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分布于楚国邻境的南方地区诸国，都与楚有过程度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上的交流，受到兴盛的楚文化的影响，后来又多为楚所灭。可确认属这些小国的墓葬，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一般显现出较为浓厚的楚文化风格，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自身特色。这些小国的墓葬遗存，大体上可纳入楚系墓葬的范畴。以寿县蔡侯墓为代表的蔡国墓葬，和以曾侯乙墓、擂鼓墩2号墓为代表的曾国墓葬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例。

   一、蔡侯墓

目前可确认属蔡国国君的墓葬有2座，均发现于蔡国的晚期都城州来（即今安徽省寿县）一带，即寿县蔡侯墓和淮南蔡侯墓。

寿县蔡侯墓位于安徽省寿县县城西门内，1955年发现并清理。该墓为土坑竖穴墓，平面近正方形，无墓道和台阶，南北长8.45米，东西宽7.1米，深3.35米。墓坑正中稍偏南处，有长2.4米，宽0.8米的漆棺痕一处，满铺朱砂。朱砂下有排列整齐的佩玉及玉饰，并有各种形状的金叶放置其间。偏东的一边有铜剑一把。墓主人骨架已无存，但由上述随葬品的排列次序与位置，可推知是头北足南。墓坑的东南角有一残朽的人骨架，无葬具，应为殉人。

墓坑南部发现绘彩的漆皮痕迹，西侧的一处为长方形，长4.2米，宽2米，其上附有排列有序的各种形制的金叶，随葬品多置于其上，有车马器、兵器、玉饰、残漆器和贝等，围绕在墓主人周围。漆皮和残漆器痕迹下也发现若干车马器及其他小件器物，与漆皮和漆器痕迹上的器物互相重叠。北部放置乐器和礼器，大部分在发掘前已被掘出，经正式发掘的部分较为整齐地放置着各种礼器和编钟、编鎛。

墓内共出土随葬品584件。以青铜器为大宗，计486件。其中礼器及生活用器90余件，含镬鼎1件，升鼎7件，带盖鼎10件，簋8件，鬲8件，其他如簠、敦、豆、笾、方壶、缶（尊缶和盥缶）、鉴、盘等均为偶数，成组出现。器物形制特征与装饰作风也与楚器相似，如以细密的蟠虺纹装饰器物全身，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装饰手法近同。其中镶嵌红铜的夔龙纹方鉴、夔龙纹敦及夔龙纹盥缶，以及镶嵌绿松石的剑和车马器等，极尽精工，为不可多得的青铜珍品。青铜礼器多自记其名，由此可以确定器物的准确名称。出土乐器32件，含甬钟、编钟、编鎛各一套，其中甬钟12件，编钟9件，编鎛8件。兵器60件，有戈、矛、剑、斧、镞等。軎、辖、銮、衔、镳、铃、节约等车器与马饰共200余件。此外还有玉器、金饰、骨角器、残漆器和贝若干。

墓中所出青铜礼、乐、兵器上，近70件有铭文，最长者达90余字，铭文中多有“蔡侯”字样，可以确定此墓系蔡侯之墓。铜器中也有少数属吴国制器，如两件吴王光鉴是吴王嫁女于蔡的媵器。这些铭文不仅记述了当时蔡国的历史情况，也提供了春秋晚期蔡、楚、吴三国关系的重要材料。史载春秋晚期的蔡昭侯二十六年（公元前493年），蔡国避楚就吴，迁都州来，亦称下蔡，即今寿县一带。蔡国于公元前447年灭于楚，所以这批蔡器的年代应在公元前493~前447年之间。墓中出有吴王光（即吴王阖闾）嫁女之器，而吴王光在位19年，其元年即蔡昭侯5年，卒年当蔡昭侯23年（公元前496年），也可证这批蔡器不会早于蔡昭侯。从迁都州来至灭国，蔡国经昭侯、成侯、声侯、元侯、侯齐五世，历46年。关于墓主人属哪一代蔡侯，尚存争议，而以昭侯申（公元前518~前491年）说较为可信。此时作为小国的蔡国，介于相互争霸的吴、楚两大国之间，蔡侯既要“左右楚王”，又要与吴联姻以“敬配吴王”，其境况与昭侯前段的历史相符。

蔡侯墓中所出大量青铜器是春秋晚期的标准器，可以作为东周时期铜器断代的标尺。同时，鉴于这批铜器与楚墓所出青铜器较多的一致性，它对深化楚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淮南蔡侯墓地处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的蔡家岗，东北距寿县县城约7.5公里。该地有南北并列的两座封土墓，相距约200米，早年均被盗。1958年~1959年进行了清理。

其中，1号墓的封土颇大，残高约4米，直径约24米；2号墓封土残存1~2.4米。两墓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有斜坡墓道，有二层台。方向北略偏东。1号墓墓口长5.05米，宽4.25米，深3.7米。2号墓墓口长5米，宽4.13米，深3.1米。未见葬具和墓主人遗骸。两墓残存的随葬品主要是青铜兵器、工具和车马器，种类有剑、戈、矛、匕首、镞、镢、削、軎、辖、衔及各种饰件等，总计112件。此外还见有玉璧、骨管和残金叶等。

在2号墓的东壁二层台下发现了两处重叠堆放的青铜器，共74件。其中一处集中放置铜剑10柄，在4柄剑上发现有错金鸟篆体铭文。由铭文知，其中3柄为“蔡侯产”用剑，1柄为“工□太子姑发”用剑，属吴器。墓中另出有4件有铭铜戈，也包括吴王夫差戈。赵家孤堆墓地位于州来（寿县）附近，墓中又出土有蔡侯产用器，因而发掘者推断该墓为蔡侯产之墓。蔡声侯产是蔡国迁都州来后的第三代国君，即位于公元前471年，即吴国灭亡后的第二年，卒于公元前457年。因此，2号墓的时代当在此年或稍后。墓中蔡器与吴器共出，印证了文献所载蔡、吴两国的密切关系。

   二、曾侯墓

曾侯乙墓（擂鼓墩1号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城关镇西北郊擂鼓墩附近。墓葬坐落于丘陵尽头的一座小山岗上，山岗高出河旁平地约20余米。该墓发现于1977年，1978年5月至6月正式发掘。

此墓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无墓道。墓口东西最长处21米，南北最宽处16.5米，面积220平方米。墓坑系凿穿红色砾砂岩建造而成。因墓坑之上遭破坏，有无封土已无法确定。残存墓口距墓底深度为11米，墓坑原深度当在13米左右。墓壁较为规整，基本垂直。在墓坑的中部偏北，发现一个盗洞，但墓室仅轻微被扰。

墓坑内填五花土、黄褐土和青灰土并施夯，中部平铺一层稍经加工的大石板，靠近木椁填有木炭和青膏泥。青膏泥厚0.1—0.3米，其下为木炭。木炭填塞于椁顶之上与椁的四周，一般厚在0.5米左右，估计墓内使用木炭的总量在6万公斤以上。

木质椁室置于墓坑底部，由底板、墙板、盖板共171根长条方木垒成，高达3米以上。椁室正南北向，平面呈不规则的多边形，分为东、北、中、西4室【图1：曾侯乙墓平剖面图】，这不同于在一个长方形的椁室内隔成若干个箱（室）的结构。北室与中室在一条中轴线上，西室与中室并列而略短，东室单独向东伸出。在每个室之间，其底部都有方形门洞相通。整个椁室南北最长15.72米，东西最宽19.7米。木椁用材全部为梓木，共用成材木料约380立方米。椁盖板上铺有竹席，竹席上铺一层绢，绢上再铺一层竹网，最后覆土填封。

墓的主棺置于东室，正南北向，分内外两重。两重棺均内外髹漆，外棺为长方盒形，外表施彩，镶有青铜框架，底部有10个蹄形铜足；内棺的盖板和壁板外弧，外表绘以繁复的花纹。墓主人仰身直肢，尸体以多层丝织物包裹。经鉴定系男性，年龄在42~45岁之间。棺内随葬玉器、骨角器和金器等300余件。

墓内还发现陪葬棺21具。其中东室8具，西室13具。陪葬人均为青少年女性，仰身直肢，以竹席和丝织物裹尸，随葬有少量玉器、木梳等物。在东室内墓主人棺旁，另有殉狗棺一具。

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5400余件，主要置于中室、北室、东室和墓主人棺内。按质地可分为青铜、漆木、铅锡、皮革、金、玉、竹、麻、陶等。按用途可分为乐器、礼器、兵器、车马器、甲胄、生活用品及竹简等。东室内墓主人棺周围放置兵器、乐器、漆木衣箱、车舆、车马器和漆豆等物。金器均置于墓主人棺下。中室主要放置礼乐器。南部全是青铜礼器，出土时成组成排，井然有序。紧贴中室南壁，置束腰大平底鼎两排9件，近旁置8件簋及若干件小型鬲和鼎形器，其南置5件盖鼎。西南部放置1件提链鼎、4件铜盥缶和2件陶缶。中部并排放置2件大铜鼎、4件簠和1件甗。编钟架呈曲尺形紧靠中室西壁及南部偏中，编磬靠近北壁，钟、磬组成三面环绕的形式。贴近中室东壁，放置尊盘、过滤器、鉴缶、联禁大壶及建鼓。在它们与钟磬组成的空间内放置瑟、笙、排箫、篪等乐器以及食具箱、酒具箱、耳杯、俎等漆器。北室主要放置有华盖、伞、车軎、戟、殳、矛、戈、弓、矢、盾、皮甲胄等车马器和兵器，以及一对大型铜尊缶和竹简。箭镞、甲胄等原来可能置于中部的木架上。西室内陪葬棺以外仅出土有小件玉器等杂器若干。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礼器达117件，器形包括鼎、鬲、簋、簠、豆、壶、缶、鉴、盘、匜等。此墓所出青铜礼器数量多，品类全，铸造精，且保存完好。许多器物造型奇特，纹饰华美，有的使用了浮雕、镂空、错嵌等精湛工艺，为前所未见的艺术珍品【图版：铜尊盘】。其中2件无盖大鼎应为镬鼎，9件平底无盖鼎应为升鼎。另配以方座簋8件、簠4件、鬲9件，其他器各1~2件。这种以九鼎八簋为中心的青铜礼器组合形式，基本上延用了周礼的国君之制。升鼎立耳外撇、束腰平底，系典型的楚器作风。小口提链鼎与淅川下寺所出小口浴鼎近似，亦应仿自楚器。此外，铜器纹饰中盛行的梭形纹边饰、三分或四分圆涡纹或动物纹等，都与楚器的装饰风格近同。

乐器计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篪等8种，共125件。其品类之齐全，保存之完好，均属罕见。其中竹排箫【图版：竹排箫】、十弦琴、五弦琴、篪都是首次发现，建鼓、笙在我国已出土的同类乐器中则是年代最早的。乐器中最珍贵的是一套65件青铜编钟，分为钮钟、甬钟和鎛钟3种。整套编钟的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出土时依形状大小和音质，分三层有序地悬挂在铜木结构的曲尺形钟架上。钟架横梁髹漆彩绘，两端有浮雕和透雕以龙纹或花瓣形纹饰的青铜套。中下层各有3个佩剑铜人以手和头承托横梁。中部各有一铜柱承托加固。全套钟架由245个木件组成，可以拆卸，设计精巧【图2：编钟装架情况】。石质编磬共32件，分上下两层悬挂于铜质磬架上。编钟、钟架、编磬和木质磬匣上共有铭文约4000字。编钟上的铭文多为错金篆文，共2800余字，内容绝大部分为关于标音与乐律方面的内容。乐律铭文记有乐律名称53个，其中35个是过去所不知道的。测音结果表明，编钟音律准确，每个钟都能敲击出两个相差三度的乐音，且与钟铭所标乐音相符。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当今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总音域包括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域的三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乐律铭文中还有当时曾国与楚、晋等国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之间对应关系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各国之间在文化艺术领域里相互交流的情况。

兵器共4700余件，包括青铜兵器戈、戟、殳、矛以及弓、箭、盾、甲胄等。其中二戈戟和三戈戟是首次发现的古代兵器。两种不同形制的铜殳，因器物自铭而得到确认。有的青铜兵器明显地带有楚器的作风。车舆和车马器共1127件，包括车舆、伞、华盖、车軎、马衔、马镳、马饰等。此外还出土有大量作为生活用品的漆木器，主要有衣箱、食具箱、酒具箱、各类盒、豆、梅花鹿、杯、勺、俎、几、禁、案、架、梳等。所出漆木器从造型到纹饰都与楚墓所出颇为相似。其中头插真鹿角的木雕盘鹿和彩绘梅花鹿、彩绘鸳鸯漆盒【图版：乐舞纹鸳鸯漆盒】、浮雕盘龙纹和蟠螭纹的盖豆等，制作均极为精巧，系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墓中还出有不少精美的金质器皿和玉质装饰工艺品，以及陶、石、骨、角、水晶、料、玻璃、竹质用具及丝麻织品等。

曾侯乙墓中还出土了240多枚竹简，总字数达6600字。简文为墨书篆体，内容主要为丧仪所用车马兵甲的记录。所记车马赙赠者中有不少楚国王公贵族，以及楚国的封君、令尹、左尹、右尹等楚国职官，反映了当时曾楚之间联系密切，曾国的职官制度与楚国接近。除竹简之外，还发现有各种铜器铭文、石磬刻文、漆木器上的漆书和刻文，墓中出土文字资料的总字数在1万字以上，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信息。

在该墓所出各类青铜器中，有200余件上有“曾侯乙”的铭文，绝大部分为“曾侯乙乍（作）□（持）甬（用）□（终）”7字。墓主人棺旁所出一件铜戈上有“曾侯乙之寝戈”铭文。墓中出土的一件铜鎛钟上的铭文明确记述该器系楚惠王在位56年（公元前433年）时铸造并赠送给曾侯乙的。说明墓主人即是曾侯乙，而此墓的年代当在这一年或稍晚。从出土遗物的特征分析，该墓亦约当战国早期。

该墓的出土物具有较为浓厚的楚文化风格，但在墓葬的总体面貌上又显现出一定的特色。如没有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墓盛行的长斜坡墓道和台阶，墓坑中铺有大石板并积炭和做法则又不见于楚墓，而与中原地区的贵族葬俗相近。另外，楚墓随葬品中较常见的一些典型器物也不见于该墓。同时，采用以九鼎八簋为中心的铜礼器组合，包括其形制纹饰，都显现出中原文化的特征。因此该墓属楚墓的可能性似可排除。曾侯乙其人不见于史籍记载，从墓葬的规模及出土随葬品的情况看，其墓葬规格当不在已发现的同时期各诸侯国国君墓之下，曾侯乙应为曾国国君。

擂鼓墩2号墓位于曾侯乙墓以西约100米处的另一座小山岗上，1981年进行了清理发掘。该墓亦为岩坑竖穴木椁墓。残存墓口近方形，长7.3米，宽6.9米。正东西方向。墓室残深1.4米。墓内棺椁已朽，仅见残痕。木椁痕长5.74米，宽5.47米，其内有内、外棺残痕。内棺范围内残存有人骨架，附近有玉器、料珠和一层白色穿孔蚌饰。墓的西南角有一具陪葬棺残痕，棺痕内也残存人骨。墓底有20厘米厚的青膏泥。此墓早年被盗扰，但扰乱范围不大。

随葬器物成组成排放置于椁室内，共出土遗物2770余件。其中中部和东部主要放置放置青铜礼器；南部主要放置编钟、编磬等乐器；西部有编钟7件，青铜鼓座1件及车马器若干；东北角有鹿角一对，可能是镇墓兽腐烂后留下的【图3：擂鼓墩2号墓平面图】。

墓内所出青铜乐器包括编钟、青铜鼓座和石编磬共49件。其中编钟36件，皆为甬钟。其中大型编钟8件，形制相同，大小递减。小型编钟28件，形制，花纹均相同，大小不一。几件大型编钟上浮雕神人双手操蛇图象盛行于楚地，但在编钟上属首次发现。青铜礼器和杂器共计70件。礼器的种类有鼎、鬲、甗 、簋、豆、簠、壶、缶、盘、匜等，包括镬鼎1件、升鼎9件、盖鼎6件，小口提链鼎1件，鬲10件，簋8件，簠4件，其他器各1件。10件铜鬲皆为仿陶器的矮裆矮足“楚式鬲”。所出车马器有车軎、马衔、马镳、马饰共155件。墓中还出有陶器9件，均为陶豆。其他随葬品有玉石器、料珠等小型饰品。

该墓所出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明显晚于曾侯乙墓；同时，制器作风趋于粗放，许多器物为素面，纹饰则以变形蟠螭纹为大宗。从总体风格上看，已具有战国中期特征。但又有一些器物与曾侯乙墓所出同类器近同。因此，此墓的年代应稍晚于曾侯乙墓，约当战国中期前段。

此墓距曾侯乙墓不远，随葬九鼎八簋，应为诸侯一级的葬制。其随葬品组合和器物风格都与曾侯乙墓相似，在具有较浓厚的楚文化特征的同时，又与楚墓有一定的区别，应同属曾墓。墓中未见兵器随葬，墓主人可能为曾国国君的夫人。

1983年发掘的擂鼓墩13号墓，出土了12件铜器。铜礼器组合为鼎、敦、壶，这是战国中晚期楚墓中常见的铜（陶）礼器组合形式。该墓所出铜器多素面器，鼎已出现了铁足，其年代较擂鼓墩2号墓为晚，属战国中期偏晚阶段。该墓所出椭圆球形敦及铜剑为这一时期楚墓中所习见；两件铁足铜鼎，亦为典型的楚式鼎。可知至战国中期偏晚阶段，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已以楚文化为主体。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在曾侯乙墓所在地的随州及其邻近的京山、枣阳和河南的新野等县，多次发现两周时期的有铭曾国铜器。这些青铜器大多属于春秋时期，应主要出自墓葬，但多未经正式发掘。这些有铭曾国铜器，以及属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的发现，说明这一带确实曾存在一个曾国，地跨南阳盆地和鄂北地区。史载东周时期，楚国北境地区曾小国林立，后来相继为楚国所兼并。已有的材料表明，春秋时代曾国青铜礼器和列鼎形式及组合特征，反映了曾国贵族遵循的是中原系统的周礼。至战国时期，铜器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来自楚文化的影响日渐增强。曾侯乙墓的材料表明，曾与楚的关系极为密切，政治上已成为楚的附庸。至战国中期偏晚，曾国文化已完全被“楚化” 。

 在随州季氏梁一座春秋中期墓葬出土的两件铜戈上，有铭文确切记载这个曾国为姬姓诸侯国。但依据古代文献，随州一带并无姬姓的曾国，而只有一姬姓的随国。在《春秋》、《左传》、《国语》等古籍中，都有关于随国的史料。这些记载说明至迟到西周晚期，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市）的南方已有一个姬姓随国。它至少在春秋末期还存在。关于其地望，从《左传》桓公六年“汉东之国，随为大”的记载中，知其地处包括随州在内的汉东地区。又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涢水》和《括地志》等的记述，可以推断随国都城即在今随州范围内。然而在随州一带，却屡见有铭的曾国铜器出土，而不见有随国的遗存。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鉴于这一曾国与文献记载中的随国族姓相同，地望相合，存在时代一致，应为一国二名。但何以存在曾、随两个名称，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曾侯乙墓出土铜尊盘（湖北省博物馆编：《湖北省博物馆》图版92，文物出版社，1994年）

   曾侯乙墓出土竹排箫（文物出版社等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5）：战国地下乐宫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图版19，文物出版社，1994年）

   曾侯乙墓出土乐舞纹鸳鸯漆盒（中国漆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漆器全集·先秦》图版五七，福建美术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