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阳蔡氏，源远流长，自始祖蔡用元于唐僖宗中和、光启年间（约884-886）“同王潮徒泉之莆田”以来，至今已有近1200年的历史。在这千年沧桑中，蔡氏家族，开拓莆阳，繁衍生息，英才辈出，功勋斐然，出现过以蔡襄为代表的“千古良臣”，文章、政绩灿烂史册。仅有宋一代蔡襄家族就涌现过“位侍从者4人，赠官一品者2人，登儒科者30余人，占仕籍者70余人。”(1)蔚为莆阳望族。莆阳蔡氏，枝繁叶茂，发展甚众，仅莆仙故里，就有10万之多，这些蔡氏子孙多数是襄公三子蔡旻曾孙蔡成的后裔，另一部分是襄公次子蔡旬的后代。与此同时，经过繁衍迁徙，莆阳蔡氏后裔不仅遍布国内的闽、浙、粤、琼等省，而且还迁徙散居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东南亚各国。
自始祖用元公开基以来，蔡氏谱谍代代相传，但系统成谱始于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作者蔡戡，系蔡襄公玄孙，进士出身，宝谟阁学士，著有《定斋集》，是一个博学多才、治学严谨的学者型的蔡襄后裔。南宋淳熙年间，他倡导系统建谱，成谱时并亲自为其作了《蔡氏族谱世系序》（以下简称《戡公序》）。该谱除大宗世系外，主要记叙的是蔡襄家族世系的传衍、演变以及衍派迁徙繁衍的历史过程与轨迹。因此也可以说是莆阳蔡襄家族世系族谱（以下简称《莆谱》）现有保留在蔡氏后裔中的谱谍，通常有前集和后集两部分，前集的内容虽经历次重修，仍基本保留的是宋淳熙四年谱的内容；后集的内容多为各衍派自开基祖而下的明、清时期的续修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莆阳东沙蔡氏族谱》（或称莆阳锦南南蔡族谱）和《莆阳东园蔡氏族谱》。前者为蔡成次子蔡度衍派的谱谍，后者为蔡成长子蔡广衍派的谱谍。两种族谱在世系源流上记述一致但编写方法上各具特色，且具互补性。特别是两谱均完整地保留了《戡公序》和《宋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2)等珍贵历史文献。然相对而言东沙蔡氏族谱历经十次重修、续修，体例规范、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更具存史、教化、交流之作用。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失、信息不通、条件局限，加上长期封建门阀观念和光宗耀祖思想的影响，有些后代的修谱人存有抬高家族声望，为祖上“贴金”的悬念，有的甚至出现了道听途说、旁抄侧引，加上手工謄写失真、错漏，导致了菁芜混杂，把诸如“固始入闽说”、“南唐司空说”等一些未经考证的内容写进了族谱。久而久之，以讹传讹，造成族谱资料失实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我省另外两支蔡氏衍派（即建阳蔡氏和漳州蔡氏），居于上述同样的思想动因，在修谱时有意无意地都想把莆阳先贤蔡襄拉到他们各自的家族中去，即导致了当地蔡氏族谱出现了以假混真的弊端，又对莆阳蔡氏谱谍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干扰，加剧了“三地”族谱的混乱状态。为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去伪存真，还历史于本来面目，莆田市蔡襄学术研究会暨蔡襄故里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坚持以《戡公序》为主线，以《墓志铭》为依据，对族谱中现存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考证探索，并获得了初考共识，笔者逐一简述如下，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莆阳始祖蔡用元的家世渊源
《莆谱》及其《戡公序》明确记载：莆阳始祖蔡用元乃彦礼之子，唐主管判官蔡郊之孙，系陈·中抚将军蔡景历的第十三世孙。这一记述不仅与以蔡剑（郊父）为始祖的《江西宜丰蔡氏族谱》主编蔡交云所撰的考证文章《蔡氏渊源及蔡剑家世》（以下简称《交云文》）的论述相吻合，而且为正史的《陈书·蔡景历传》及其世系有关人物传记所证实。因此，这本来已是无可置疑的史实。但漳州地区的《闽漳蔡氏族谱》（以下简称《漳谱》）早年某代修谱人却以篡改蔡用元远祖渊源的手法来以假混真。该谱改“大同→景历”世系为“大业→允恭”世系，说什么蔡用元是蔡燧之子，唐文学馆学士蔡允恭第十世孙，从而给漳、泉以至粤、浙一些地区蔡襄后裔的谱谍造成混乱和恶劣影响。我会经过考证，认为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极不负责的任意杜撰。除本会蒋维琰先生在《〈用元公自序〉真伪考》(3)一文有关允恭其人其事的考证外，笔者进而提出以下质疑：
1、根据《莆谱》，从景历到用元共13代，而《漳谱》从允恭到用元却只有10代（详见下图），两者相差3代（依中国人口传衍年效几乎相差70-90年）。
景历与允恭系同祖的从兄弟，据正史景历生卒为公元513～573年，而允恭卒于贞观初（公元627年），他历仕梁、陈、隋、唐四朝，假定梁亡时（公元557年）他刚25岁，他的生年约在522年，最多比景历小9岁，试想以正常的同等的传衍年效，怎么会差三代，而这早三代相当《莆谱》蔡用元的曾祖父蔡剑出生的年代，据《交云文》论证蔡剑约出生于公元806年，即唐宪宗元和年间，那么《漳谱》的这位蔡用元要是活到王潮兄弟入闽时，该是80岁左右高龄的白发老人了，显然这是说不通的。
2、《戡公序》和正史《唐书·蔡允恭传》都载明允恭是荆州江陵人，这说明早在他的父辈大宝、大业兄弟已经南迁至江陵定居。针对当时中原战乱，士族南迁的趋势，《漳谱》怎样解释允恭一家又是如何回流到河南故土的，更难理解的该谱所说允恭家的居地竟不是老家上蔡或陈留考城，而是与王审知成了乡亲的固始县，显然这是缺乏地理概念的任意杜撰。
3、为了回避“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这一来之有据的质询，《漳谱》卷二第41页又出现了一种变通的说法，该文表述为“……允恭公之第十世孙大司空蔡用元，随同王审知兄弟经杭州钱塘而入闽，住居莆阳，建立莆阳蔡氏宗支，为闽莆阳第一世祖”。这岂不成了当年王审知兄弟为了拉蔡用元入闽，不惜千里迂回到了杭州钱塘。这种说法实在过于牵强附会。
4、至于蔡允恭“谪守闽漳”一说，更是没有史料依据的，正史《唐书》卷二0一记载“蔡允恭，荆州江陵人……归国，为秦王府参军，文学馆学士。贞观初，除太子洗马卒。”如上所说，推算允恭卒时已95岁。到了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谪守闽漳”，又得再加上59岁，如果此时他尚健在的话，该是154岁高龄。武则天既不至于谪贬一位如此高龄的老人，更不可能让一位死了59年的人复活。这种说法明显不符合逻辑和常识。
此外，还应当特别指出：淳熙四年蔡戡修谱，他依据的第一手材料就是始自用元的代代相传的谱谍资料。虽然事隔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难以断定当年蔡用元的资质、阅历怎样，当时是否可能弄清他的远祖渊源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任何一个普通人，他在谱谍中能够明白无误地留下自己的父亲以至祖父是谁、原先家居何地、从何来莆这些起码的内容。正是据此，蔡戡所修的谱中才有“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以及父彦礼、祖唐主管判官郊之记载。如果我们以此为基本点，上朔其远祖渊源，那么，允恭乎？景历乎？岂不是不道自明！因此，我们应当及早结束这场可笑不可信的闹剧，拨乱反正，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2、《戡公序》和正史《唐书·蔡允恭传》都载明允恭是荆州江陵人，这说明早在他的父辈大宝、大业兄弟已经南迁至江陵定居。针对当时中原战乱，士族南迁的趋势，《漳谱》怎样解释允恭一家又是如何回流到河南故土的，更难理解的该谱所说允恭家的居地竟不是老家上蔡或陈留考城，而是与王审知成了乡亲的固始县，显然这是缺乏地理概念的任意杜撰。
3、为了回避“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这一来之有据的质询，《漳谱》卷二第41页又出现了一种变通的说法，该文表述为“……允恭公之第十世孙大司空蔡用元，随同王审知兄弟经杭州钱塘而入闽，住居莆阳，建立莆阳蔡氏宗支，为闽莆阳第一世祖”。这岂不成了当年王审知兄弟为了拉蔡用元入闽，不惜千里迂回到了杭州钱塘。这种说法实在过于牵强附会。
4、至于蔡允恭“谪守闽漳”一说，更是没有史料依据的，正史《唐书》卷二0一记载“蔡允恭，荆州江陵人……归国，为秦王府参军，文学馆学士。贞观初，除太子洗马卒。”如上所说，推算允恭卒时已95岁。到了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谪守闽漳”，又得再加上59岁，如果此时他尚健在的话，该是154岁高龄。武则天既不至于谪贬一位如此高龄的老人，更不可能让一位死了59年的人复活。这种说法明显不符合逻辑和常识。
此外，还应当特别指出：淳熙四年蔡戡修谱，他依据的第一手材料就是始自用元的代代相传的谱谍资料。虽然事隔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难以断定当年蔡用元的资质、阅历怎样，当时是否可能弄清他的远祖渊源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任何一个普通人，他在谱谍中能够明白无误地留下自己的父亲以至祖父是谁、原先家居何地、从何来莆这些起码的内容。正是据此，蔡戡所修的谱中才有“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以及父彦礼、祖唐主管判官郊之记载。如果我们以此为基本点，上朔其远祖渊源，那么，允恭乎？景历乎？岂不是不道自明！因此，我们应当及早结束这场可笑不可信的闹剧，拨乱反正，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二、莆阳 蔡氏从何而来，蔡用元是哪里人？
《莆谱》的《戡公序》载明“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同王潮徙泉之莆田。”前两句的意思是说，莆阳蔡氏始祖蔡用元原先的家在浙江钱塘。而第三句则耐人寻味，从字义上至少可作两种理解：一是作为钱塘人的蔡用元，他“徙泉之莆田”的时间是在王潮兄弟入闽的同时；二是蔡用元是随同王潮兄弟所率领的队伍入闽的。鉴于该序对钱塘蔡氏的来龙去脉未着一语，这就使持第二种理解的人，首先想到的是：王潮、王审知兄弟当时在家乡光州固始起事，率当地的53姓子弟兵南下，且其入闽路线是自赣入汀，怎么会与浙江钱塘搭上关系。加上河南自古是蔡氏的发源地，有人就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是跟王潮入闽的，那必然是53姓之一的蔡氏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莆谱》就出现了《明洪武四年大四公修承序》中改“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为“吾之祖自光州固始迁泉之莆田”（以下简称“固始入闽说”）。尔后，明、清以来的历次修谱也都重复这一说法，导致族谱史实失真。经过考证，笔者认为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轻率改动，其理由有四：
1、根据《墓志铭》中欧阳修对蔡襄先祖源流的考证，莆阳蔡氏远祖是属于“晋从事中郎克”这一衍派。这支蔡氏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经进行从河南上蔡→陈留考城→江苏镇江等多次迁徙，若象“固始入闽说”所说，则这支蔡氏似乎2000多年始终居于固始而不动，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2、把王潮、王审知兄弟的光州固始籍贯想当然地与蔡用元联系在一起，这是违背逻辑的推理。且不说“同王潮徙泉之莆田”一语可作多种理解，即使以蔡用元是跟着王潮兄弟的队伍入闽的，他们之间的籍贯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蔡用元既可能是同王潮起事的固始子弟兵，也可能是沿途投靠加入队伍的新成员。所以，不能随意曲解“同王潮徙泉之莆田”，而否定“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这种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后代人摒弃《莆谱》先人的载述，为几百年前的祖宗改变籍贯，另创新说，这是十分欠妥的。无论从谱谍学和逻辑学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3、蔡襄先祖的入闽路径，1987年郭正忠先生在《蔡襄家世及渊源考》（4）一文作了很好的考证。而随着现代信息的沟通，“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之说，我们又从江西宜丰蔡剑学术研究会会长蔡交云的考证文章中找到印证。现将《交云文》有关用元家世的记述摘录如下：蔡剑仕唐为散骑常侍，会昌中（公元841～846年）迁洪州（今南昌），先后任江南西道节度副使，江西观察留后、镇南军节度使。子郊，开府钱圹，任行营判官，阵亡于追剿黄巢的战事中。郊有三子一女，长子详及幼女四娘侍伴祖父，次子彦礼及三子镐随父居于钱塘。据此，笔者认为，莆阳之族来自钱塘不仅其据确凿，而且为我们进一步提供一条蔡襄先祖入闽的如下清晰路径：河南上蔡→陈留考城→江苏镇江→江西洪州（后迁宜丰）→浙江钱圹→福建莆田。
4、何以解释“同王潮徙泉之莆田”一语以及远在浙江钱塘的蔡用元与沿赣水入闽的王潮之间的联系呢？笔者在1996年的《蔡襄祖籍考辩》（5）一文中是持第一种“与王潮同时间各自入闽”理解的。我会蒋维琰先生1999年在《蔡襄研究通讯》上发表了《莆阳蔡氏渊源诌议》（6）一文，用已掌握的某些资料，对蔡用元入闽路线作了合理的推测和考证，把蔡用元同王潮入闽联系起来，不失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对“同王潮徙泉之莆田”有着独特而又恰当的见解，并坚持了蔡氏“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的论点，使笔者得到新的启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蔡用元是与王潮同时间各自入闽，还是随同王潮兄弟的队伍入闽都不足以否定“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这一前提，都没有理由把王潮兄弟的光州固始籍贯强加在莆阳蔡氏始祖蔡用元头上。必须把自明洪武四年起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在今后修谱中重申“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蔡用元入闽前是浙江钱塘人。
1、根据《墓志铭》中欧阳修对蔡襄先祖源流的考证，莆阳蔡氏远祖是属于“晋从事中郎克”这一衍派。这支蔡氏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经进行从河南上蔡→陈留考城→江苏镇江等多次迁徙，若象“固始入闽说”所说，则这支蔡氏似乎2000多年始终居于固始而不动，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2、把王潮、王审知兄弟的光州固始籍贯想当然地与蔡用元联系在一起，这是违背逻辑的推理。且不说“同王潮徙泉之莆田”一语可作多种理解，即使以蔡用元是跟着王潮兄弟的队伍入闽的，他们之间的籍贯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蔡用元既可能是同王潮起事的固始子弟兵，也可能是沿途投靠加入队伍的新成员。所以，不能随意曲解“同王潮徙泉之莆田”，而否定“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这种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后代人摒弃《莆谱》先人的载述，为几百年前的祖宗改变籍贯，另创新说，这是十分欠妥的。无论从谱谍学和逻辑学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3、蔡襄先祖的入闽路径，1987年郭正忠先生在《蔡襄家世及渊源考》（4）一文作了很好的考证。而随着现代信息的沟通，“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之说，我们又从江西宜丰蔡剑学术研究会会长蔡交云的考证文章中找到印证。现将《交云文》有关用元家世的记述摘录如下：蔡剑仕唐为散骑常侍，会昌中（公元841～846年）迁洪州（今南昌），先后任江南西道节度副使，江西观察留后、镇南军节度使。子郊，开府钱圹，任行营判官，阵亡于追剿黄巢的战事中。郊有三子一女，长子详及幼女四娘侍伴祖父，次子彦礼及三子镐随父居于钱塘。据此，笔者认为，莆阳之族来自钱塘不仅其据确凿，而且为我们进一步提供一条蔡襄先祖入闽的如下清晰路径：河南上蔡→陈留考城→江苏镇江→江西洪州（后迁宜丰）→浙江钱圹→福建莆田。
4、何以解释“同王潮徙泉之莆田”一语以及远在浙江钱塘的蔡用元与沿赣水入闽的王潮之间的联系呢？笔者在1996年的《蔡襄祖籍考辩》（5）一文中是持第一种“与王潮同时间各自入闽”理解的。我会蒋维琰先生1999年在《蔡襄研究通讯》上发表了《莆阳蔡氏渊源诌议》（6）一文，用已掌握的某些资料，对蔡用元入闽路线作了合理的推测和考证，把蔡用元同王潮入闽联系起来，不失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对“同王潮徙泉之莆田”有着独特而又恰当的见解，并坚持了蔡氏“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的论点，使笔者得到新的启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蔡用元是与王潮同时间各自入闽，还是随同王潮兄弟的队伍入闽都不足以否定“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这一前提，都没有理由把王潮兄弟的光州固始籍贯强加在莆阳蔡氏始祖蔡用元头上。必须把自明洪武四年起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在今后修谱中重申“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蔡用元入闽前是浙江钱塘人。
三、蔡用元是否任过莆中节度使和南唐司空？
经过笔者与本会同仁考证，获得初步的共识是：蔡用元既没有任过所谓的莆中节度使，也没有当过什么南唐司空，只是一位颇具慧眼，艰苦开拓的莆阳蔡氏开基祖。其主要论据是：
1、所谓蔡用元任过莆中节度使，出自《开闽始祖用元公自序》一文，该序除自称“授元官莆中节度使”外，主要是自述其远祖为蔡允恭，唐垂拱二年被谪守南闽，他属于其次子铠之嫡派。我会蒋维琰先生对此作了《〈用元公自序〉真伪考》（7），作者认为该序通篇造假，所谓“授元官莆中节度使”纯属子虚乌有。笔者十分赞同他的观点，并认为有必要提醒注意的一点是：这是一篇“奇文”,奇就奇在不是出在莆田，而是散播于浙江温州地区和粤东、闽漳有些地方。按照常理，作为莆阳蔡氏始祖的蔡用元，要是他真的有什么《自序》的话，首见的当在莆阳蔡氏族谱上，而奇怪的是，我们查遍莆阳各地蔡氏谱谍，竟一无所获。可见，这篇伪作在莆田没有市场，而在外地竟被炒得沸沸扬扬，说穿了，其目的在于为“改景历世系为允恭世系”造势，但稍有思考能力的蔡氏后裔是不难识破这种伪装的。
2、蔡用元被冠于南唐司空的头衔，始见于《莆谱》明嘉靖四十四年福六十一公的《追补东沙南蔡家乘后集序》，由此自清康熙二十七年以后的历次修谱中均重复这一说法，以致误导了蔡氏后裔长期信以为真。笔者拟从以下剖析，以求澄清这一谬误：其一，欧阳修在《墓志铭》中记述“蔡氏之谱，自晋从事中郎克以来，世有显闻。其后中衰，隐德不仕”。蔡戡在为《莆谱》作序中对蔡用元并无南唐司空的记述，且明确记载“允恭之后，历唐、五代蔡氏无显者”。而“司空”一职位列“三公”之尊荣，所以此说不仅与五代的正史不符，而且与第一次创修的自家族谱相悖。其二，蔡用元于唐僖宗中和、光启年间（约公元884～886年）入闽，而南唐立国是在公元937年，且与闽国互为敌国，即使用元入闽时是个刚刚20出头的年青人，到了南唐立国以后已是古稀老人，他怎么凭空当起了南唐司空来了。同时，遍检五代史籍（包括南唐），任司空者无一蔡姓，那么，任南唐司空之说，岂不是又一次开了历史的玩笑。其 三，《戡公序》称用元为始祖三公，这里的“三公”，原指兄弟辈排行第三的蔡公，这种写法各种谱谍至今仍沿用。造成讹传的最大可能是后代的修谱人不慎把排行的“三公”与官职的“三公”混为一谈，久而久之，以讹传讹，把三公蔡用元写成南唐司空蔡用元，于是导演出一场新的笑剧。总之，所谓南唐司空纯属讹传，我们应当正确对待祖先的荣显，即使蔡用元没有任过南唐司空，他也不失是一位颇具慧眼，艰苦开拓的开基祖。他选择在人杰地灵、物宝天华的莆阳大地定居，并传衍了莆阳蔡氏成为望族，其功莫大焉！
2、蔡用元被冠于南唐司空的头衔，始见于《莆谱》明嘉靖四十四年福六十一公的《追补东沙南蔡家乘后集序》，由此自清康熙二十七年以后的历次修谱中均重复这一说法，以致误导了蔡氏后裔长期信以为真。笔者拟从以下剖析，以求澄清这一谬误：其一，欧阳修在《墓志铭》中记述“蔡氏之谱，自晋从事中郎克以来，世有显闻。其后中衰，隐德不仕”。蔡戡在为《莆谱》作序中对蔡用元并无南唐司空的记述，且明确记载“允恭之后，历唐、五代蔡氏无显者”。而“司空”一职位列“三公”之尊荣，所以此说不仅与五代的正史不符，而且与第一次创修的自家族谱相悖。其二，蔡用元于唐僖宗中和、光启年间（约公元884～886年）入闽，而南唐立国是在公元937年，且与闽国互为敌国，即使用元入闽时是个刚刚20出头的年青人，到了南唐立国以后已是古稀老人，他怎么凭空当起了南唐司空来了。同时，遍检五代史籍（包括南唐），任司空者无一蔡姓，那么，任南唐司空之说，岂不是又一次开了历史的玩笑。其三，《戡公序》称用元为始祖三公，这里的“三公”，原指兄弟辈排行第三的蔡公，这种写法各种谱谍至今仍沿用。造成讹传的最大可能是后代的修谱人不慎把排行的“三公”与官职的“三公”混为一谈，久而久之，以讹传讹，把三公蔡用元写成南唐司空蔡用元，于是导演出一场新的笑剧。总之，所谓南唐司空纯属讹传，我们应当正确对待祖先的荣显，即使蔡用元没有任过南唐司空，他也不失是一位颇具慧眼，艰苦开拓的开基祖。他选择在人杰地灵、物宝天华的莆阳大地定居，并传衍了莆阳蔡氏成为望族，其功莫大焉！
四、蔡襄是莆田人，还是建阳人？
蔡襄的籍贯，历史早有定论。欧阳修所撰写的《墓志铭》和宋史《蔡襄本传》均载述蔡襄系兴化军仙游人，或兴化仙游人。《莆谱》的《戡公序》也载述“莆阳之族，出浙之钱塘，同王潮徙泉之莆田，世为莆田人”。更由于蔡襄出生于仙游赤湖蕉溪，出仕后迁居莆田城南蔡宅，故蔡襄自称莆阳居士，并在许多文献上自署莆阳蔡襄，所以，也可以说蔡襄是莆田人，或莆阳人（这里的“莆阳”二字，从广义上讲，与“兴化”二字都涵盖着莆田、仙游两地域之意）。依今天的说法，即蔡襄是莆田市人。
对于这样一个本无争议的问题，自明代起却被建阳蔡氏族谱“加工修补”得走了样，该谱记载建阳始祖蔡炉五传至蔡琇，生襄，字君谟，“随父居兴化之莆田”，故蔡襄之祖籍在建阳，而不是仙游，更不是浙江钱塘。以致留下这桩历史悬案，给莆田故里以外的各地蔡襄后裔之谱谍造成了混乱。特别是1995年，蔡古初先生等在建阳《蔡氏九儒研究》会刊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就蔡襄祖籍家世等问题再次提出异议。为此，笔者通过考证，于1996年在《蔡襄研究通讯》上以《蔡襄祖籍考辩》（8）为题，正面回答了这一异议。该文以蔡襄生前自述和《墓志铭》为论据，指出蔡襄祖籍问题正史早已明确，不容置疑，与此相悖的论调皆属谬误。并且对建阳族谱中这位所谓蔡琇提出七个疑点，要求蔡古初等诸位同仁参加释疑讨论，作出正面回答。然而，他们选择了沉默，此后平静了四年。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从思想上根本澄清此事，而是采取“我行我素”的作法。于是就在2000年8月为建阳西山陵园重修落成举行庆典所颁发的《建阳蔡氏精英荟萃》一书中再次加进了没有根据的简介蔡琇、蔡襄的内容。我会应邀出席庆典的代表蔡清泉、蔡元荣先生对此表示异议，并在《蔡襄研究通讯》会刊上发表了《析〈建阳蔡氏精英荟萃〉一书的谬误》（9）的文章，再次反驳了该书作者的完全错误的观点。
根据建阳蔡氏宗亲的一些不当作法，作者这里重申：蔡襄是宋代莆阳大地上土生土长的蔡用元后裔，是地地道道的兴化仙游人，这已为正史所确认，任何与此相悖的论调，均属编造和谬误。建阳蔡氏如有异议，应当遵守学术争鸣的规则，把问题摆上桌面讨论，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接受考证的结论。如果既不正面讨论问题而又继续我行我素，那无疑于故意制造混乱。如果我们仍以一已之私固执已见，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一悬案，那将真正的导致“忠惠有知，九泉有余愤矣”。
五、蔡襄是三个儿子还是四个儿子？
蔡襄只有三个儿子，不仅《莆谱》中有明确记载，而且为《墓志铭》所证实。但福州地区的蔡襄后裔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修谱搜集资料时却从一册手抄的《福州藤山蔡氏族谱》中看到了蔡襄有四个儿子（匀、旬、甸、勾）的记载，此后，修谱小组多方求证，并写出《蔡襄儿子考》（10）的论文，要求莆田故里委员会表达意见和协助考证。帮助各地蔡襄后裔澄清谱谍中的问题，这是本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首先将该文在《蔡襄研究通讯》会刊上发表，以引导各地宗亲共同关注参与考证和探讨；其次，笔者反复查阅《莆谱》和其他谱谍资料，就该文提出的问题作了专题考证，并写出了《对〈蔡襄儿子考〉一文的辩析与考证》（11）的文章（以下简称《文章》），同在会刊刊出，作为故里委员会对修谱小组的正面回答。《文章》指出应当从最可靠的历史史料中求证，尤其是欧阳修所撰的《墓志铭》对蔡襄有三男三女交待得明明白白，且与《莆谱》载述完全一致。如果襄公有四男的话，除非这个儿子是幼年夭亡，未列其谱其铭，否则，就是根本不实的讹传。《文章》提醒修谱小组注意，《墓志铭》是蔡襄逝世时，欧阳修依据蔡家主事人所写的生平、家世行状，经过考证而撰写的历史文献。据此我们可以说，欧和当时蔡家主事人绝不可能出这么大的疏漏，把四个儿子漏掉一个（尤其是成年并有传宗接代的儿子）。假设果有此事，在《墓志铭》公布之后，家族就该爆出冷门“官司”，怎么会拖到900年后从一册手抄族谱中揭示。《文章》还对修谱小组所附的赖以求证的所谓《蔡氏图谱》、《济阳世胃》谱图和《福州藤山蔡氏族谱（手抄本）》提出四点质疑。同时，笔者还根据《莆谱》记载，在文中指出藤山蔡氏开基祖蔡伯起系襄公次子蔡旬的第七世孙，蔡尚甫之长子。旬与甸仅一笔之差，这里存在着以往修谱人抄写失真之误的可能性。笔者希望修谱小组再作反复考证、慎重从事，并就修谱的后续工作提出两点建议。但遗憾的是，修谱小组存有急于求成思想和过于执着自己手中考证资料，特别是过于轻率匆忙决定于2000年10月出版了福州《藤山蔡氏族谱》，把一位并不存在的所谓蔡襄儿子蔡甸作为福州蔡氏衍派的祖宗。尽管我们尊重福州蔡氏宗亲的决定，但对于这个决定至今感到费解，笔者和本会同仁对此持保留意见，期待他们今后继续考证，并在下次修谱时予以澄清。 以上5个问题，仅是笔者一已之见，如有不当以至错误之处，恳请热心蔡襄研究的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蔡氏宗亲批评指正。
【注】：
（1）《莆谱》之《戡公序》第2页
（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五
（3）（7）《蔡襄研究通讯》总第66期第5页
（4）《蔡襄及其家世》第118页
（5）（8）《蔡襄研究文选》第217页
（6）《蔡襄研究通讯》总第52期第7页
（9）《蔡襄研究通讯》总第61期第4页
（10）《蔡襄研究通讯》总第54期第22页
（11）《蔡襄研究通讯》总第57期第5页
（12）本文原载《蔡襄研究通讯》、《蔡襄学术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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