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云生

姓氏有文化的底蕴，也有法权的传统，但无非就是一个符号，有真爱、有担当才能让这种符号充满温情的人性底色，也才是孩子和家庭未来希望的基座。

孩子生下来，随父姓还是随母姓？随着二孩政策推行，这一老大难问题又开始凸显，困扰着不少小夫妻，还捎带上双方的老父母甚至祖父母、外祖父母。

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老大难，就是因为涉及到礼俗与法律的矛盾。按照传统汉族礼俗，孩子无论男女，都应当随父姓；如果系入赘，则应随母姓。但按照法律，中国大陆自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为实现男女平等，赋予了夫妻共同决定孩子姓名的权利。现行《婚姻法》第二十二条就明确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礼俗和法律矛盾必然转化为现实中权利的冲突和博弈。为化解这些矛盾，民间博弈方式可谓逞奇斗艳。有的建议，利用现代高科技，生对双胞胎，或者生两个，一随父姓，一随母姓，如此一来，亲情圆满，家庭和美。有的主张夫妻事先约定好，一切由“老天”安排，生下男孩随父姓，生下女孩随母姓。还有的让孩子自己抓阄决定，有的干脆找同姓异性结婚，有了孩子跟谁姓都无所谓，皆大欢喜。

认真说来，法律是为了确保男女平等原则的实现才介入家庭事务，规定了夫妻的同等决定权。但如此赋权，导致家庭自决权纠纷不断溢出家庭，挤入司法环节，甚至最高法院也不得不出面出具“批复”，但批来批去，还是将皮球踢回家庭，这无疑会耗散有限的司法资源，还增大了社会治理成本。

孩子为什么要随父姓？这问题在今天虽然敏感而深沉，但在历史上，姓氏父系继承不仅属于非正式的礼俗，还是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不仅流行于中国数千年，还在西方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就其本质而论，子随父姓绝非“男权中心主义”所能涵括。在所谓男权优先的表象后，还有更多的法权博弈。

首先，血缘传承优势。基于不同的自然禀赋，男性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远远大于女性，于传统社会，此种禀赋可以在生存竞争中赢得优势，维系家庭和族群的稳定和繁盛。正是这一“功利”目的，才引发了各大文明在法权上共同趋向于子女随父姓。传统的兼祧，一个男性兼负两个家庭，其要旨就是为了香火祭祀，传宗接代。即便是入赘，民间也有入赘男三代后产下男婴可以归宗的约定和习惯。

其次，婚生子女推定。根据动物行为类型区分和遗传学理论，一般动物种群都属于“交配-离开”型物种，只有人类和鸟类才会建立相对稳定的家庭，夫妻共同营造、付出。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才有了鸳鸯鸟的隐喻，大雁也成为忠贞不二的象征。

由此而生的问题就是：母亲的身份永远都是恒定的，但父亲的身份却难以确证。基于自我基因传承需要，艰难的生存付出，特别是为配偶和子孙还可能牺牲生命，雄性在稳定配偶关系后还必须对子女后代的身份进行确证，而姓氏就是身份认同的最佳方式之一。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罕有雄性愿意以自己的艰难付出和生命代价抚养不属于自己的后代。这就直接催生了法律制度中的一项著名权利——婚生子女推定否认权。当法律意义上的父亲一旦确证子女并非自己的后代，有权否认父亲身份并不承担抚养义务。

第三，明世系、鉴婚姻。根据近代以来的遗传学理论，男性从父系祖先基因中可以继承一种永恒不变的遗传物质——Y染色体。子随父姓不单纯再是亲子关系的证明，还可以用来辨别世系，确立名分、辈分，催生家庭人伦中的行为规则和法律制度层面的身份法，更可以借此鉴别婚姻，防范乱伦、乱宗，确保家族血统传承的优势竞争力。

特别需要声明的是，虽然子随父姓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也具有合理依据和礼法渊源，但时光轴轮毕竟转向二十一世纪，男女平等也成为当今的价值共识。孩子姓氏不宜为传统礼俗所囿，而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协商为重；当孩子成年了，这权利就成了孩子的自决权。

姓氏有文化的底蕴，也有法权的传统，但无非就是一个符号，有真爱、有担当才能让这种符号充满温情的人性底色，也才是孩子和家庭未来希望的基座。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