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谥忠惠，兴化军仙游（今莆田市仙游县）人，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在数十年的宦海沉浮中，敢于冲破封建官场妒贤嫉能的陋规恶习，善于举才、选才、识才和用才，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人才观，这在900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一、举贤任能，为政之首

   人才，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它与国家盛衰兴亡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济济则国运兴隆，人才廖落则社稷衰败。诚如王安石所言:人才“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安石《材论》）注重人才，举贤任能是安邦治国的首要问题，也是蔡襄人才观的核心内容。他认为，治国之要，莫大于用人。因此，要选拔贤能之才，关键在于皇帝设法因其道而求之、用之。“汉之兴，驱驭英雄，以成大业，皆秦之遗士也。唐之兴，取隋之弃人，以安天下。……愿陛下劳于求贤而佚于任使，修明纪纲，兴行礼教，则太平之治，其犹指诸掌乎!” （《蔡襄全集》卷23）

   正由于人才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所以，蔡襄提出举贤任能必须革除按 “资序”的旧例，即主张改革择官的旧规，用举荐的办法来发现人才，选拔贤能。他特别强调要选拔好两种官员:一种是选好朝廷执政大臣。因为两府大臣是皇帝的股肱，系天下之轻重。另一种是选好地方府州守令。因为这些朝廷命官是 “亲民之官”，位虽卑而所系甚重。百姓之休戚，天下之治乱，“恒必由之”。他们起着沟通上下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代表着朝廷执行各项朝纲政纪，这些官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朝廷的形象和社稷的安危。“父母官”的贤、廉与否，与百姓的安居乐业息息相关。因此，强调“慎选”地方官吏，对修明吏治，造福百姓是很有意义的。

   蔡襄还把举贤任能看作自己的天职，身体力行举荐清正贤能官吏予以重用。如庆历三年(1043年)他与欧阳修一起联名上状向朝廷举荐姚光弼之才，姚光弼后被朝廷授将作监簿，果然不负众望，在军事上屡有建功。又如嘉祐二年 (1057年)，蔡襄推崇周希孟举荐他充任福州州学教授。周希孟后来成为宋代著名的学者，著有《易义》《诗义》等，培养 “弟子七百余人”。

   二、改革考试，选拔“真才”

   我国自隋代以来，科举考试一直是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蔡襄本人也是沿着科举之路，从漳州军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著作佐郎馆阁校勘一步步上升到福建转运使、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礼部侍郎等，成为一代名臣。由于他一生为官37年，从地方官做到京官，又从京官到地方官，几上几下，宦海沉浮。故对科举选才之弊、有才的士子进身之难认识颇深，有切身感受。

   北宋王朝沿袭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进士科主要是通过笔试来选拔人才，笔试的内容有 “诗赋”和 “策论”。“诗赋”测试考生对经书的熟悉程度，了解其吟诗作词的能力；“策论”要求考生对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进行评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当时“进士虽通试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而明经科则采取 “对义”和 “帖义”两种考试方法。“对义”即考生回答经义问题；“帖义”即采取掩盖经书前后两头，仅露中间一行，裁纸贴其数字，让考生默填被贴之字。对这种考试之法，蔡襄认为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很难体现考生的真才实学。在他看来，宋时取士，所谓制科，是博学强记者；进士科，是能诗赋、有文词者；明经科，是诵史无前例经而对题义者。三者得善官至宰辅，皆由此而来。这里就存在着科举制度本身与现实政治需要的种种矛盾和缺陷。蔡襄进一步指出，这种科举取士的片面性，导致许多优秀人才难以被及时发现，甚至还会出现高分低能之辈登科进仕。如不进行改革，难以“取天下之士，将以治民而经国耳”，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选拔出来的人才更不能“敦其行，欲以表风俗；试其才，欲以济成务。” （《蔡襄全集》卷21）

   为此，蔡襄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对科举取士问题提出了三项具体的改革措施:一是放宽设置学堂的规定，广开培养人才之路。这一条建议被朝廷采纳，据《宋史·仁宗记》，庆历四年三月，“诏天下州县之学更定科举法。”二是改革考试内容，选拨真正的人才。他主张变革重诗赋轻策论的惯例，以策论为主，但策论决不是引经据典地空发议论，而要有切中时弊的改革内容。三是采取灵活的考试方法，革除僵化教条。蔡襄认为当时的考试方法缺乏灵活性，呆板僵化。只能使考生死记硬背，无法考出应试者的真正水平，使 “真才”难以脱颖而出。尽管蔡襄改革科举考试的主张并没有被北宋统治者全部采纳，但他所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为后人展示了一条选才取士，培养人才的新途径。

   三、“任材以宜” ，“委之欲专”

   蔡襄认为，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对某一职务有宜有不宜。所以，要任其长避其短，方能人尽其材。针对当时用人大多数都是 “文词进”的弊病，蔡襄指出，除了宰辅大臣，要总理天下大事，需要多方面的才能外，其它各应使用各有的专长，做到知人善任，此乃用人至善之术。如庆历四年，宋朝廷任命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之事，蔡襄就认为不妥。他在《乞留欧阳修札子二道》中，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朝廷让欧阳修留任知制诰、知谏院一职，以发挥其才能。

   在使用人才方面，蔡襄提出了自己的又一独特见解，即主张对人才的使用要 “委之欲专”。蔡襄认为，人才对于安邦治国固然重要，但如果有了人才而不能很好地使用，那就等于失去了人才。他特别强调，要使人才久于其职，因为事业的成就，需要时间、过程，需要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久于其职，才能使优劣自然分明。同时，不要究吏之细过。任用人才，还应放手让其按自己的策略规划大胆行治，不要过多过细地指责而干扰其谋略，使其无所措手路，搅乱其长久之计。

   四、“裁汰冗官”，整肃吏治

   改革用人机制使人才脱颖而出是蔡襄人才观的又一重要内容。蔡襄认为，要摆脱北宋的危机，稳定宋王朝的统治，就必须对官僚制度进行整顿，对用人制度进行改革。北宋吏制之混乱，官僚机构之臃肿，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十分突出的。造成这种 “滥官满朝”的直接原因，就是北宋实行三年一迁的“磨勘法”和“恩荫”特权制度。所谓“磨勘法”即朝廷官吏，不管政绩、才能如何，混上三年五载，就可以照升不缺。所谓 “恩荫”，就是北宋朝廷给予封建官僚的一种政治特权，“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少者一人，多者数十人。不仅“恩荫”本朝的官员子孙，而且还荫及前朝的官员后裔。这种恩荫得官的用人政策，危害极大，既徒耗无穷经费，又竭民力以养冗官，也导致吏治腐败，官僚队伍庞大，甚至还压制和埋没人才。

   对此，蔡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种腐败的官僚制度和用人机制，如不加以改草，“为蠹实深”。他建议朝廷尽快废除“磨勘法”和“恩荫”特权，裁汰冗官，整肃朝政，澄清吏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在朝官吏人人砥砺廉偶，改变因循守旧的腐朽作风，收到兴利除弊之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襄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一套改革吏治的方案，而且在实践中带头贯彻实施。如至和元年 (1054年)，43岁的蔡襄来到了被历任官员视为“难治而易以毁誉”的开封府任知府。虽然在任不满一年时间，但他却不避权贵，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史称“襄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宋史·蔡襄传》）又如嘉祐元年 (1056年)，蔡襄初知泉州，“威惠并行，民畏而爱之”。（《泉州府志》卷10）严惩了贪赃枉法的晋江知县章拱之，“按以赃罪，坐废。”（《闽书》卷54）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坚持吏治改革的主张和付诸行动的决心，这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的改革，本质上是一致，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改变腐败的用人制度，来促进社会的进步。（林祖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