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莆宋代贤臣蔡襄，不仅以显赫政声与刚正品德名重朝野，亦以高雅书艺名盖一世。蔡襄挚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论书称：“蔡君谟（蔡襄字）独步当世”，大文豪苏轼谓之为“至论”，且多次力排异议，坚持“君谟为当世第一”之说。苏公作为蔡襄同代人，本人又是书法高手，其论决非信口雌黄，而具有客观性。

　　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曰：

　　“（蔡襄）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故其残章断稿，人悉珍藏。而（宋）仁宗尤爱称（推崇、颂扬）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蔡）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蔡）公书，则辞不肯书，曰：‘此待诏（即翰林待诏，宫中奉侍帝王、草拟诏命及备作顾问的文学词臣）职也’。”

　　可见时人对蔡襄书品的珍爱和追捧，以至仁宗皇帝亦一而再命其书碑。然而，蔡襄却不妄为人书，甚至对仁宗之命亦讬辞不从，显其持正自重的品格。

　　欧阳修所纪之事，多为以后史籍采用（包括官修《宋史》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名著），乃至现代不少蔡襄事迹的文史读物亦引为美谈，且往往被作为蔡襄居官持正不阿、敢于忤旨抗上的佳话，加以颂扬。余研读有关史料认为，古代史籍对蔡公辞不肯书温成皇后碑之事，主要着眼于其作为儒官的一种高雅心态。蔡襄所谓“此待诏职也”一语乃是解读其辞不肯书碑之关键语。这可以从其他史料得到佐证。

　　宋代官修内府藏帖典籍《宣和书谱》曰：

　　“（文臣蔡襄）工字学……尤长于行（书），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笔甚劲而姿媚有余，仁祖(宗)深爱其书。

　　尝御制《元舅陇西王李用和墓铭》，诏（蔡）襄书之。己而学士撰《温成皇后铭》文。又诏襄书，而襄辞曰：“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而己。”仁祖亦不强之。人谓古今能自重其书者，惟王献之、（蔡）襄耳。”

　　这则史料的价值，在于“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我游息而己”之句，可视为对欧阳修纪事的重要补白，有助进一步了解蔡襄辞不书碑的心态。古代翰林官员作为天子侍从，除奉旨草制诏命、顾问议政外，还常应命奉和圣制、书写匾联，均属本职工作任务，且不乏以其文华博取宠幸者。蔡襄则视书艺专长，不过是儒士用以自我游乐消闲之手段而己，故不欲越俎代苞，掠人之美，与其争宠。《宣和书谱》正是以此事证明，蔡襄为历史上少有的“自重其书者”，赞扬其谦恭自爱品德。因此，宋仁宗虽爱其书，面对蔡公辞不奉诏，“亦不强之”，即不勉为其难，且并无难堪之感。《宣和书谱》成为于宋徽宗之时，距前朝不远，《四库全书》称该书系蔡京、蔡卞、米芾三人选编，所纪当属可信。

　　如果说《宣和书谱》书家小传，对解读蔡公辞不书碑心态的解读，又深入了一步，那么，明代著名书家吴宽的一款题识，令人更有“柳暗花明”之感。吴宽《宋蔡襄谢赐书诗贴题识》曰：

　　“蔡忠惠公书名重当时，上尝令写大臣碑志，则以例有资利辞，曰：‘此待诏职也，与待诏争利，可乎？’

　　力不从，竟已，其人品如此。……长州吴宽题。”

　　这则资料的要旨是：“以例有资利辞”、“与待诏争利可乎”。他清晰揭示蔡襄辞不书碑的一种真实心态。吴氏所谓“资利”，唐宋时称“润笔”，似今笔酬。唐宋帝王本人多为文儒之士，深知文士操笔劳脑之艰辛，故例有赏格，即便如草诏此类纯属公务工作，亦不例外。宋人笔记有关润笔的记载甚多。《梦溪笔谈》载：“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到吏人、院驺（马吏）皆分沾。”《庶斋老学丛谈》载：草后妃、太子、宰相麻（诏令），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计金二百两，随以赐之。宋高宗时，中书舍人王纶暂权内制，朝廷诏命多为其所草，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称其有典诰体，润笔万缗，赐砚尤奇。杨大年草拟寇准拜相诰命，拜语恰中寇准下怀，寇准大喜，例外别赠金子百两。

　　同僚好友之间，亦不违润笔之例。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称：“王禹玉作《庞颖公神道碑》，其家送润笔金帛外，参以古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时试卷亦是一种。”庞颖公即宋朝同平章事、观文殿大学士庞籍。王禹玉即王圭，时为翰林学士，朝廷大典册多出其手。神宗时拜相。欧阳修《归田录》载：“蔡君谟既为余《集古录目序》刻石，其字大精劲，为世所珍。余以鼠须粟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君谟大笑，以为太清而不俗”。该书还记载翰林王元之拒收巨额草制润笔，与舍人院草制，因送润笔物稍后，必遣院子上门催索之事，叹催索者“恬然不以为怪也”。可证润笔资利成为政界士林和文坛不可逾越的定例，且不乏精于计较润笔的嗜利者。由此可证，吴宽所称蔡襄“以资利辞”决非主观臆断，而是合乎当时惯例。换言之，蔡襄辞不书碑的主要原因，出于不欲与待诏争润笔之利之故。

　　经查，吴宽（1435--1504），江苏吴县人，明宪宗成化八年（1495）进士，入翰林授修撰，弘治时擢吏部侍郎，官至礼部尚书。史称其作风高洁、清正自守，对先朝典籍如数家珍，为当时馆阁巨手。且工诗文、善书法，于滋润中见奇崛，自成一格。据此，吴氏《题跋》关于蔡襄“以资利辞”的记载，当有所据，决非信口妄言。为欧阳修等先贤的纪事作了必要的、关键的补白，使后人对蔡公辞不书碑心态，消除臆断附会，得以准确解读。

　　纵观上举各则史料，对蔡襄辞不书碑纪事详略不尽相同，但无不着眼于蔡公书品之高雅、人品之自重。惟其自惜自重。方能视工书为“儒者自游息而己”，更无意循例“与待诏争利”。吴宽所云“力不从”，虽指极力不从王命，亦可解为蔡公极力回避与待诏争利之高行。此利，不仅是帝王赏赐的巨额润笔金钱宝物，还有土林引以为荣的、以个人文华博取宠幸的声誉。面对巨利，蔡襄不为所动，毅然辞却，显其人品之清尚。

　　洪迈《容斋三笔》，有“蔡君谟书碑”一则，对蔡公不书碑的真实旨意，有更为明晰的解释。其文曰：

　　“比见蔡（襄）与欧阳（修）一帖云：“：“向者得侍陛下清光，时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乃已。”盖辞其可辞，其不可辞者不辞也。然后知蔡公之旨意如此。虽勋德之家，请于朝出敕令书者，亦辞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后世或未知之，故载于此。“上文所引蔡襄致欧阳修书帖，对自己辞却书碑之由，表白得十分清楚。即近世书写碑志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为待诏其职，不可与待诏争得资利，故力辞之。洪迈认为，大概蔡襄也只是推辞可以推辞者，一些无法推辞的亦就不辞了，这就是蔡襄的“旨意”。因此，虽然有些勋德之家，请求朝廷出敕令其书碑，只要辞得掉亦予推辞，不止宋仁宗令书《温成碑》一事。

　　洪迈为宋孝宗朝起居郎、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参预监修国史。其人博闻广见，熟知朝中秘事，又勤于笔记，距蔡襄年代较近，所见蔡公此帖显然是真实的，对蔡襄辞不书碑之因，自然是最较为准确的解释。洪迈担心后世未知蔡襄居官清介有守的诸多表现，特予记载，颇有先见之明。看来，明代吴宽的解读，很可能亦本于此说。

　　窃以为，破解蔡公辞不肯书温后碑之因，还应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探讨。温成皇后即张贵妃，因生前为仁宗所宠爱，死后，高规格为其治丧礼葬，诸如赐谥、立忌、酌献、立庙、建陵、立志等越礼违制做法。蔡襄作为朝中刚正之臣，对仁宗为温成皇后越礼违制治丧礼葬持有异议，并多次上疏諫阻。其政见不能不对仁宗后来命其书碑之事产生微妙的影响。由此可见，蔡襄辞不书碑，虽主要出于不欲与待诏争润笔之利之高雅心态，然亦与其对温成皇后丧葬持有异见不无关系，故而多少带有“忤旨”、“抗上”之意。两者并无矛盾，均是其居官持正清介的风节之必然表现。欧阳修用“辞不肯书”一语回避其政见之异，用词甚妙。洪迈担心后世未知蔡襄居官清介有守的诸多表现，特予记载，足见其赞赏之心，亦显其先见之明。看来，明代吴宽的解读，很可能亦本于洪说。

　　余研读蔡襄史料，深感史家对其居官为人品德的推崇。既赞其奋躬当朝，谠言正色、持正不阿精神，亦敬其于朋友重信义和及宽容大度心怀（欧阳修所撰《蔡襄墓志铭》、《宋史》本传均载有精采故事）其清介有守的高风亮节，在辞不书碑一事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因其重信义、淡名利，方能大度豁达，面对大利，稳如泰山，决不与待诏同僚竞争，遂有“不奉诏”这种看来多少带有持正不阿的举动；正因其言其行，实属“舍利从义”之高节，仁宗皇帝虽爱其书而令不行，然亦不能强之。我们不仅为蔡公的高行所折服，亦为仁宗皇帝的风度而心动。从中看到儒家“义利观”（表现为“见利思义”、“弃利从义”及“舍身就义”等），对士族精英操行及品德修养的深刻影响。

　　余考证蔡襄辞不书碑其事，既为辨明其真相，消除误读附会，亦欲宣扬吾莆一位书艺人品俱佳的先贤形象。面对时下官场、书坛孔方兄之走红怪像，与高雅艺术之堕落，庶几不失其反思意义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