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大足县境北山佛湾第104号龛内，壁正中立一碑，面向西北，碑高3.79米，宽1.36米，厚0.34米。碑顶部正中直书刻两行篆文：“懿简公神道碑” ， 两旁刻蟠龙花纹装饰。碑文竖刻，楷书，分刻39行，每行51字。碑首第一行题：“宋故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上柱国、天水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懿简，赵公神道碑。”次行署款为“左朝散郎、试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撰。左朝散郎、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蔡京书，并篆额” 。末行题：“元佑七年五月癸未朔，二十五日丁未建。”因其字笔力遒劲，意气风发，古人称此碑为“蔡京碑” ，游人观者莫不交口赞美。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兴化军仙游县人。宋熙宁三年（1070）进士。曾五度拜相，权倾朝野，一直爬上鲁国公的高位。蔡京的书法，“初类沈傅师，久之深得羲之笔意，自成一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 。据蔡京季子蔡绦的《铁围山丛谈》云：“鲁公（蔡京）始同叔父文正公（蔡卞）授笔法于伯父君谟（蔡襄），既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苏轼）适    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未几弃去，学沈傅师。……及元佑末，又厌傅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沈着。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者。其后又舍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 可见蔡京在当时，实以书法擅重名。故宋朝的四大书法家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 之说。

   赵懿简是何许人也？《宋史》载：赵瞻（1015—1090年），字大观，谥懿简，陕西凤翔府（今陕西西安市周至县）人。庆历六年（1046）进士，累官同知枢密院事。着有《春秋论》、《史记抵牾论》、《唐春秋》等书。但碑言：“元佑五年（1090）三月丙寅，公薨。……诸孤奉丧       （周至），诏遣使护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茔。” 至元佑七年（1092）5月，始立“神道碑” 于赵瞻的墓地。

   那么，赵懿简是陕西周至人，他死后葬于故乡，其“神道碑”为何不存于故里，反而存于千里之外的重庆大足呢？对此，前人已有考证。如清朝人张澍《跋赵懿简公神道碑后》云：“懿简公之墓，宜在陕西。不知昌州（大足）何以有《神道碑》。且碑亦未言为昌州，或其子有为昌州守者，乞淳夫文刻于此，亦未可知。考蔡京于元佑六年知永康军，则其碑立于七年五月，宜在此时也。”

   着名史学家马衡在《古文孝经校释序》中亦以“赵瞻为陕之（周至）人。既曰《神道碑》，当树于墓前，瞻墓不应在此。而窟之上下，又无冢墓遗迹。意为范之门生故吏所凿，以志景仰者” 。

　　上述二说，各有偏颇。张澍之说，赵瞻之子乞得范氏墓文，不刻之于先人墓道，而刻之于己所官之地，于义无取。马衡之说，范氏着述甚富，其门生故吏，果欲纪念范氏，任取何文，均较取其谀墓之文，更为恰当。由于两人都拘泥于瞻墓应在陕西，不应在此，无墓而有碑，求其故不可得。而且，又偏重于从撰碑人范祖禹一方着想，不从书碑人蔡京方面去考察，所以真相难以明了。

   据史料记载：“崇宁元年（1102）九月己亥，立党人碑于端礼门。……时元佑、元符末，群贤贬窜死徒者略尽，蔡京犹未惬意，……籍宰执司马光、文彦博……赵瞻……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二年夏四月丁卯，诏毁司马光……赵瞻……十人景灵宫绘像。乙亥，诏毁范祖禹《唐鉴》，及三苏、黄庭坚、秦观文集。” 而在《双桥笔记》中更记载了蔡京兼毁元佑党人字画的轶事：“宋崇宁大观间，蔡京当国，设元佑党籍之禁，苏文忠公文辞字画悉毁之。政和中，建上清宝录，微庙每躬造焉。一夕，道士拜章伏地逾刻乃起，对曰：‘适至帝所，见奎宿奏事，良久方毕，臣始能达上。’帝颇叹异，问：‘奎宿何人，所奏何事？’曰：‘奏事不可得闻，此奎宿者，故端明殿学士苏轼也。’帝为之改容，遂驰其禁。”

   由此可见，蔡氏失势之后，元佑后辈，亦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扑毁其党人碑，并扑其一切所书之碑。又因蔡京之多行不义，民愤激昂，更群起而如火如荼，以搜扑其未尽之碑，以致蔡京书法一时俱灭，几无遗存者。故瞻墓原碑之毁，应与其它京所书碑，同在此时。

   据明人赵函《石墨镌华》云：赵函与赵瞻是同乡，他曾去周至城南四里赵瞻的墓地去观察，见赵瞻的“茔地为耕者侵占殆尽，碑扑而泐，仅有数十字可辨” 。但无法考证其是谁的手笔。“观其书法劲健，知书撰必非没没者。惜先达为邑志，不收其文，遂无可考，为之一概” 。

   所以，周至既有原碑，大足之碑当为复刻。原四川文史馆馆员、研究大足石刻专家陈老先生认为，大足北山之碑，是赵瞻的后人赵范所刻。“赵范为瞻之曾孙辈，复刻同时，在宋孝宗之世。其年党争已息，民愤亦平，范时适在昌州（大足），故出其原拓本与《古文孝经》，一并复刻于北山，其用意固在于不忍祖德之堙没，而京书亦得附托以传” 。

   此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今蔡京手书的碑刻存世稀有，在大足北山的这块“神道碑”是按京书手本直刻的，其书最真，是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