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蔡襄是古代莆田颇具影响力的名人之一，在莆田一般民众的眼里，他是忠直为民的良臣和留下历史公案的宋“书法四大家”中的一家。事实上，蔡襄的生活轨迹远不止于此，他人生的纵横面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在为官从政、研习书道的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伟大的农学专家，曾潜心研究荔枝与茶的种植，留下为后世所景仰的论著《荔枝谱》和《茶录》。

　　在浩瀚的历史进程中，蔡襄的书法当世评价、后代影响到底如何，他的学术论著又处于怎样的坐标位置，对那个时代的全国和祖籍地莆田是否有过直接的影响？本报本期推出专题《蔡襄的茶墨人生》，借由漳州籍书法家、文章好手柯少岩的文字，目的仍然在于“履行文化道义”，向海内外乡亲推崇宣扬作为书家、雅士的蔡襄的“茶墨人生”，同时呼应一下近年来逐渐走俏、为外界所认可的“莆田茶”，以寄予我们对人生修为及其莆田茶业发展的良好期望。

　　一

　　宋朝蔡绦《铁围山丛谈》载：“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由于宋王朝的历任帝王对茶的喜爱，茶业在宋朝走向了兴盛。据《宋史·食货志》、宋徽宗《大观茶论》、宋人熊蕃《宣和北苑茶录》及赵汝砺《北苑别录》等史料记载，宋代名茶计有90余种，而建州所产的北苑贡茶就有龙凤茶、京铤、石乳、的乳、白乳、龙团胜雪、白茶、贡新銙、试新銙、北苑先春等40余种，可谓集宋茶之大成，其中尤以龙凤茶最享盛名。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折点，在“与士大夫治天下”（文彦博）的政治环境中，宋王朝通过优礼政策、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士大夫“兼济天下”之志，士大夫投身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蔡襄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始他的宦海茶墨人生。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蔡襄（字君谟）出生于兴化仙游。童年时，他受到外祖父卢仁的严格教育，15岁参加乡试，18岁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第十名，时年19岁。天圣九年，20岁的蔡襄任漳州军事判官，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起用范仲淹为辅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此时，余靖、尹师鲁、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上任后不久，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申明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得到宋仁宗的认可。是年开始施行新政，蔡襄成为庆历新政革新阵营的一员。他在任职期间阻挡夏竦入朝为枢密使，劾退相吕夷简私邸预议军国大事，弹上相晏殊役使官兵修治僦舍，名震朝野。庆历新政的实施对于整顿吏治初见成效，同时也触犯了大官僚集团的利益，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尤以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甚嚣尘上，引起了仁宗的戒心。庆历四年（1044）九月，蔡襄企图阻拦陈执中入朝参政，作《乞罢陈执中参政》奏议，仁宗不听劝谏，政治的敏感性使他意识到政治气候将发生剧变，遂于十月以双亲年迈为由辞去谏官之职出知福州，这使他脱离了庆历革新的政治漩涡。他在次年写给韩琦的《海隅帖》中所说的“得请乡邦，以奉二亲”，其实是眼见新政无望，退而独善其身的无奈之举罢了。庆历新政仅仅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便宣告失败，主张革新的官员相继被逐出朝廷。范仲淹贬邓州、富弼贬郓州、韩琦贬扬州、尹师鲁贬郢州、欧阳修贬滁州……他们的荣辱掌握在执政者的手中，宦海之中浮浮沉沉，然而仕途的不幸却为他们的人生开启了另外一扇通向精神自由之门，因此有了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等不朽之文。

　　蔡襄于庆历七年（1047）自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之职，为他的人生搭架起新的平台。从此，他与北苑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茶史多了一位杰出人物，这也许是君谟自己所料不及的吧！

　　“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周绛《茶苑总录》）北苑是宋时著名的宫廷御茶园，所在地建州是北宋时期福建八大州之一，其人口户数仅次于福州、泉州，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遗址位于今福建省建瓯市东峰镇境内，以东峰镇裴桥村焙前自然村和霞镇村的凤凰山为中心区域，宋时称建溪、建安。因该园地处闽都北部，故称“北苑”。今位于裴桥村焙前自然村的林垄山坡上，有一面凿刻于宋庆历八年（1048）的北苑茶事纪摩崖石刻，它真实地记录了北苑的地理位置、御焙年代、官焙作坊名称，是北苑现存唯一的历史遗迹。是否为蔡襄所立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蔡襄任职期间改易丁谓大团茶制作工艺，造小片龙茶进奉宋仁宗，其质量精绝，得到了宋仁宗的称赏，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宾出而传玩。”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该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可见龙凤团茶之珍贵。

　　二

　　以文为诗，乃宋诗独特之处。蔡襄根据自己在北苑督造贡茶工作中的所见，写下了《北苑十咏》。诗作综述了北苑山水和贡茶采制品尝等盛况，吟咏斯文，仿佛把我们带进了这个宋代茶业的重镇，令读者身临其境，这仿佛是君谟专为后人怀想北苑盛景而作的。

　　《北苑十咏》是我们现在所见的蔡襄督造北苑贡茶时期唯一与茶有关的书法作品，写于庆历七年（1047）初，其时年36岁。该作通篇以小楷书就，充分展现了君谟早期的小楷书法风貌。虽然该作现存为拓本，缺少了墨迹本生动鲜活的意象，但作品笔致活泼，格调轻松，我们还是可以从作品中体会到君谟行笔之际心情畅快，毫无滞障。“溪涨浪花生，山晴鸟声出。”（《出东门向北苑路》）有溪、有山、有鸟鸣声。“灵泉出地清，嘉卉得天味。入门脱世氛，官曹真傲吏”。（《北苑》）泉水清冽，茶味纯正，使人脱离了尘世喧嚣的气氛，不必再为官场的阿谀我诈而心烦，生活在北苑这种优美的生态环境里怎能不令人心旷神怡，怎能不使君谟笔下生花？

　　据曹宝麟先生考，君谟此作本无署款识，帖后署“至和丙申六月望日，蔡襄”，与正文书体风致全乖，乃藏家作伪。且帖首钤“贞观”、“宣和”朱文印两方，皆唐朝年号，以宋人书作钤唐人印迹，可见作伪者识见之寡陋。

　　庆历八年（1048），丁父忧，君谟解职离任。他实际在福建转运使任上仅干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却是这短短的时间内使他以开明革新的姿态进入了中华茶史。而奠定他茶史地位的《茶录》一文终于在1052年诞生。

　　让我们先把目光延伸到1052年，此时的蔡襄在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任上。他鉴于“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茶录序》）于是年春， “辄条数事，简而易明”，著《茶录》二篇述斗茶法进献宋仁宗。该文从理论上总结斗茶的五要素：“一是茶叶选择，二是器具选用，三是注意水品，四是重视火候，五是强调注水比例。”（陈香白《中国茶文化》）这是对唐代煎茶法的更新发展，开撮泡法之先河，因此，蔡襄的这部《茶录》成为继陆羽《茶经》之后的茶学扛鼎之作。

　　如果说小楷《北苑十咏》为蔡襄远离朝班的心松情怡之作，那么《茶录》小楷则体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致。《茶录》是蔡襄献给皇帝的文字，所以通篇以小楷写成，行笔一丝不苟，以示庄重。《茶录》小楷墨迹也成为宋代最好的小楷作品，影响深远。

　　《茶录》藏稿在君谟任福州太守期间为掌书记所窃。君谟一生先后二次知福州，一为庆历四年（1044）十月，以亲老为由，乞领乡郡，授右正言、直史馆，初知福州；二为嘉佑元年（1056），以泉州任改知福州军州事，是年8月4日莅福州任。《茶录》藏稿被盗当为第二次任福州太守间，后来幸遇怀安县樊纪购得，“遂以刊勒行于好事者”，这是《茶录》的最早拓本，现已失传。因樊纪勒石本多舛谬，君谟在治平元年（1064）5月26日这一天，根据樊纪勒石本“辄加正定”，并为此写了后序，书之于石。

　　蔡襄曾多次书写《茶录》，刘克庄云：“余所见《茶录》凡数本，暮年乃见绢本，岂公自喜此作，亦如右军之于《禊帖》屡书不一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零五）《宣和书谱》也记载御府所藏正书《茶录》。可惜墨迹均不存，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即为蔡襄晚年重书付刻本和其它翻刻本。君谟正定之本应为宋蝉翅拓本，此时距《茶录》完稿十三年之遥，岁月蹉跎，距他死年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仅四年，可谓人书俱老，所以论《茶录》书艺当取君谟正定之本，亦即“宋蝉翅拓本”，其余翻刻本可存而不论。

　　宋蝉翅拓本为经折装，计八开半，每半开高21.8㎝，宽11.9㎝。现仅存序、上篇论茶及下篇论茶器中的“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等部分，凡八十二行，共七百七十四字。缺“茶罗”、“茶盏”、“茶匙”、“汤瓶”、“后序”五部分，及“方孚若家藏刘克庄观”九字题款。

　　蔡襄楷书浸淫晋唐法乳，苏轼对君谟的小楷倍加推崇，称：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跋君谟书赋》）

　　“本末”二字正道出了君谟小楷书法关键所在。观君谟大楷《谢赐御书诗表》、《颜真卿告身书跋》，其清劲有余，惜雄壮不足。小楷远法晋人，近取唐贤，符合宋人以晋为旨归的书学理想。宋蝉翅拓本《茶录》成于1064年，为蔡襄晚年精心之作，正是书艺炉火纯青之时，距1052年《茶录》初稿已十三年，距1047年《北苑十咏》有十七年之遥，风格差异，泾渭分明。明书法理论家丰坊以为君谟“小楷窘于法度而乏风韵，”（《书诀》）诚失察之言。审是帖，结字劲实端严而不失飘逸，笔意开展清瘦而不失厚重，淳淡婉美，珠圆玉润，融魏钟繇、晋二王、唐虞（世南）颜（真卿）为一炉，允为君谟平生得意之作也。同时，蔡襄在对晋人书的思想认识上也获得了极大的超越，云：

　　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清左因生《书式》上引）

　　蔡襄的认识达到了同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对风韵的追求终于在《茶录》书迹中得到完美体现，置之晋唐小楷左右而无愧。

　　此拓本传至清代，更为文人宝爱。嘉庆十八年（1813年），藏家吴荣光与翁方纲同观此帖，为弥补残缺之憾，翁氏据《绢本茶录》补临完善最后二开半，并赋诗一首，云:“道眼凭拈色香外，书髓那必虞颜参。”可谓一语中的。黄炳堃更把《茶录》推到与王羲之《黄庭经》并论的地步，云：“君谟北宋首名家，小楷真无可指瑕。除却换鹅经一卷，是谁胜似录龙茶。”

　　如果说《北苑十咏》、《茶录》两件作品无墨迹本之生动鲜活，那么他的行书尺牍作品则可以满足我们对墨迹心理上和视觉上的需求。

　　三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皇佑二年（1050）。

　　皇佑二年末，蔡襄三年守孝期满，服除。朝廷以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为召。同年十一月他从老家仙游出发，于翌年约农历二月抵杭州，逗留两个月。农历四月初，君谟继续北上汴京。离杭之际，适逢冯京自荆南通判御任还朝，途经杭州。他给钱塘好友冯京留下书信《思咏帖》，道：

　　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屯田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

　　“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 建安斗茶以白茶为上，王、游二氏皆建溪壑源产白叶茶之园户。斗茶亦称“茗战”，贡新之前以斗试而品第高下。“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斗茶输赢的结果对于茶家来说事关重大，王家白茶输于游闰家，蔡襄对这场斗试的结局深感意外，直呼“大可怪也”，并郑重告知好友。收信者冯京（1021—1094），字当世。君谟临行赠当世大饼及青瓯。大饼即贡茶大龙团，因制饼模具中有龙凤图纹而得名，每斤八饼，为丁谓所创。青瓯是浙江龙泉青瓷茶瓯。两者均为极珍物，此可见君谟与当世情谊深厚。信中所云“唐侯”，即唐询(1005—1064)，字彦猷，宋钱塘(今杭州)人。皇佑二年五月，“徙江南西路转运使、工部员外郎、直史馆唐询为福建转运使。”（《续资治通鉴长编》）彦猷应为君谟的继任者。史载唐询能书法，“笔迹遒媚，非精纸佳笔不妄书” ，与君谟为翰墨知己。当世与彦猷俱为当时士流，尺牍虽寥寥百余字却生动表现了他们对“一春之盛事”斗茶的关注，对王游两家斗茶以游家告胜而感诧异的关切之情，可知斗茶已风靡宋代士大夫阶层。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范文正公在新政失败后，优游山水之间，赋《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赞斗茶之妙，云“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诗作想象奇特，文笔瑰丽，堪与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相媲美，后无来者。

　　《思咏帖》为纸本，纵29.7厘米，横39.7厘米，凡十行，共107字，草书间偶杂行体，行笔轻灵洒脱，墨色温润，字字独立而笔意相连，偶有牵丝更觉流畅，如山涧细泉。此帖谋篇甚有意味，前八行为一组，余下两行另起一组，缩小字迹，更为疏朗。通篇言茶事而不落“茶”、“茗”只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可见君谟文笔风流。

　　夏日即将到来，春风尚和煦，君谟离开杭州后途经临平、崇德、嘉兴，到达无锡已是四月底了。号称天下第二大泉的惠山泉就在无锡，恰逢这一天白昼周遭静寂，清风徐徐，庭院的树枝随风摇曳，这真是一个天造地设，绝佳的品茗环境呵。君谟当然不会失去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在品茗后用诗句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

　　此泉何以珍，适与真茶遇。在物两称绝，于予独得趣。鲜香筋下云，甘滑杯中露。当能变俗骨，岂特湔尘虑。昼静清风生，飘萧入庭树。中含古人意，来者庶冥悟。（《即惠山泉煮茶》）

　　水对于茶家的重要性亦如笔墨工具对书家的重要性。宋人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有一则蔡襄与苏舜元比试茶艺的记载，君谟选用的茶精于才翁，但君谟用的是惠山泉水，才翁则选用了天台山的竹沥水，结果才翁胜了君谟。成为千古佳话。

　　皇佑年间是蔡襄政治生涯的顶峰，经历了庆历新政的政治颠簸，在野八年，旋又受到仁宗眷顾委以重用，也是生平快事之一。这一时期的作品艺术高度达到了一生之中的极至，产生了三件重要的茶帖，除了前面提到的《茶录》之外，还有以下两件。

　　《自书诗帖》，为素笺本，乌丝栏，纵28.2厘米、横221.1厘米，凡73行，共884字。蔡襄于皇佑三年（1051）9月抵京，10月后择沿途所成诗赋五言、七言计十一首书成一卷，呈示欧阳修过目。开篇行笔为行楷，一丝不苟，不离鲁公行法，至后三首渐为行草，最后一首书《即惠山泉煮茶》，结字开张略右倾斜，字字独立而映带左右，笔势飞动飘逸，点画婉转精美，清健圆润。该作为君谟平生少有之长卷，亦中年之佳作。卷尾有宋、元、明、清及近代共13家题跋。鉴藏印记：“贾似道印”、“悦生”、“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保之”、“武岳王图书”、“管延枝引”、“梁清标印”、“焦林”及清嘉庆内府诸印。《珊瑚网书跋》、《吴氏书画记》、《平生壮观》、《石渠宝笈三编》、《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壬寅销夏录》等都有著录。

　　《精茶帖》也称《暑热帖》、《致公谨帖》，纸本，行书，纵23厘米，横29.2cm，凡9行，共68字，约写于皇佑四年(1052)六月。《精茶帖》布局方法与《思咏帖》有异曲同工之妙。蔡襄在这件尺牍里结体宽博端严，笔势沉稳厚重，融王羲之和颜真卿书风于一炉，充满妍丽温雅气息，充分地展示了书家对王颜二家书风的深刻理解。

　　此帖为君谟致太尉李公谨三帖之一， 云：

　　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几何?欲托一观，卖者要百五十千。

　　李为太宗驸马李遵勖次子李端愿。此帖不以太尉相称，可见两者之间亲密无疏。

　　四

　　文人士大夫社交圈的形成离不开文人们的种种雅趣，而蔡襄得以在这个圈子里优游自得正赖于自身出色的书法和茶道文化。但是他对书法应酬还是很惜重的，不轻易为书，能得到君谟精心之作的也不过欧阳修、梅尧臣、韩琦等人而已，即使是仁宗命书《温成皇后碑》，君谟也以“待诏之所职也”为由力辞之。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在这种文人酬唱交流中，彼此不惜以珍品相赠。嘉佑八年，欧阳修求君谟书《集古录序》如愿，面对这不菲的序文，欧氏慷慨以鼠须粟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赠君谟，君谟欢心笑纳，以为“太清而不俗”。并于次月将唐询所赠青州红丝砚及团茶转赠欧氏。以上诸物非常人所能有，以上诸举更非俗人所能为。在这种往还酬答的形式下蕴涵其间的是文人意趣，其超越理法的束缚，似乎可导后来者东坡、山谷、元章尚意书风之先河。

　　蔡襄创小龙凤团茶，着《茶录》，以开明创新的积极姿态进入中国茶史，推动宋代茶业的发展。但他在书史上的遭遇则颇为尴尬。宋代以尚意书风著称于书史，论宋代书史必言苏、黄、米，蔡襄虽位列宋四家但仿佛是种摆设而已，其位列四家亦成千古公案。

　　北宋初年，经过了五代十国的战乱，经济颓弊，百废待兴，书法秩序混乱。欧阳修与蔡君谟论书云：

　　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耳。《欧阳文忠公文集》

　　此时的书法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已远离盛极一时的大唐气象，更缺乏与前贤一较高下的雄杰。面对这种书法环境，蔡君谟力主书学晋唐，行、楷书齐头并进，以儒雅洒脱的晋唐风度，扎实完美的艺术手法成为宋初唯一的大师，为尚意书风的到来拉开了序幕。在这个书法群体中自然标格独出，被欧阳修称为“独步当世”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一个人在相同的历史时空，面对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所呈现出的保守与维新的姿态，致使后人对他的评价也不一致。

　　后世对蔡襄书法的评价毁誉参半。黄庭坚以为“君谟书如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豫章先生遗文》卷十）米芾评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惟独东坡对待蔡氏的态度与黄庭坚、米芾完全相反，赞誉频频，兹录数条：

　　天资独高，学识亦至，当为本朝第一。《东坡志林》卷八

　　余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东坡题跋》卷四《跋君谟<文赋>》

　　东坡甚至不惜同道的质疑而将蔡襄推至与二王并行的地位：

　　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议君谟书；设使欧、虞、褚、薛复生，仅可与之比肩，未可轻议也！董史《皇宋书录》卷中

　　怪不得黄山谷对他发出质疑：“蔡君谟行书，世多毁之者。子瞻尝推宗之——此亦不传之秘也！”（《豫章先生遗文》卷二十九）其实君谟并非不悟创新之重要，他尝言“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乌足道哉！”（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七三《跋蔡君谟<茶录>》）等自己明白书法需独辟蹊径时，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眼界的局限，这不能不说是君谟毕生莫大的遗憾。

　　东坡在对蔡襄书法推崇备至的背后，对他创小龙凤团茶的创举却不无嘲讽，有《荔枝叹》言：“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这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心理现象。

　　无论毁或誉，蔡襄作为茶学史和书法史上的一代大师，是无可争议的，其茶论书迹的艺术价值将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