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宗法制思想深重的国家。自从西周出现分封制后，与之相伴而生、如影随形的宗法制就开始根植于中国人的骨髓、中国人的灵魂了。之后的修史者，无论是孔子作春秋，还是太史公撰史记，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宗族史观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读到历史，是一部以大汉民族为嫡长子的家谱历史，或是宗族历史。

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以家长制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殊社会体制。梁启超先生曾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数千年的宗族制度，本身寄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之中、依托于农耕生产方式而存在，同时又构成了传统社会正统价值体系、政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几方面要素，包括儒家学说、伦理观念等思想因素，以及外在的专制体制、社会等级制度，无不与宗族观念、宗族制度密切相关。对于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宗族关系是人生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一个人的生、养、病、死，生前的婚姻嫁娶、择业谋生，身后的祭葬承嗣等等人生基本问题，大约没有能脱离与宗族的关系的。就政治层面观察，宗族制度与儒家思想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宗法观念全面地支配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探讨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的起源、本质特征和功能，进而分析宗族制度与封建国法的关系，对了解中国传统法制的特点和精神实质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宗法制的核心思想是嫡长子继承制，讲究嫡庶之分，讲究正统嫡的尊荣和枝干庶的卑微的等级次序。历代的修史者，都持有着这种观点，都把我们大汉民族当作是这个大家庭中当然的嫡了，而那些处于边远落后地区或游牧或渔猎的民族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庶，甚至连庶的名份也没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把五十六个民族当作是兄弟姐妹了。说的再直接一些，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历史连宗法史观中的正统非正统、嫡庶尊卑的地位也没有，其实只是大国和小族的关系史，或曰鱼虾互换史或胜王败寇史更合适。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直在上演着自相残杀的惨剧，兄弟民族为了生存空间而相互厮杀，成功者走向台前长衣博带冠冕堂皇，失败者退居幕后黯然伤神形影相吊；走向台前的难掩得色，在经历过“官二代”“官三代”之后，很少能逃出“黄宗羲定律”的，这样王朝兴衰民族转换就如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拂去历史的尘埃，掩卷于历史的浩瀚后，抛却了曾经的慷慨激昂，暗淡了金戈铁马刀光剑影，那些胜者也罢败者也罢，王者也罢寇者也罢，还不是随着黄土而长眠于地下，争胜了又如何争败了又能如何，而今看着自己的子孙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沐浴着和平的阳光，不知他们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悔恨？埋怨？愤怒？失望？或许都不是，我想他们应该欣慰才是，欣慰自己时代的纷争并没有让仇恨延续，欣慰再也不会因为三斗麦子两张羊皮去争去抢去拼去杀了，欣慰子孙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

综观中国史，其实是一部强大民族兼并弱小民族，各民族不断厮杀而又不断融合的历史。在当时被中原各王朝所视为的外族，今天都成为了我们的五十六个兄弟之一了。历代的历史修订者都只站在大汉民族的正统角度来书写，而把我们周边的民族都作为外族，这种史观在封建王朝就应该称之为狭隘了，而我们今天依然在延用这种修史的观念，就与我们今天的国情不相符了，也在客观上伤了我们兄弟民族的感情了。当然，这一切都是无意而为之的，但我们既然知道错了，就应该修正，把这种一直视大汉民族为嫡长子的宗族史观摒弃，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来书写和评判历史，这样会更客观更完整一些。

早从魏晋南北朝始，经过“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北方的少数民族向南大量南迁，促进了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大融合，尤其是北魏时期孝文帝改革，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交错，相互融合，相互通婚，各民族交错杂居，各民族种族杂交。到了两宋时期，由于辽、金和西夏的挤压，汉民族进一步向南迁移，致使中原的汉民族又和南方的少数民族逐步融合，在元帝国建立之后，我国历史上民族的大融合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要说今天的你我身上流的早已不是纯正的汉民族的血了，就是被我们国人仰视膜拜的唐朝李氏王族也是胡汉杂交的后裔了，更不用说今天依然用宗法史观中的正统嫡庶思想来书写正史的这些子孙了。也许今天你所指斥为外族的那些民族才是你我正儿八辈的祖宗呢！

站在今天综合国力无缘强盛的祖国大地上，我们没必要再小家子气，把过去民族间的纷争看作是外族的入侵。其实说白了，那就是兄弟之间因为蛋糕分配不均衡而不断打斗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大家打来打去才发现，蛋糕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争夺而增加，反倒是在切蛋糕的过程中，刀光剑影、你来我往，一个个弱小的兄弟民族却倒了下去，只有那些身强体健、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民族才留了下来。可在我们的争斗中，造成了极大的内耗，我们削弱了自己，却给了真正的外族（俄、英、法、日……之流）可趁之机，最终只能眼睁着让人家用刀（暴力）把我们的蛋糕一块块地切走（仅俄国就从我们中国拿走了15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而我们这些杀红了眼却喘着粗气的兄弟们，只能干瞪着眼任人宰割。

这其实特别像一个传统的童话故事：两头小猪拿着一个饼子却不知怎么分才公平。这时，一只狐狸走了过来，它随便把饼子一掰，把两块饼子递给了两头小猪，拿到小的那块的小猪自然不干。于是，狐狸把那块稍大块的拿来咬了一口，结果大的变得小了，狐狸再如法炮制，再把原来显小现在又显大的那块拿过来啃了一口，如此往复，到最后只剩一点渣子了，两个小猪再也不喊谁的大谁的小了。本来是两头小猪的事，应该遵循我们中国人传统思维里的“兄弟睨于墙而外御其辱”的祖训，结果可好，我们自己斗了个不亦乐乎，却给狐狸留下了可趁之机。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筝鸣。历史的烟尘逐渐落下，拂去那厚厚的尘埃，我们才发现我们一直视为辉煌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内斗史，是一部血与火的仇杀史，在这部历史中，无数平民都成为了历史中的匆匆过客，留下来的只有那些至今仍被我们视为英雄的人们。蒙恬、卫青、霍去病、班固、岳飞、韩世忠、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史可法……我们可以列出很多，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部传奇，每一个人物都是一篇史诗。可每一个人物的或悲壮或精彩或激昂或凄婉的故事里，失去的永远比我们得到的要多，遗忘也永远比伤痛更快。纵然我们今天都认为蒙古族在当时是外族，可我们又有谁会否认，在我们的情结里，有谁不会为成吉思汗横扫亚欧让世界震颤而自豪呢？

在我们强大之时，我们强调的是大一统，倡导的是团圆；在我们弱小时，我们宣扬的是恢复，是复兴；在我们亡国成为别族的子民时，我们又盼望着光复；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处于真正的亡国灭种，遭受到外来民族的侮辱时，我们才想到了团结起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大家一起携手共同抗击外敌。这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

经过血与火的争夺，经过刀与剑的拼杀，最终大家用刀把子（后来是枪杆子）证明了谁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嫡长子了，可经历过内斗的我们这时已精疲力竭了，那些过去在我们脚下捡面包渣我们都不会正眼去瞧的真正外国鬼子杀了进来，我们过去所谓的泱泱现在只剩下了不倒的架子了，我们终于被拿着洋枪操着洋炮喝着洋尿的外国鬼子给骑在了胯下。

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再也不争什么嫡庶，也不讲什么你我了，对外一律称之为中华民族。这时我们又无比的自卑，连敢于抗争的勇气都没有了，而是彻底地臣服于那些外族，甚而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类的马屁话。呸！恬不知耻以至于此，真羞与之为伍，这就是我们族类啊！！！

这其实很有一番三国时期袁氏兄弟的风格。当年，由正妻所生的袁术怎么也瞧不上那个由小老婆生的袁绍。哪怕袁绍当了反董卓的关东义军同盟的盟主，袁术还是会轻蔑地骂他那个哥哥是“小老婆养的，也配做袁家的种”，岂不知袁术自己也是要娶小老婆的，自己这样对待自己的庶兄，那他的小老婆就不拧他的耳根子吗？他自己的庶子又会如何面对自己的嫡哥呢？你说袁术这人，当弟没有弟样，当爹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爹。可就是这个袁术，居然也过了一把皇帝瘾，只可惜有曹操那只大尾巴狼在后边追着，袁术这只兔子是蹦跶不了几天的，在被曹操追得走投无路时，才想到要把传国玉玺送给自己的哥哥。对，这时候他承认袁绍是他哥哥了，承认袁绍是他们袁家的种了，也不骂袁绍是小老婆养的了，可惜已经晚了，最终袁术落了个吐血而亡的下场。

这中国的民族发展史，其实正如一部三国史一样，其发展也莫过于分久必合，合久了必分。不管过去有过多少恩怨，有过多少过节，毕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无论哪个民族最终还不是一笑泯恩仇了吗？这也契合了中国历史的演进。

宗族的认同感也由大汉民族传染到了我们的兄弟民族。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王朝，只要能与中原王朝有点联系的，都要力图表白自己也是正统的。如，刘渊就称自己为“汉氏之甥”（《晋书·刘无海载记》），没事干愣是给自己生编了个舅舅出来，表示自己与汉族有血缘关系；夏国的建立者赫连勃勃也称自己为“大禹之后，世居幽朔”（《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也要把自己和大汉民族扯在一起；鲜卑慕容氏在追述其祖先时，称其为“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晋书·慕容廆载记》）；拓跋氏更声言“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此为号。”（《魏书·序记》）；前秦建国者氐人符氏也自言“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晋书1符洪载记》）。这些曾为一方雄主的政权建立者，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夷狄外族，一点也不把自个儿当外人，一定生拉硬扯死皮赖脸地把自己说成是炎黄子孙，硬是给自己找一个共同的老祖先——中原华夏族，一为了政权的巩固，二是他们确有民族认同感，这一点我们这些大汉民族的子民们就显得小家子气了。其实，他们这种上赶着认祖归宗，并不一定能得到正统中华大族的认可，也许还会有人吃着人家的饭还拿着板砖准备砸人家锅的人用鼻子哼到“小老婆养的”。自古以来，大家就认一条真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没有人在意你是正宗邪派，也没有人追究你是嫡宗庶宗，腰中别着枪杆子，就没有人敢小瞧你。这点我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就深信不疑，在与斯大林相见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这时的导师有委屈、有自豪、有艰难曲折、有独立自主，但我相信更多地是胜利之后的雄风霸气。而斯大林也满足了毛泽东的胜利自豪感，回答道：“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所以，我们中原华夏民族认为夷狄的兄弟民族，也要给自己找一个本是华夏民族一支的牵强证据，足见传统宗族观念其辐射之广之远，绝不亚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导致的世界漫延。

中国一直奉行和追求的大一统书面其实还是宗族家长制的体现，即所谓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理念，所以，不管国内有多少个民族，有多少割据政权，最终都要纳入正统王朝政府的统治管辖之下，否则就要平之灭之，毕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啊!

在历史上，为了把那些当时甚至现在我们都认为的外族排斥于国门之外，我们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设置了一道有形之墙——长城。正是这条我们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长城，把本属于我们的国民割裂在国门之外，而为了回归为了走入家门，这些同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们不断向长城发起冲击，尽管一次次失败，但并不能阻隔他们心向祖国的那份执着，这和动物界的狐死首丘、越鸟巢南同属一理，这其实也有些宗祖观在其中，但这一点是我们国人认可的，但在行为上却遭到了中原民族的恐惧和打击。哪怕是到了明代，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还在断断续续地增修着长城，还想把那些本属于我们的子民隔离于国门之外。所以，其实在历史上，长城起到的并不佑护我们中华民族的作用，也并非什么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相反，正是这道有形之墙使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统一步伐迈得如此之缓，甚至这道有形的土埂一直深入到了国人的思想，成为我们固步自封的思想宿根，以至于到了近代让我们保守，使我们落后，终究给我们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永远的耻辱。长城只是阻隔了民族融合和回归的步伐，但最深层次的是那道无形之墙——民族认同感。历史上，中原各民族一直把少数民族当作入侵者，把中原地区当作自己的私房钱，不容任何人染指，所以，只要有人敢动，哪怕是窥视这一禁区，也会被大肆渲染，那种植入骨髓的敌意日渐加深，长此以往，本来同宗同祖同饮一江水的一家人，被人为的分开了，直至元至清，这些小兄弟们终于取代了大哥在家庭地位里的发言权了，大家才不得不被迫地承认他们也是我们的亲人，但从心底里还是会不经意地有一种阿Q般地自豪感。民族认同感，其实有时也挺可怕的！

有鉴于此，我们今天的历史都是围绕着大汉民族而展开，也就不足为怪了。荣荣辱辱，成成败败，古今多少旧事，都入入渔樵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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