖南口音听作官田，且早巳划到株洲去了。今株洲淦田镇九思村、宏图村等地蔡氏宗亲，都说先祖是从江西讨饭来的，后子孙日繁，建了祠堂，修了家谱，可惜谱毁文革。近几年，江西南昌、丰城、高安、湖南汩罗新市街、萍乡麻田、上粟等地蔡剑子孙纷纷前来宜丰寻根祭祖。上犹县营前蔡运衍、蔡隆忠千里寻祖，经丰城至宜丰，终于了却了族人的心愿，匡正了家谱源流，正式纳入蔡剑六世孙蔡用之的世系之内。在寻宗访亲中，还发现另外一种情况：宋时，七世仲堪一支迁袁州，今宜春青山蔡氏称自己是七世仲京的后裔，无旧谱可考，只有顺其自然。宜春城北丝瓜塘蔡尔坚老人，拿出一部上祖传下来的《袁州蔡氏族谱》，谱载他们的祖先是从广东平远迁来的福粤公后裔，现在却纳入了丰城仲京公裔孙的家谱。萍乡东源坑蔡氏亦为福粤公后裔，修新谱时，把萍乡麻田熊岭蔡氏族谱的蔡剑世系录入谱首。这种混谱现象，不仅历史上有，现在仍然有，造成了支派紊乱，脉出多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引起祖籍之争的一个重要原因。说到祖籍之争，莫过于影响全国的陶渊明故里之争。虽然历代府、县志和宜丰陶氏族谱，都有陶渊明故里在宜丰的记载，宋《太平环宇记》亦载：“陶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但由于宜丰名小地偏，地方志和家谱资料，又少为外人知晓，而九江历史上就是著名大郡，陶渊明在彭泽做过县令，在九江还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历代一些名人学者就说陶渊明是九江人，从而引发了千百年来陶渊明故里之争。值得庆幸的是，这个被称为千古之迷的历史疑案，终将大白于天下了。多年来，宜丰陶学会的同仁，四方奔走，深入查访，发掘了大量的陶渊明是宜丰人的书证、诗证和物证。获悉江西、安徽、湖南三省十二县的陶氏族谱，千百年来的记述都说陶渊明是宜丰人，还有陶渊明故里的靖节祠、渊明墓，秀溪、南山、陶家园旧址，故里桥、靖节桥、读书堂、藏书墩、洗墨池等30多处遗迹遗址，无可争辨的事实证明了陶渊明故里在宜丰。国内外学者非常赞赏和支持宜丰陶学会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原因，就是宜丰当地的大量原始史迹史料，不得不令人信服。陶渊明故里的考证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时近性真，地近易合”。只有当地人记当时事，才能获得第一手史料，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地方志一般是地方的官修史志，它客观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被称之为信史，国史资料有的也来源于地方志。如果于地方史料不顾，只凭地隔千里，时越百年的一家之说，就可能以讹传讹，使研究工作误人歧途。遵循“时近性真，地近易合”的基本原则，对蔡剑、蔡发、蔡襄的祖籍问题，分别剖析如下：

蔡剑祖籍宜丰

   蔡剑祖籍宜丰，《瑞州府志》、《宜丰县志》和宜丰《蔡氏族谱》历来就有明确记载：蔡剑，字纯钩，仕唐为散骑常侍，武宗会昌中（841～846）迁洪州（今南昌），任江南西道节度副使。子蔡郊，行营判官。因子军功授镇南军节度使，后任江西观察留后。时钟传据洪州，求婚于剑。剑曰：“我家世为唐忠臣，岂肯以女事贼乎!”传大怒，发兵攻剑，剑兵寡不能敌，遂迁高安长湖，再徙盐步镇，即今新昌（宜丰）。宋绍定间（1228～1236），县宰首祀公于乡贤祠，有赞见像图，其忠义事绩详府县志并序记。《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蔡剑，唐高安人，字纯钩，为左散骑常侍，江南西道节度副使，钟传割据洪州，求婚于剑。剑曰：吾家世为唐忠臣，肯以女事贼乎！拒不许。”江西南昌、丰城、高安、宜丰、宜春、萍乡、安福、福建莆田、广东澄海、汕尾等地蔡氏族谱，均有同样记载。史载蔡剑高安人，即今宜丰。因宜丰当时属高安辖地。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立新昌县。民国三年，因与浙江新昌同名，改宜丰县。自古以来，对蔡剑祖籍宜丰，从未见过有何异议。2002～2003年，湖南蔡嘉猷先生，在《儒林门第》上先后登载《蔡剑家世的讨论》和《蔡景历家世的讨论》二文（以下简称《嘉文》）。对蔡剑祖籍提出异议，其依据是（明）廖用贤《尚友录·十八》中所说：“剑为唐高安人，字纯钩。平定黄巢有功，官拜散骑常侍、岭南西道节度副使。钟传反乱，割据洪州，来书求婚其女。剑怒曰：‘我家世代大唐忠臣，岂可送女事贼’？拒绝之，后剑籍居福建南安蔡剑乡。”

   廖用贤《尚友录》中这段话，明眼人一看就知谬误百出。其一：既然前面肯定“剑为唐高安人”，后面又说“后剑籍居福建南安蔡剑乡”，岂不前后自相矛盾。蔡剑会昌中（841～846）徙家洪州，即今南昌，并非高安，只是中和二年（882），遭钟传迫逐才迁徙高安，再徙盐步镇，仍属高安辖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怎么可能“后籍居福建南安蔡剑乡”。其二：蔡剑会昌中（841～846），任江南西道节度副使，岂能又跑到2000多里外的广州，去任岭南西道节度副使，不仅地名不同，且天各一方，在众多的史料中，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奇闻。其三：《尚友录》中说：“平定黄巢有功，官拜散骑常侍、岭南西道节度副使。”蔡剑是会昌中（841～846），由左散骑常侍，徙居洪州，任江南西道节度副使。黄巢动乱是乾符、中和年间（875～884），历史岂能倒转30多年，所以说“平定黄巢有功，官拜散骑常侍，岭南西道节度副使”之说，纯属无稽之谈。蔡剑是如何从洪州避居宜丰的呢？民国三年《宜丰县志》（盐乘）记：“蔡剑，字纯钩，其先世居淮康之上蔡，仕唐至散骑常侍，会昌中（841～846）徙家洪州。子郊，为行营判官。乾符（874～879）末，黄巢自闽寇江西，列郡望风瓦解，高骈拥兵，观望不进，郊力战却之。天子嘉其功，授剑镇南军节度使，高骈大忌之，以羸兵付郊，使乘胜击巢，粮矢不继，遂陷阵亡。剑语人曰：‘吾子以身报国，身死而名传，尚何憾！’僖宗闻之，遣使慰问，剑自顾年老，无复仕进意。后钟传窃据洪州，恃兵横行，郊有女曰四娘，姿容绝世。传遣人求婚，剑骂曰：‘我家世为唐忠臣，肯以女事贼乎！’传大怒，攻之，剑兵寡不能敌，尽弃田宅，避居筠州（今高安），再徙盐步镇，以羁留不得返乡，又新丧子，尝登冈泣望，不觉涕零，后人因名其冈曰望蔡，死葬隆道观左。”蔡剑八世孙蔡曾，字子飞，宋元丰年间（1078～1085），首修宜丰《蔡氏族谱》，并作《蔡氏源流序》。序中说：“后钟传割据洪州，时行营有女曰四娘，有妇容，传欲求婚。常侍君曰：‘我家世为唐忠臣，以女娶贼可乎？’传闻之大怒，尽没入其家赀田宅。上蓝西山有田曰万硕庄，传以五千人入上蓝，以五千人入翠岩，城有巷屋八十余楹，蕃商交易于此，谓之蕃人廊，亦没之。其上蓝本袁州万载寺名，传微时栖止此寺，及据洪，夺常侍君所居以创之。寺旁有二井，一曰蛟井，昔许旌阳逐蛟入焉，一曰蔡家井，今隶上蓝。自常侍君遭迫逐后，兄弟散居四方：曰宗晏，职方员外，即入于抚，曰某，入于建昌（府治在今南城县建昌镇），曰某入于浙，常侍君则徙高安之长湖镇，即今之筠州也（瑞州），后又徙盐步镇，即今新昌也。”常侍君临终遗言，令葬驿路平芜中，吾欲听钟传子孙绝，吾家子孙兴，未几，传果灭，坟墓悉遭发掘，得非昭昭之报与！常侍君墓在元康观（今隆道观），面拔泽湖。”以上所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蔡剑由南昌西山，迁高安长湖，再徙盐步镇。钟传据洪州后，蔡剑早归家于西山万硕庄。西山在南昌西郊60里，现仍有蔡家井遗址，翠石在南昌城内，今万寿宫翠花街一带，只是蕃商交易于此的店铺。钟传攻剑时，剑兵寡不能敌，只能从西山退60里至高安，再从高安西退140里至盐步镇。《嘉文》说：“退至高安或再退盐步镇是不能立足的，因钟传是高安人，从高安起家的”。这完全是不了解当时的地理历史环境的一种主观臆断。《上高县志》记：“钟传，今上高枧头人……聚万人在末山的九峰立寨，自称高安镇抚史，中和二年（882），赶走江西观察使高茂卿，占据洪州”。在唐后期军阀混战时，钟传必然集中兵力，固守洪州，保其权位，不可能到处有重兵把守。如果他带兵到远离南昌二、三百里的地方去追剿蔡剑，怎能不顾及别人步其后尘，把他从洪州赶走。宜丰距上高末山有百里之遥，路途险阻。也不能设想高安、上高都是钟传的天下，钟传刚抢占洪州，他在州县的地位并不巩固，曾与钟传作对的当地官绅豪强，岂能甘心任其摆布。蔡剑在江西任职30多年，其老部下不但不会听钟传的话，反而会奋起保护他。即使有少数人听钟传指挥，蔡剑也有足够力量进行抵御。更何况蔡剑只是骂了钟传一句“贼”，钟传已尽占其家赀田宅，还把他赶到260多里以外，泄其私愤已足矣！何必一定要他的命，为此而丢了洪州，反而得不尝失。由此可知，蔡剑避居宜丰反而是比较安全的。

   如果按《嘉文》说：“避居福建较为合适”。那蔡剑只有与钟传之兵死打硬拼，杀出一条血路，蔡剑数千老弱家丁，怎能敌钟传万人之众，岂不要全军覆没，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也不能设想年过八十，已是风烛残年的蔡剑，能够拔山涉水2000多里来到福建南安，即使钟传让他一条出路，他也会早就困死、病死于途中，蔡剑当时也决不可能会想到要去福建南安。故蔡剑避居宜丰是因势利导的自然最佳选择。福建南安蔡剑乡的由来，可能另有其因。取名蔡剑乡不等于蔡剑居住的地方。可能是蔡剑子孙的迁徙地，或蔡郊曾在这一带作战时的营地，或两者兼而有之，后来蔡剑的子孙为怀念先祖，故以蔡剑命名。蔡剑是宜丰的奠基人。新编《宜丰县志》（1989）蔡剑传中说：“蔡剑，字纯钩……后与节度使钟传构仇，尽弃田宅，携部属亲友避居盐步，指挥家人开发，整治土地，遂使盐步成一方大镇。五世孙蔡嵩、蔡岑于宋初献地，请于盐步镇设县治，是为新昌之始。”蔡剑四世孙蔡晋，号斋翁，勤于农作，根除水患，乐善好施，保境安民。五代时盗贼蜂起，而独不入其境，四方乡民纷纷前往依附，所居之处，遂成山城。南唐保大十年（952），设立盐步镇，仍归高安县管辖。蔡剑五世孙蔡嵩、蔡岑，喜好诗书，更专心于时务，为新昌建县，曾三请于朝。清康熙乙巳《新昌县志》·沿革载：“宋太祖开宝八年（975），江南平，镇人蔡嵩、蔡岑献议于州，以地广势险非镇可治，乞改设县，州请于朝，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原为太平兴国三年，因当年的报告得以奏准），复以宜丰故地置新昌县，此今名之始也。割高安之天德、太平，上高之宣风、义钧乡于盐步镇立县治”。蔡嵩、蔡岑献己居为县治，儿公家所需之费悉数供给，倾全部家财，保一方生灵，有功德于民，皇帝闻其事，敕封孝义灵椿王，立灵椿祠于县署后，春秋致祭，遗址今尚存。今县委、县政府大院（除一次兵焚县衙临时搬迁城隍庙外），县署在此1000多年都未曾更改，县委大楼东侧小山丘上有瑞芝亭，黄庭坚曾为之作《瑞芝亭》记，亭下为蔡氏祖冢，相传还埋了蔡郊一只靴。有诗曰：“下一墓，上一亭，一墓一亭成不朽”。大院门前右侧了郊翁祠，因扩建街道被拆。蔡剑宜丰开基，蔡氏三代建镇立县，功垂史册，光照千秋，没有蔡剑，何有新昌，峥峥青史，何可置疑。

   蔡剑是宜丰蔡氏始祖，自子飞公首修宜丰《蔡氏族谱》，至今已续修12次。蔡剑避居宜丰，至今已1100多年，蔡剑子孙繁衍已47代，仅宜丰和由宜丰迁至附近的南昌、丰城、高安、奉新、宜春等地蔡剑子孙达六、七万人，世为江南望族，名宦显士，代不泛人，仅宜丰县境域内有：江南夫子蔡用之，字宗野，登天禧进士，尝献万言书，真宗览之惊喜曰：“朕自登极以来，未见雄才伟器如用之者”。乃出示其文，示诸学士曰：“此江南夫子也”！隐士蔡諲，字伯恭，自号无为居士，高蹈不仕，筑义方书院百余楹，以教学者，四方来学者甚众。家贫者，给予资斧。邑有讼，不诉于官，而诀于諲，有王烈之风。隐士蔡曾，字子飞，淹贯经史，游学四方，所与交者皆当世名流，而孤僻不谐于俗，旋入大学，至和中丞相刘沆馆之以训诸生。一日，刘沆欲以郊祀恩例官之。曾不语，次日束装而归，筑南园隐处其中，自号东廓居士，黄庭坚为之作《东廓居士南园记》，苏轼、苏辙兄弟尝往拜访。

   淳祐进士蔡志学，字纯中，居官清廉，按法讯疑，民不称冤。改知高邮，以疾辞归，途径小孤山，遇风阻石，仍作诗投江曰：“平生事可对人说，囊无一文关节钱，寄语江神好看客，愿分风力送归船”。俄倾波涛遂平。

   正德进士蔡时，初知麻城有异政，擢浙江按察司佥事，提督两浙及苏松等处屯田水利事。整治太湖，夺回豪强所占，水利始通。改筑石坝，使海宁、海盐二邑海患遂平，政绩卓著，终因得罪当地豪强，反被诬罢官，众皆为之鸣不平。

   一代名士蔡汝揆，字君审，师事饶鲁，得道学之传，所著《希贤录》、《贯道集》，精博绝伦，状元姚勉为之选，门人熊襄编，丞相章杭为之作序，学者称愚泉先生。

   宰相之师蔡文范，字伯华，隆庆进士，典试福建，寻升湖广督学佥宪，治学严谨，声誉大振，名人尽出其门下，称“闽楚文衡”。太傅大保李若愚赐匾曰：“廉顽励若，道义文章”，悬于蔡氏宗祠堂上。

   名宦蔡学川，字百泉，父子四人，三进士一举人，学川由翰林院编修，改山东监察御史，升长芦两淮盐运使，改革旧制，兴利除弊，终因得罪官商豪强，反被诬罢官。

辛亥革命风云人物蔡氏三兄妹，跟随孙中山从反清到讨袁的蔡突灵、蔡锐霆、蔡惠，为推翻帝制，打倒军阀，建立共和，立下了赫赫战功。蔡突灵为江西同盟会主盟人，江西省教育司长，第一届国会议员。蔡锐霆为江西水巡总监、江西讨袁军副总司令，后被袁世凯秘密杀害，孙中山追赠陆军中将，并手书“一门义烈”。蔡惠是反封建、争民权、倡导妇女解放的民主革命先躯。

   自宋至清，宜丰境域内，蔡氏族人举进士者16人，中举者66人，选贡士者88人，入《中国人名大辞典》者9人，堪称县内鼎盛之族。宜丰蔡氏在历史的长河中，在蔡剑开拓的土地上，历经千年耕耘，勤奋进取，在宜丰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祖宗业绩，昭彰史册，祖德宗风，世代相传，剑公恩泽，永放光茫。有诗赞日：

   五盐卜筑开基业，蔡氏兴宗万代扬；护国佑民驱腐恶，除奸扫宄立忠良。

   义胆忠肝天地照，浩宇瀚星日月长；古镇英姿红烂漫，剑公恩泽化辉煌。

   注：五盐为宜丰别称。

蔡发祖籍建阳

   宜丰《蔡氏族谱》载：“蔡发迁建阳”，按谱首《元定公谱系图》，蔡发是蔡剑的十世孙。说蔡发祖籍宜丰，建阳宗亲可能会感到惊讶，我们也深感不安。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终于可以解开这个谜团了。

   蔡剑八世孙蔡子飞，于宋元丰年间（1078～1085），首修宜丰《蔡氏族谱》，并作《蔡氏源流序》。八百年后，即到清同治二年（1863）十修宜丰《蔡氏族谱》时，突然编入了与子飞公《蔡氏源流序》相悖的《元定公谱系图》，和应蔡元定之请朱熹所作的《蔡氏宗谱序》。

   其始因源于蔡剑二十九世孙蔡毓元，他于清嘉庆元年（1796），任安徽铜陵县尉时，发现《元定公谱序图》，并为之作《述得元定公谱系图序》和《参订源流互考》。他在《述得元定公谱系图序》中说：“唐节度使剑翁徙家盐步镇，遂为新昌蔡氏始祖，所序剑翁之上曰某公某公，剑公下传七世，则支分曰六仲……兹读吾家西山先生蔡氏宗谱，以周末蔡泽为一世祖，泽公以前久远勿述，……支分派晰，亲疏划然，近迁远徙，井邑朗然……始祖剑公之所出，曰笼公，翁是伯氏曰訒公，翁之十一世孙即先生，先生朱文公高弟也，故乐为谱序……先生上承发公牧堂之训，下居渊公、沈公之传，远迁建宁，理学世家，昭彰史籍也久矣……兹于五百里外兼摄铜陵尉事，获所尝心者此谱耳……惜不能与族之长者，正本清源，增遗补漏，重新其谱，光大其族。且桑榆暮景，惆怅转深，用是嘱侄尚彬遵照抄录，如获至宝，嘱子尚杞，郑重珍藏。”

   《元定公谱系图》从蔡泽至蔡剑共传四十二代，蔡剑以下是：郊—斋—详—嵩、岑—目见之—仲堪—諲—天申—发—元定、元兴、元策—元定之子渊、沈。元定以下至渊、沈为止，亦未加注建阳，然后从四十八世元策起，分晋陵北城派—常州东门派—苏州派—繁昌派—池州铜陵派。筠州派茏公支下（宜丰）到四十九世，即剑公第八世孙为止，第八世也只记蔡諲、蔡曾二人，其余五仲子孙皆无记载。

   由于子飞公《蔡氏源流序》，只第详近代，自剑公以上皆据史册之有传者，泛书之，简而略，而西山之谱系图自蔡泽至蔡剑凡四十二代，支派有序，代代相连，如不深入考察，确能被其外表所迷惑，当做至宝。但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修宜丰《蔡氏族谱》时，该谱系图并未予采纳。直至六十七年后，于清同治二年（1863），蔡剑三十四世孙蔡焕然，续编十修宜丰《蔡氏族谱》时，作《增修元定公谱系图序》，在其序中说：“已顾始祖之所自出，搜罗史册，未获致详，前嘉庆年间，有同宗毓元公出尉铜陵，遥遥数百里外获元定公宗谱图一篇，夫元定公理学名儒，实朱文公高弟也，上承发公之训，下启渊公、沆公、沈公之传，以及格公、模公、权公，皆洁行积学，诠经卫道，世称蔡氏九贤。今披图而读之，则由常侍公上朔周秦，以泽公为一世祖，递传至常侍公，相距四十有二世，原原本本，考据精详，疆域、派别、世系分也，命名、受爵、官职详也……苟能由此而复探本穷源，则又为元定公之功臣，而常侍公所阴为默佑者矣，爰因谱谍十修，用述增订之由，谨缀数言于简端，使后人知所考证云”。由此，正式将《元定公谱系图》和朱熹《蔡氏宗谱序》编人宜丰《蔡氏族谱》，一直延续至今。

   1997年，编纂十二修宜丰《蔡氏族谱》时，发现朱熹作《蔡氏宗谱序》的时间是“时绍兴六年丙辰（1136）月日，新安晦庵朱熹序”。当时朱熹才6岁，怎能为蔡谱作序，只得以传抄之误为由，改为绍熙六年（1191），即朱熹离世前9年所作。还发现该谱系图中多数人名无法查考，能查考到的又是矛盾百出。《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蔡廓为蔡谟曾孙，蔡豹子蔡裔。该谱系图称蔡廓为蔡谟八世孙，蔡裔子豹，把父子关系都搞颠倒了；还把剑公九世孙蔡京记为侄孙，九世孙蔡襄、蔡卞又由考城派列为洛阳派的远房侄孙。甚至把蔡剑之孙蔡详和曾孙蔡晋父子两代也搞颠倒了。在考查中，愈来愈感到该谱系图支派紊乱，世系颠倒，与子飞公所作源流世系完全不相吻合，子飞公在剑公以上虽简而略，但客观务实，甚至连引进该谱系图的蔡毓元，也在《参订源流互考》中说：“子飞距剑公仅八世耳，未敢遽以为误，然则宗子飞乎！宗西山乎！未敢臆断也，故两存之，以备参考焉！”虽然发现《元定公谱系图》中的诸多问题，但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要慎重考虑，没有十分把握，是不能轻易更改。不仅如此，1997年，奉新杨坪从广东平远迁来的福粤公后裔，携家谱前来宜丰会谱，因其谱与《元定公谱系图》中蔡发—蔡元定—蔡沈三代完全相同，便以此将他们接人沈公支下，而编入宜丰《蔡氏族谱》。1997年7月，我们带着诸多疑问，到《元定公谱系图》发源地——安徽铜陵、江苏常州（古兰陵）、宜兴等地调查，走访了铜陵市区与大通，常州大、小蔡家村、卜弋桥、清潭、红梅和宜兴东门园等八个村镇，每处都有几十户到上百户的蔡氏族人，且都说家谱在文革时被烧毁，只有卜弋桥的一位宗亲说：文革前我看过家谱，元定、元策这两个名字记得很清楚，同你们这个谱上记的是一样。后到上海图书馆，查阅数十部蔡氏族谱，也未发现其踪迹。反复查看《瑞州府志》、《宜丰县志》等地方史册，竟然久负盛名的蔡氏四代九儒，在府县志上没有片纸只字的记载，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是宜丰人。读宜丰《蔡氏族谱》中堪房家传，该房谱载蔡剑七世孙仲堪长子蔡湮以下，只有观、披、授、持四子，并没有蔡发之父天申这个儿子，与《元定公谱系图》完全不相吻合，显然该谱系图是外来强加之物，蔡发为蔡剑十世孙，蔡发迁建宁之说，也就纯属子虚乌有了。2002年8月，福建建阳蔡氏宗亲联谊会，寄来《潭阳蔡氏通讯》和《高歌潭阳蔡氏诗选》二册，其中蔡建海所作《建阳蔡氏源远流长》和《简介建阳蔡氏家谱》两文，明确记载蔡发是蔡谅之子，是建阳蔡氏始祖蔡炉的九世孙。蔡发、蔡元定四代九儒，不仅有建阳《蔡氏族谱》的记载，还有建阳地区府县志的相应记述和众多的书证和物证，如蔡发、蔡元定墓、九峰堂、西山草堂、庐峰书院，以及“西山”、“庐峰”石刻等遗迹。

   综观宜丰、建阳两地蔡氏家谱和相关文物史料的互相考证，事实充分证明，蔡发祖籍是建阳而非宜丰，蔡发并非蔡剑的十世孙，而是蔡炉的九世孙。为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拟将《元定公谱系图》和朱熹《蔡氏宗谱序》，从宜丰《蔡氏族谱》中删除出去。如再持此一端之说，不仅建阳蔡氏宗亲不会同意，更重要的是与史实不符，违背了家谱应遵循的求实务真的原则。至于《元定公谱系图》为何尊蔡剑为始祖，在建阳谱中也未见有元定之弟元兴、元策和朱熹《蔡氏宗谱序》的记载，以及在江西龙虎山元定公之孙文七、文八的子孙，和广东罗定、湖南平江、浏阳、江西奉新、宜春、萍乡、铜鼓等地福粤公后裔，其家谱上均没有蔡炉至蔡谅八代的世系，这些当是另题研究的后话。

蔡襄祖籍莆田

   蔡襄祖籍莆田，在国史、地方志和家谱中都有明确记载。蔡襄玄孙，宋乾道进士，宝谟阁学士蔡戡，于宋淳熙四年（1177）所作《莆阳蔡氏族谱世系序》（以下简称《戡序》）中说：“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同王潮入闽时，徙泉之莆田，故世为莆田人。”与蔡襄同朝为官多年的挚友欧阳修，在蔡襄去世后所作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中记：“公讳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宋史》载：“蔡襄，兴化仙游人。”《福建通志》记：“赤湖下有焦坑，蔡忠惠（襄）家焉。”弘治《兴化府志》称其家在“枫亭赤湖”。枫亭《连江里志》记：“蔡襄家于卧牛山麓”，山上还建有忠惠祠。蔡襄任泉州知府时，有归家省亲的“过青泽桥”诗云：“桥斗修簋下碧溪，吾家只在此桥西”。说明他家住在离青泽桥不远的西边九社荣陵坑。宋时的青泽桥至今尚存，可证当年临近该桥的蔡襄府第，即蔡氏旧居。蔡襄出仕后，迁新居于莆田市城南蔡宅村，故蔡襄自称莆阳居士。《戡序》说：“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莆田始祖蔡用元和后迁青阳的始祖蔡用明，其祖父蔡郊，为主管行营判官，开府钱塘，时高骈为都道行营都统，设大本营于钱塘。其父蔡彦礼，唐禧宗时任屯田员外郎，时称“屯田公”，仍居于钱塘。用元、用明兄弟随父母居于钱塘，生长于钱塘。稍长大后可能会随家人来洪州，看望曾祖剑公。郊公879年阵亡时，全家应到洪州奔丧，还可能在曾祖身边住上一段时间。但终究是来洪州探亲或奔丧，家仍居于钱塘。故“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所谓蔡用元的原籍是光州固始上蔡乡，甚至把光州固始当作“史称下蔡”，以及随王潮从光州固始人闽之说，都是毫无史实依据的杜撰。用元、用明兄弟何时入闽，《戡序》说：“同王潮入闽时，徙泉之莆田。”可以肯定王潮入闽时，用元、用明兄弟徙泉之莆田，但实际入闽时间可能比这还要早，他们可能先到南安后徙莆田。南安蔡剑乡可能是蔡郊在闽南作战时的一个营地，后来又成了蔡氏族人居住的地方。在879年蔡郊阵亡前后，他们就可能来此探亲或奔丧。在883年后蔡剑遭迫逐避居宜丰，子孙奔散四方，用元、用明可能在叔父蔡镐的带领下来闽投亲，奔赴南安。这时用元、用明都已是十几、二十岁的人了，所以这时入闽的可能性较大。由于蔡剑遭迫逐的时间，与王潮经江西入闽的时间前后相接近，他们也可能在滞留途中，跟随王潮的队伍一同入闽。“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蔡襄是蔡剑的九世孙，已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据建阳《蔡氏族谱》记：“蔡襄之父蔡琇，是蔡克顺之子，蔡炉的六世孙”，并说“蔡琇任莆田县尹，而徙居莆田”，把“莆阳之族，出于浙之钱塘”，变成了出于闽之建阳。从而引起了莆田与建阳有关蔡襄祖籍之争。其原因何在？读了蔡建海《论蔡琇祖籍》（以下简称《海文》）一文，颇有些启发。《海文》说：“据建阳庐峰蔡氏族谱民国五年重修本首卷和十六卷36页《沙县高桥乡用元派下应乾一支世传》，就有蔡琇、蔡绣之别”，“蔡炉是郊公的族侄，用元是郊公的孙子，彦礼之子”，其以下世系是“用元—谨—显皇—恭—绣—襄”，“这一支派世传，是民国五年秋，用元之裔孙应乾之后，附修的高桥乡蔡氏族谱”。“用元的三十四世孙蔡朝盖，于乾隆五十一年编写的高桥蔡氏支谱序中道：因遭族相蔡京之祸……应乾公迁十三都为高桥蔡氏始祖”。“用元的三十九世孙蔡宗朴在谱跋中云：‘民国五年幸吾族建阳族叔文通、占祥，诸先生出而倡道纂修，合族宗谱，邀同顺昌元坑合谱，由族叔振坚、清源、子平三位先生函示，将用元一派支系纂成二册，附往建阳以便通谱。’”“蔡琇的祖系是炉—銮—梅—炀—克顺生六子……四房蔡琇，乳名义，字伯直，行已十，莆田县尹赠尚书刑部侍郎，原配詹氏二十岁率，无嗣，继妣卢氏生四子，丕、襄、高、奭。”从以上记述看，建阳《蔡氏族谱》出现了两个蔡琇（绣），一个是蔡炉世系下的蔡琇，一个是附谱高桥乡蔡郊世系下的蔡绣。于是《海文》说：“两个蔡琇的出现，就有两个蔡襄，如蔡襄是蔡琇的儿子，无疑蔡襄就是蔡克顺的孙子，蔡炉公的第七世孙。”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有父子两代同名的两个蔡琇和两个蔡襄，也决不可能有两个宋端明殿学士蔡襄。建阳谱中出现两个蔡琇，两个蔡襄，其中必有跷蹊。事情原委还得由《海文》中所记说起，从蔡用元裔孙蔡应乾因遭族相蔡京之祸，避居沙县高桥乡，后高桥蔡氏族人应建阳族叔之请，携用元一派支系二册，附往建阳通谱。从此，高桥蔡用元一派支系便列人建阳蔡氏族谱的附谱。自古至今，不同世系的蔡氏在一起会谱是时有所闻，在当时情况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后来建阳族谱的篡修者，对此却另有图谋，于是利用高桥乡蔡用元支系把蔡琇写成了蔡绣这样一个省失，而认为有机可乘，采取“偷梁换柱、腰斩嫁接”之术。将蔡琇以上，从用元—谨一显皇一恭这段世系全部拦腰斩断，并将蔡琇嫁接到蔡克顺名下为子，其以上世系变成了炉—銮—梅—炀—克顺。为了把莆田端明殿学士蔡襄纳入到建阳族谱中来，便安排蔡琇去莆田任县尹而徙居莆田。但假的真不了，招致破绽百出。建阳篡谱者可能是元代人，在仓促中，竟把元代的县尹加到了宋代的县官头上，刚好露出了制假者的马脚，更可以证明其造假的是，《莆田县志》并没有“蔡琇任莆田县尹”的记载，地方志不记在当地任职的县官，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由于蔡琇被安排任莆田县尹，蔡襄也由农家子弟，变成了出身官宦之家。把蔡琇由三个儿子：襄、高、奭，增加到四个，竟把蔡琇的哥哥蔡丕当成了他的长子，还给蔡琇加上了一个原配夫人詹氏。凡此种种，说明蔡琇、蔡襄根本就不是建阳人，篡谱者对莆田蔡琇、蔡襄父子并不甚了解，以致谬误百出，不攻自破。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蔡襄祖籍是建阳，他两次知福州，多次到建阳，却从未有蔡襄归家祭祖的记载，他这样一个忠臣孝子，岂能数典忘祖。名儒朱熹对蔡襄赞赏有加，也从未听说蔡襄是他的同乡。西山先生和长子蔡渊于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倡修的建阳蔡氏族谱，为何会丢掉一代名臣蔡襄。《建阳县志》亦未见有邑人蔡琇、蔡襄的记载。这都充分说明，蔡琇、蔡襄根本与建阳挂不上钩。如果坚持不实之说，不仅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史料为证，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在这里莆田蔡氏是主体，应当相信他们在众多的历史事实面前，特别在当今信息畅通的条件下，他们有能力识别自己的祖宗，不可能把祖宗认错，应当尊重和支持他们的正确选择，有益的意见他们一定会认真参考，无谓的争论只能于事无补。莆田蔡氏称济阳蔡氏，源于济阳的考城，今民权县北部、兰考县东部一带，始迁祖是镇南军节度使蔡剑。建阳蔡氏称庐峰蔡氏，出自河南光州固始，始迁祖蔡炉，由建阳县长官升至凤翔节度使。两者堂号，源流，始迁祖均不同，说明他们是从北方先后迁徙南方的两支蔡氏。目前，已发现蔡剑世系的《蔡氏族谱》，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就有20多部。宜丰蔡氏和莆田蔡氏同属蔡剑子孙，但由于历史原因，过去音讯隔绝，彼此不知，从无往来，就是江西境内的上犹、萍乡等地蔡剑子孙也是在近几年才有交往。今天，各地蔡剑子孙就是凭家谱上的蔡剑源流世系，才重新汇聚起来。蔡剑源流世系经过干百年的历史检验，充分证明了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没有人为的制作和干扰，即使在某些具体问题记述上，自然会出现的种种差异，但总的源流世系是一致的。如果，把蔡剑源流世系进行“腰斩嫁接”，不仅莆田族人不会同意，其他各地蔡剑子孙也不会同意的，因为它完全歪曲了历史真实。

   只要综观历史，总览全局，摒除岐见，加强团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把历史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之正本清源，各归其宗，这对厘清蔡氏源流，于祖于孙都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既对得起祖宗，后世子孙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