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阳奉阴违，蔡京80岁高龄也要做官，连贬崇信、庆元军节度使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蔡京是兴化军仙游县人，他的死，不能不引起兴化军教育的变化。

　　首先，批判的武器闪亮登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批判的武器，用于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诸如解决路线、方针、政策等。它的特点是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蔡京死了，是怎么回事？对于大宋来说，是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要向人民交待好。但是，宋钦宗却不讲理，所以败得很惨，是个反面教员。高宗兴，发布安民告示，坚持熙丰新法，蔡京后继有人。批判宋钦宗错误，成为了那时的特色。批判的成果，一是表现在宋高宗登基宣布的施政方针政策上，一是表现在坚持蔡京新法，如恤民制度等方面。

　　批判，就要讲道理，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对此，兴化军学、县学，不能不关心，认真分析，明辨是非，对学生负责，对未来负责。只有这样，才能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例如，蔡京为莆田木兰陂建造出力是为国，还是为莆田，还是别有用心？早就有着形形色色答案。方天若在《木兰水利志》说：“陂成而溪流有所砥柱，海潮有所锁钥；河成而桔槔取不涸之源，舟罟收无穷之利。陡门涵泄立而大旱不虞漏巵，洪水不虞沉灶；赡陂田设而巡护不食官帑，修治不削民脂......由是莆南洋田亩万有余顷，藉以灌溉，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林大鼐写于开禧元年（1205)的《李长者传》说：“兴化军储才六万斛，而陂田输三万七千斛，南洋官庄尤多。民素苦歉，由此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篓人，皆为高赀富户。”他俩都认为，莆田木兰陂建成以后，南洋平原成了国家的大粮仓。文风好，一步到位。所以，蔡京是宋代的战略家，他是从备战备荒的高度来认识这一水利工程的。因此，范仲淹、王安石、蔡京是宋朝中期三大政治家。别的说法似乎也有道理，但是，却经不起推敲。

　　而且，宋代莆田人民还为这个战略工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方天若说：“盖经始于熙宁之八年（1075），完功于元丰之五年（1082），计钱约费百万余缗，计田约毁四千余亩，计佣四十余万工。”所以，元丰五年（1082），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家没有花一文钱的高标准、高质量的莆田木兰陂竣工，显示出了王安石变法时代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首创精神。

　　但是，别有用心的人却颠倒是非。《宋史》说，大观四年（1110年）五月，彗星又出现在奎娄间，御史张克上疏，论京辅政八年所做坏事几十件，甚至连莆田木兰陂的建造也是蔡京的阴谋诡计，“托言灌田决水，以符兴化之谶法”。（《蔡京传》）

　　又例如，蔡京死了，他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还要不要继续贯彻执行？历史的结论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钦宗败，高宗兴，便是历史的见证。这是因为撕毁澶渊之盟的不是蔡京，而是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四月，宋金相约灭辽分土；六月，蔡京去相。蔡京变法时期是宋朝中期经济改革成就的最高峰。但是，灭辽分土却让大宋日益走向贫困，人民负担加重，面临亡国的威胁。1125年底，宋钦宗上台。他要是能利用这个机会，纠正宋徽宗的失误，继续走富国强兵之路，那就一定会继往开来，再创辉煌。但是，他却把蔡京作为替罪羊。

　　后来，宋高宗就不一样，这里以蔡京任相时推行之恤民政策来说明。据明弘治《兴化府志》记载，那时有三样恤民政策被后人所传承。一，赈济之典。“宋有常平仓、社仓、义仓。国朝洪武初有四仓。所谓四仓者，酌量道路远近，以便赈济而设也”。

　　二，养济之典。“宋有安济坊、安养院（在望京门外），俱崇宁、大观间（1102-1110年）建，以收恤疾病窿老之人，为德至渥。莆田县南有仁寿庐，庆元（1195-1120年）初知县廖德明建，凡道路来往疾病之人，皆取给焉”。

　　“元改安养院为养济院，即宋旧址为之。

　　“洪武十八年（1385年），因旧养济院重加修理。弘治六年（1493年），知府王弼迁建于肃清门外郡厉坛之右。厅堂悉依旧制，而房舍视旧加多，且极洁静，孤老就居大悦。每月照例人给米三斗，柴九十斤。每岁寒暑布各一匹。死给棺一具。”

　　三，收葬之典，始于宋朝崇宁二年（1103年），“诏以不毛之地为之”，以掩埋那些无人认领的尸骸。兴化军奉诏立于广化寺之西冈。明代莆田县二所：一在南厢筱塘山之原，宋朝绍熙元年（1190年），知军赵彦励创建，明朝正统十一年（1446年），主簿唐礼修；一在东厢太平山，周围一十亩，弘治八年（1495年），知府王弼创建。

　　恤民政策，是国家亲民、爱民路线的具体表现；宋高宗做皇帝时坚持了，说明他是中兴之主，从此，蔡京事业后继有人。

　　再例如茶叶种植，宋徽宗时比以前有了发展，全国每年课茶2400万斤左右；宋朝后期，仅成都路和利州路两个路，年产茶叶就达到2100万斤,接近过去全国每年课茶的数量。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蔡京茶法后继有人。到了明初，明太祖实行茶马贸易，把茶叶作为交换军马的战略物资。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农工商并重法实在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发明。蔡京于1070中进士，后来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和传人，有50多年的历史，很不简单。

　　宋金战争（1126-1141）长达15年。1127年宋徽宗和钦宗为金兵俘虏北去，宋高宗于次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发表施政方针，要继承和发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尧舜禹之道。对王安石新法仅仅“停罢青苗钱”，其他不提，这就等于他基本上肯定了王安石新法，经济上继续实行农工商并重方针政策。这是在发表宋朝中兴宣言，让全国上下有了个共同奋斗目标。之所以宋朝后来由弱变强，是因为批判的武器在发挥作用。拙作《宋金战争时的兴化军父母官》说：“在江浙一带、在全国许多地方社会大动乱的宋金战争时期，兴化军郡县父母官坚守工作岗位，为造福一方做出了贡献，为莆田文献名邦锦上添花。”这是很不简单的。在那时，最能考验一个人，最能考验一个部门，最能考验一个地区！由于批判的武器闪亮登场，兴化军父母官坚守工作岗位，政治、经济、教育诸方面都取得较好成绩。这叫做兴化军干群用批判的武器救国，保一方平安。

　　其次，龚茂良用批判的武器救主，让大宋转危为安。这是蔡京死后，兴化军教育发生可喜变化的典型一例。

　　龚茂良，宋兴化军莆田县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宋史》说：“张浚视师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靖康之祸，在于致疑。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除监察御史。”

　　“景德之胜”即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当机立断，派人和辽谈判，于十二月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宋、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靖康之祸”即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面对金军犯境，不是效法宋真宗带领精兵良将亲征，决一死战，狠狠打击来犯之敌，而是视敌如虎，一味求和，老想逃离东京，缺乏信心，最终败得一塌糊涂。幸好北方人民自发组织义军，到前线抗敌，保家卫国，打得金兵丢盔弃甲，最后擄走徽钦二帝，逃离东京。眼看就要灭亡的宋朝从此起死回生。

　　1163年，在宋孝宗北伐战争失败、人们信仰动摇，人心惶惶之时，龚茂良大智大勇，提出了“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之决策。在那时，许多人称徽、钦二帝是“二圣”，而龚茂良却第一个站出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批判了宋钦宗军事上错误，及时挽救了宋孝宗，使他不再重犯错误，继续走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之路。龚茂良决策有功，由吏部郎官，升为监察御史。

　　接着，他又清算了徽钦二帝政治上错误，进行国家政权建设。他指出：“‘崇、观、政和，小人道长，内则憸腐窃弄，外则奸回充斥，于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阙。今进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哗然，指为此辈。臣愿先去腹心之疾，然后政事阙失可次第言矣。’内侍梁珂、曾觌、龙大渊皆用事，故茂良及之。迁右正言。”

　　据郑秋鉴、吴松江《蔡京史事年表》说：“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蔡京死后42年，蔡京骸骨由潭州（长沙）迁葬仙游连江里（枫亭）埔缝村。”这显然是宋孝宗办的好事，否则，谁敢出这个主意？！究其原因，是因为龚茂良那时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国家政权建设阶段，不把小人从文武官员中清除出去，后患无穷。所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迁葬的意义就在这里。

　　其三，近水楼台先得月，瑞云山下出三元。

　　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间，古籖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年）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年）科郑侨，壬辰（1172年）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求。’洵佳话也。”郑侨，字惠叔，廷试时有司奏郑侨策论第二，孝宗阅卷后认为文章立论奇特，因而名列为第一，即状元。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查，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蔡京死后，兴化军学教育发生变化，学生写论文，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富有战斗力。那时，地处边远山区的兴化县学受到影响，大放“卫星”，七年之中三次夺冠，出了三个状元，闻名天下。

　　与此同时说明，宋孝宗办事认真，是中兴之主。龚茂良进言，宋孝宗听得进去，是因为他好读书，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殿试，也是这样，阅卷认真，严格把关。所以，瑞云山下出三元，文风、学风都是第一流的，这是受到宋孝宗肯定的。这说明，蔡京死后，兴化军教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策论，源于1043年庆历新政（三）精贡举，改革贡举制度，重视明经人才培养，精益求精。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门槛高了，要求严格了，国家才能通过开科取士，得到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很显然，瑞云山下出三元，是因为宋孝宗认真贯彻执行1043年庆历新政（三）精贡举。否则，不用说二元，连一元都别想！从中可以看出，庆历新政到了宋孝宗时，已经100多年了，还灵得很！它的诞生让宋代优秀人才辈出，蔡京、龚茂良、郑侨等人，正是通过“精贡举”走出来的。

　　司马迁在《史记》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写屈原历史，懂得实地考察，叙说屈原对后人的影响。脱脱写《蔡京传》，却不知道蔡京的事业后继有人，也不知道叙说宋孝宗弘扬祖德，无限热爱蔡京，在仙游县创建蔡京宰相墓，让蔡京荣归故里，扬宗耀祖这一历史的见证。宋钦宗害蔡京，宋朝衰败；宋孝宗爱蔡京，宋朝中兴，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脱脱要是向司马迁学习，去宰相墓那里默哀，缅怀先烈，《蔡京传》就会写得特别感染人。“前人栽树”，披荆斩棘；“后人乘凉”，懂得来之不易，为之歌功颂德。这是史家应该做的事。所以，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历史好就好在有着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为人们主观意志所转移。在宋代，宋钦宗败，宋高宗兴，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前人治史一旦失误，颠倒是非，后人就可以通过批判的武器，摆事实，讲道理，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