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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中的仙游县枫亭是一个充满历史传奇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当地最古老的历史民间传有何氏九仙“结枫为亭”而得名，一开始就充满传奇色彩。所以，这一方山川地理与风物人文之美的山水，千年至今总是延续着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彰显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文化张力，人文灿烂，风华悠悠，让人惊叹不已。
但是，此地又是历史迷雾弥漫之处，其中北宋宰相蔡卞谥号文正，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然而转眼间却又成了《宋史》的奸臣，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近段时间，本人在网上看到一篇《蔡卞谥号文正 怎为宋史奸臣》一文，引发我的好奇与深思。喜欢刨根究底的我，很想知道蔡卞这先褒后贬所产生的巨大历史反差的缘由以及真正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我欲通过稽考史料，衡量是非，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回到历史现场”,希望识得庐山真面目，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蔡卞。以下略作探讨。
（一）
蔡卞（1048—1117），字元度，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湖(今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东宅村)人。北宋大臣、宰相、书法家，徽宗朝宰相蔡京之弟，改革家王安石之婿。熙宁三年与蔡京同登进士，绍圣四年（1097）擢尚书左丞。官至枢密院事。徽宗时，加观文殿学士、检校少保。政和七年卒，年七十。谥文正。高宗即位，追责为宁国军节度副使，绍兴五年（1136）又贬单州团练副使。这是他一生的简历，简之又简，只能一斑窥豹。实际上，通过研究蔡卞的一生可知他还是有许多可赞之处。
蔡卞少年时代就有远大志向。蔡卞生长于书香门第，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其父蔡准景祐元年（1034）中“张唐卿榜”，为官有政绩。据苏轼《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说明其父曾与苏轼游玩西湖并和诗，交游甚欢。蔡卞小时聪颖敏悟，就读于家乡枫亭塔斗山青螺草堂（后易会心书院），能把《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倒背如流，勤读经书，以才华出众，名闻乡里。蔡卞长得一表人才，丰神俊伟，且秉性旷达，志存高远。他经常以临川先生介甫(王安石)名言“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自勉，且涉猎广泛，学识渊博，凡史籍方志、诸子百家、国家法典无不浏览殆遍，且触类旁通。幼时与其兄蔡京游太学，满腹经纶，俊才驰名。
初出茅庐的蔡卞在地方官任上初露锋芒。宋熙宁三年(1070)，蔡卞随其兄蔡京同赴汴京应省试，兄弟同擢叶祖洽榜进士，初授江阴主簿。当时正值朝廷在地方推行免役法，地方保守势力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对于新法，要么拒不执行，要么阳奉阴违，新法推行受阻。得益于他师从学王安石并受其新学思想的影响，他一上任就帮助县令推行新法，旗帜鲜明地采取各种措施同保守派作斗争，并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学校制度，既为新法的推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从中锻炼了自己的政治才干，亦为其后的革新变法打下了基础。蔡卞为政爱民，还与江阴大富豪顾新元等守旧派展开斗争，开仓借粮，赈济难民；对富商大贾操纵粮价，高利放贷予以打击。鼓励百姓“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参与疏渠浚沟，兴修水利，开辟荒田，利于农业生产，颇有政声。
年轻有为博古通今的蔡卞，其学识和为人得到皇帝的赏识。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被张璪举荐升迁为中央担任国子监直讲。这个职务按规定须年满四十岁以上，有老成之器，堪为监生表率者担任。此时蔡卞才二十二岁，可见其学识渊博。元丰四年（1081）十月，蔡卞为崇政殿说书，罢知谏院。崇政殿说书，宋代官名。宋仁宗时设置，负责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备顾问。元丰五年（1082），他先后试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起居舍人，官名，宋制有“起居郎一人，掌天子言动”，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并记录皇帝所发命令。该官职不高，但地位相当显赫，相当于皇帝的首席秘书，且是用来培养未来宰相的重要岗位之一。蔡卞担任的国子监直讲与崇政殿说书职务，说明神宗看重他的学识。而被选任起居舍人，说明神宗看重他的行事作风与德才兼备。
蔡卞进入中央任职是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无论在史官还是谏官任上都能够体现出非凡的能力和正直的人格，深得宋神宗的赏识。经过多个虚职的磨炼，元丰七年（1084）十月他出任比较有实权的京官给事中，仕途升迁顺利，成为朝廷高级官员。后来的敕书对他有“具官蔡卞，奋由文艺，久践台省，欲效才实之美，自诡民社之政”与“文华之美，发自早年”的评价。
入朝为官的蔡卞表现出正直敢谏的从政风格。由于他本人的努力与宋神宗的青睐，他先后担任过国史院编修官、崇文院校书、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同知谏院等职，身兼数职。特别在短短一年多的谏官任上，他的表现可圈可点。《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记载他弹劾的几例典型案例：一则是对不称职庸官马申的弹劾，另一则是对“扬州燕饮，所为不检”的品行有问题的官员王仲修的弹劾，再一则是对结党营私的官员蔡硕的弹劾。其中所弹劾的王仲修与蔡硕，前者是当朝宰相王珪的亲生儿子，后者是当朝宰相蔡确的亲弟，与蔡卞有“宗族之契”，他却不避权贵，不庇宗亲，直言敢谏，毫不避讳的进行弹劾。张璪曰：“卞识义理，诚如圣谕。”他还提醒神宗防范臣僚朋党，连神宗都说他“其人有守，必不肯比附”。[1]他刚正不阿的从政风格可见一斑。
蔡卞一生勤政为民，受到百姓的广泛爱戴。宋神宗病逝，变法受挫，蔡卞贬为地方官，开始了八年的地方官生活。此时的蔡卞并不自暴自弃，而是以一个政治家豁达的胸襟对待这种挫折。他不管在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州县，还是夷人聚居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他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政绩卓著。他主政广州，有一年春天，疫疠大肆流行，他用医助教王士良的钩藤散治愈当地疫疠之事。可见他所到之处，都尽忠职守，很好地履行了一个父母保一方平安的职责。以至于政见一向偏向于旧党的苏轼所撰的《蔡卞知江宁府》制词有：“才力之优见于治郡；宣城之政数月而成”[2]之句，客观地评价蔡卞的政绩。
他为官具有清正廉洁的美名。出知广州时，当地宝物繁多，但他为官廉洁，一无所取。等调到越州，蔡卞因政声卓著，夷人知他清廉要离开，就用蔷薇露洒在衣服上的最隆重的礼节为他送行。这就是《宋史》记载的：“广州宝具丛凑，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蔷薇洒衣送之。”[3]他的美名还传到了辽国。哲宗即位后，蔡卞升任礼部侍郎。他出使辽国，辽人“颇闻其名”。恰巧蔡卞染上寒病，辽国的接待者受命用白驰车拉他，并说：你乘坐白驰车，是特殊的礼节了。蔡卞受到辽人的尊敬，不辱使命。尽管其后有人攻击他的种种不是，但对他的清政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与其兄蔡京的贪婪有着本质的不同。自古以来，廉与贪是评判忠与奸的标准之一。有人认为，他的清政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岳父兼老师王安石的言传身教。
蔡卞是北宋新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北宋新学学派是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儒家心性之学,是当时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对宋代和后世的经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北宋新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安石、蔡卞、陆佃三人。三人是北宋著名经学家,在《诗经》名物学方面有着深入透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为《诗经》学研究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
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其思想穿越千年，但犹如空谷梵音，知音稀少，而蔡卞就是知音之一。王安石新学的核心著作《三经新义》就是王安石与王雱、蔡卞、沈括等人合著，为王安石新法的推行从儒学经典中寻找和阐明理论，是推行变法的理论武器，其中《书新义》、《诗新义》分别由王雱和蔡卞执笔。《四库全书》经部还收入蔡卞所著《毛诗名物解》一书。在该书中蔡卞将王安石《字说》和《诗义》中的经义理念运用发挥，与王安石的变法理念、人生哲学、伦理观念一脉相承，代表着北宋新学学派在《诗经》名物学史和宋代《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故后世认为他是王安石新学的主要传承人之一。[4]
蔡卞积极筹划“开边”，收复失地。哲宗绍圣三年（1096），蔡卞积极参与谋划收复河湟地区，史书记载：“卞素不知边事藩情，又与惇议论多异，独于此助惇甚力。”[5]此次“开边”，夺取了天台山、横山一线的主要地利，确立了新的疆界，成果颇丰。元符三年（1100），司马光执政，旧党反对“开边”，再次放弃了大量来之不易的“开边”政策，实行妥协退让政策。崇宁元年（1102），由于蔡卞担任枢密使，主持军务。蔡卞力主将旧党放弃的地区收回，因此他被朝廷委以统筹“开边”的重任。蔡卞不负重托，战果显著。收复失地成为变法派的一大政绩，对北宋政治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蔡卞因此褒奖为金紫光禄大夫。
蔡卞是一位书法大家，备受“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推崇。史载他“自小喜学书，初学颜行，笔势飘逸，但圆熟未至，故圭角稍露，其后自成一家。亦长于大家，厚重结密，如其为人。”蔡卞“颇得笔法”，书法圆健遒美。《宣和书谱 》称其：“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圭角稍露，自成一家，亦长于大字。”[6]《雪意帖》是其行草代表作，其入笔不一，丰富自然，各取其态。笔法纯熟，撇处可见王羲之笔法。结体随字而不一，但都神采奕奕。据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记载，蔡京有一次问米芾，当今能书者有几？米芾回答说：自晚唐柳公权到蔡氏兄弟。虽说米芾对蔡京可能有谀颂之词，但他对蔡卞推崇备至，赞誉极高，能够跟晚唐柳公权相提并论，蔡卞的书法自有大家之态。明安世凤《墨林快事》称其书云：“卞胜于京，京又胜于襄。”此论说明他的书法更在蔡襄、蔡京之上。可是“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可见，在历史的长河中难免有明珠遗落的憾事，但正是这种遗憾，又为人们重新研究发掘蔡卞的书法历史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
蔡卞有两个特殊的身份：一个是王安石的女婿，另一个就是蔡京的弟弟。他与这两个人的特殊缘份，对他个人不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是影响巨大而且深远。
一、蔡卞与王安石的关系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自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是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年轻时，就以天下为已任，有“矫世变俗之志”。中进士后多处为官，皆有政绩。他面对北宋王朝当时面临的内外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提出通过变法改革达到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熙宁年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实行大刀阔斧的变法。他所制定的新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又增强了国防力量，史称“熙宁变法”。但由于侵犯了皇亲国戚及既得者的利益，新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旧党”的激烈反对，王安石也先后两次罢相，最后黯然神伤地退守江宁。宋哲宗元祐元年，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任宰相，旧党复辟，他们把王安石新法与新学废之殆尽，完成了所谓“元祐更化”，王安石就在这一年忧愤而死。
王安石是蔡卞最亲密的导师，而作为学生的蔡卞倾心新学，受其深刻影响。宋嘉祐八年（1063）秋季，王安石母亲逝世，王安石离职回江宁(又称金陵，今南京)居家丁忧四载，曾兴办书院。王安石以博学多闻名重天下，学术与人品极佳，收徒讲学自然有许多学生慕名而来。蔡准其时在江苏一带当官，便安排次子蔡卞到王安石门下学习。当然，蔡卞也希望拜王安石为师，以求在科举道路上旗开得胜。王安石看到自己的学生蔡卞天分极高，勤练书法，大器早成，便倾其所学，对其耳提面命。蔡卞师从王安石传习新学，学而得时，进步神速，并得王学真传。《宣和书谱》说：“初王安石镇金陵，作《精义堂记》，令卞书以进，由是神考（宋神宗）知其名，自迩进用，多文字职。”[6]可以想见，此时王安石爱国为民变法图强的新学思想已深深地在蔡卞心中扎下根来。
王安石对蔡卞这位高足很是欣赏，在他高中进士之后，最终成了王安石的乘龙快婿。蔡卞妻子颇有才气。王安石有诗句“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还有《寄蔡氏女子》二首，诗中有“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等思念女儿句子[7。南宋中期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说：“蔡卞妻（封蓬莱县君），王安石女，颇知书，能诗词。蔡有国事，先谋之于私第，然后宣之于朝堂。时执政相语曰：吾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7]虽为讥讽蔡卞之语，但可看出这个蓬莱县君确实巾帼不让须眉，有一定的政治才干。
而在实际生活中，蔡卞是一个有情有义恪尽孝道的好女婿。蔡卞对岳父、岳母尊敬和照顾有加，且王安石儿子王雱早逝，王家事大半由蔡卞操办，这大大超过了“女婿半子”的程度。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在感情上对蔡卞依赖有加，这从王安石的诗作《示元度（营居半山园作）》、《江宁府园示元度》与《怀元度四首》中可以看出对蔡卞的关怀思念之情。其中“思君携手安能得，上尽重城更上楼。时独看云泪横臆，长安不见使人愁。”的诗句，让人感觉到一个年迈老人对在外游子的殷殷期盼之情，感情真挚。蔡卞也常回家看看，并数次受神宗委托前往探视和议事。丈人病中医疗及身后丧事，皆是蔡卞主持，丈人死后蔡卞又把岳母吴氏接到自己家中终养。蔡卞对王安石，实际上己尽儿子之责。
“元祐更化”之后，守旧派牢固掌握朝政后，“旧党”内部因人事的倾轧和政见、学术主张的分歧而分化为具有地方色彩的几个小集团，内部交讧，一场混战，史称“蜀洛朔党争”。这个阶段，蔡卞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担任宣州知州，后转江宁府，历任扬、广、越、润、陈五州知州。这时丈人王安石已逝与自己被贬，是他人生的低谷。但是，他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所到之处，勤政爱民，均有政声，受到民众爱戴。这说明蔡卞继承与发扬王安石变法之志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所以他韬光养晦等待“春风又绿江南岸”。
绍圣元年（1094）三月的进士试，标志着宋哲宗绍述新政的开始。蔡卞在学术和思想方面深得王安石的真传,被王安石视为自己的继承人,蔡卞自己也一直以此自称。此时，哲宗“绍述”时期是蔡卞政治上的顶峰阶段，此时的蔡卞正当壮年，政治上也相对成熟，他主要继承王安石变法并开始拨乱反正的政治活动便拉开了序幕。
首先，他在文化教育领域方面作为继续变法的首要政治实践。他把王安石的《字说》进行整理，刊印成册，广泛颁布。他还重新把《三经新义》作为学校的官方教材来教学，并努力恢复以通经义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这个重任基本是由蔡卞一个人主持完成的。有史料记载为证：
章子厚（惇）在相位，一日国子长贰堂白：《三经义》已镂板颁行，王荆公《字说》亦合颁行，合取相公钧旨。”子厚曰：“某所不晓此事，请白右丞。右丞蔡元度（卞）也。”[8]
其次，重修《神宗实录》。神宗去世后，朝廷命修《神宗实录》，由以反变法为主的元祐党人组成的修撰者，书中以反对新法者司马光的《日记》、《杂录》为素材的《神宗实录》并没有公正地记录熙宁年间变法的史实和王安石的事迹，还极力诋毁王安石变法，其中参修者陆佃对不顾事实的做法曾据理力争，但未果。绍圣元年（1094）四月，蔡卞进言请求重修。《宋史》载：“绍圣元年，（蔡卞）复为中书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千古之上，发扬休光，正在史策。而实录所纪，类多疑似有盆腔，乞验索审订，重行刊定，合后世考观，无所迷惑。’诏从之。以卞兼国史修撰。”[3]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神宗实录》 ，从而得以流布于世 ,也成为新党“绍述”的重要凭据 ,对北宋后期政治影响甚大。
《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蔡卞在担任提举官期间，充分利用王安石《日录》等材料对元祐时期所修实录的不实之处，予以更正，“是安石而非神考”，使王安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也为绍述提供了变法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另外，还同时修订神宗《日历》。通过对二者的重修，变法事业从形态上合理化、合法化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蔡卞为变法派继续把变法事业推行下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蔡卞在为变法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使他在变法派内部的地位急剧上升，绍兴二年（1095）十月，升任“自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除守尚书右丞”，正式挤身执政行列，和章惇、曾布一起成为“绍述”的三大政治核心人物之一。
第三，继承王安石的变法精神。绍述新政年间，有人提出国子监解额之事，要求对其法加以修订，“独蔡卞坚执：‘元丰七年先朝已罢，不可改。’”他要求对宋神宗的政策坚决执行，表现出对宋神宗的推崇与敬仰，也说明他坚持沿着神宗与王安石变法的改革路线前进。由于长期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元祐年间旧党对新党的排挤打击，新旧两党结怨很深，这次翻案，不仅仅是为了公正地体现“熙丰”时代这段历史，恢复王安石的变法精神，还借此打击元祐党人，追究了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修史不实的责任。在这一时期新党平反与追贬并举，清理整顿队伍，但新党对旧党进行了大力打击，矫枉过正，失去理性，虽是集体行为，但其中蔡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担其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哲宗的支持和默许。[9]
蔡卞是推行新法的坚定支持者。熙宁年间，正值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如火如荼，蔡卞与其兄蔡京其时在地方任上，积极推行变法。史载：“煇在金陵，见老先生言，荆公尝谓：‘元度为千载人物，卓有宰辅之器， 不因某归以女凭借而然。’”[10]说明王安石自始至终是信任并器重蔡卞。《宣和书谱》说蔡卞“少与其兄（蔡京）游太学，驰声一时，同年及进士第。王安石见而奇之，妻于女，使从己学，得王安石学术议论为多，自以王氏学擅一时，时流归之。”[6] ，所以，时人称他是继承岳父志向的女婿。
二、与其兄蔡京的关系
蔡卞与其兄蔡京的关系让人真的有一种剪不断理更乱的感觉，其中相同或相似点很多，以至于后人难于对他们进行切割，更懒于细究原委，干脆对他们进行“一刀切”，把兄弟俩捆绑在一起进行评头论足，仿佛难兄难弟，混为一谈。其实，这真的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我们深究其中两人在各个时期从政过程中的异同作一个考察，我们会发现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是有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从最初的兄弟情深相互合作、到后来的偶有摩擦直到最后的分道扬镳这么一个过程。
青少年时期的蔡卞与其兄蔡京的异同点。人之初，性本善。蔡卞与其兄蔡京仅差一岁，年纪相当，生长与受教育的环境几乎相同。有记载，蔡京在求学阶段，算命先生将其命运错算：“此武官大使命，他时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后人以此说他是官迷，有点牵强附会。其实他们两人都很努力，学习成绩突出，书法基础良好。所不同的是，蔡卞在青少年时有幸投于王安石门下求学，成为王的高足。而王安石在当时算是圣贤学问一流、道德品质一流、建树一流，他所创立的王学（荆公新学）使他成为思想文化大家，堪称孔孟之后的圣人完人。这位老师兼岳父在方方面面影响着蔡卞的一生。有人说，蔡卞的清廉与正直正是受益于王安石的影响，纵观他的一生，确如斯言。蔡卞深受王安石熏陶与培养，在这方面是蔡京所不能比拟的。
宋熙宁、元丰时期的蔡氏兄弟的仕宦表现出相互合作，但蔡京的表现稍有不同。熙宁年间，两兄弟其时在地方任职，积极推行王安石的的变法，均有政绩，其能力得到王安石的看重，评价比较高，并得以升迁。蔡卞因成为王安石之婿，自然始终受到王的器重。但对蔡京，元丰年间，王安石退居江宁，王安石似乎重新审视蔡京。史载：“南丰（曾巩）先生病时，介甫日造卧内。因邸报蔡京召试，介甫曰：‘他如何得知制诰，一屠沽耳。’”[8]可见，这期间王安石对蔡京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对他并不赏识，这可能与蔡京的投机品性有关。
蔡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对其兄蔡京的敬重。据记载：“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元丰中鲁公（蔡京）为中书舍人，叔父文正公（蔡卞）为给事中，时青琐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谓：‘馆阁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愿以兄弟为次。’遂坐鲁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为荣。”[11]即便蔡卞在官职上超越其兄蔡京，特别蔡卞在中书舍人这个职务上的资历比蔡京要深，他仍“乞叙班于兄京之下”。此时，蔡卞尊重兄长，兄弟二人和睦相处，亲密无间，值得称道。
蔡卞对其兄蔡京提携过兄长蔡京，并相互联手。绍圣二年（1095）十月，蔡卞任尚书右丞，又一回到权力核心，很快就任命蔡京为翰林学士。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蔡卞迁尚书左丞，比蔡京升迁快，蔡京心里并不痛快，但蔡卞对蔡京的提携一如既往。两兄弟张罗人才，势力日益壮大，引起其他人的不安，于是有人上书说：“比年蔡卞已执政，乃使其兄蔡京得荐台官，既被其兄之荐者，其不能私其弟乎？”特别陈瓘抨击：“自京、卞用事以来，牢笼荐引天下之士，处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数百千人。”[12]对此，任伯雨有过评论：“卞执政七年，门生故吏遍满天下。”表面上看，蔡卞提拔蔡京等一大批人，好象出于私心，但实际上，变法派重新执政，想要推行“绍述”变法，急需团结并培植广泛力量参加变法也是必要的，情有可原。
蔡卞、蔡京兄弟都对“开边”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曾联手成功收复旧党放弃的失地。
宋元祐时期新法被废与新党被黜，参与变法的两兄弟均被贬，但有不同表现。元祐党人弹劾变法派人物时，蔡卞因“新进少年，越次暴进，论德业则未试，语公望则素轻”而被罢去侍读兼职，被贬外放，他昂然而去。而蔡京则随风转舵。旧党领袖司马光当相，他要求在五天之内恢复差役法，其他官员都表示难以如期完成。仍知开封府的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司马光大加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蔡京的做法给人以一味讨好司马光之嫌。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是否立即废除差役法，宰相章惇犹豫不决，刚出任户部尚书的蔡京为了掩盖元祐迎合之迹，“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惇然之，雇役造定。”[13]蔡京的主张竟前后截然相反。史称：“差、雇两法，光、惇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好者。”[13]蔡京前后不一的举动，似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为人指其奸的把柄。著名作家、思想家柏杨有其评论：“蔡京虽以新党身份作政治号召，其实他并不是新党，而只是一个再变节的、投机取巧的官场混混。”[14]相比蔡京，蔡卞是一个有气节、有操守的人。
蔡卞与其兄蔡京终因道不相谋而投下一道深长的暗影，最终分道扬镳。 徽宗建中靖国时期，蔡卞遭到弹劾离开中央，伴随蔡京的掌权而再度起用，蔡卞与蔡京成为历史上的兄弟宰执，一起继续推行变法的事业。但二人在“开边”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原则上的分歧。后在政事上，蔡卞的主张也多与蔡京不同，不尽赞同蔡京的行为，导致他掌管的枢密院与蔡京的中书二府政事常有不合，因此受到蔡京的诋毁。由于蔡京专权日甚一日，蔡卞一度改变施政策略，隐身幕后，希望用这种方式为变法做一些实事。有例为证，蔡卞借助蔡京的势力，建成四辅和三卫，这正好实现了当初王安石变法想实现却实现不了的政治目标。
蔡卞与蔡京的矛盾集中在“开边”的军事将领的选任上。蔡卞推荐知兵善战的王厚，担任“开边”的军事统帅。有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应当说蔡卞为国家计，还是知人善任。则蔡京早已和童贯暗通款曲，为了投桃报李，重用童贯，与童贯联手掌握军政大权，蔡卞极力反对，理由是童贯不懂用兵，将来定会贻误边防大事。可是徽宗还是命令中书执行，蔡京也在徽宗面前诋毁蔡卞，排挤蔡卞。这件事兄弟两人从此反目，成为兄弟公开决裂的标志性事件。其后，徽宗与蔡京由于重有童贯，在后来的重大战役中兵败如山倒，足见蔡卞的先见之明。可见徽宗与蔡京在选将用兵上的失误，亦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更由于蔡京对新法的误解和用心不忠，拉大旗作虎皮，假公济私，使变法事业偏离了王安石的初衷。蔡卞无法忍受这种行为，而自身又不为蔡京所容，只好请求辞官，徽宗就让他以资政殿大学士出任河南知府。从此以后蔡卞未再入中央，与蔡京分道扬镳。
（三）
徽宗政和七年（1117）蔡卞告假返乡祭祖，在途中去世，享年70岁，赠太傅，谥文正。他死后的南宋朝廷对他一贬再贬，其后《宋史》又把他定为奸臣。这种先褒后贬，后成奸臣，究竟何因，众说纷纭。对蔡卞的评价还应先了解历史对其王安石的评价。
王安石变法，屈指算来已近千年,其毁誉、褒扬,莫衷一是。王安石变法不仅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象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难以理解。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在当时评价很高。但事隔多年之后的南宋后期，权相史弥远和宋理宗尊崇程朱理学，实施文化专制来加强其政治上的专制，彻底否定了王氏新学，将王安石定作“万世罪人”，骂为“妖人”，则参与新法干将皆因“得罪千古名教”皆遭骂名，到了元朝修宋史，就一一列入奸臣传，一黑到底。而后的封建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斥为“大奸”，把他涂得奸模鬼样。
但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指出：《宋史》“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言，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许多史家批评：“《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出于大公。”可见，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客观公正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就这样王安石、蔡卞被捆绑一起当作北宋亡国的替罪羊几近千年。
直到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中国学人开始以较为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来审视宋史。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以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围绕宋代王安石“熙宁变法”前后这段历史，认真考证，重新研究，认为北宋中后期社会危机出现，士大夫阶层崛起，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王安石变法就是一次实践。并写出《王安石传》，大力褒奖了王安石的伟业，对王安石推崇备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终于为王安石作了史上最彻底的翻案。[15]20世纪50-70年代,史学界普遍接受列宁的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而柏杨先生更是将王安石列为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六位改革家之一，也可算是对王安石给予了高度评价。进入80年代以后“抑王扬马”的观点又流行一时，以至于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跌荡起伏、毁誉不一。但是，现代对王安石的研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认为王安石是正面历史伟人，也成为当今这个时代对王安石评价的共识。
随着历史对王安石的彻底翻案，按理说，对参与王安石变法的诸多重要人物理应通过甄别给予相应平反，尤其是蔡卞。但是，历史有时真的是一本糊涂帐，就象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言的“经既苟且，史又荒唐”。
其实，党争失去理性的人身攻击对蔡卞而言早就司空见惯，因为他在生前就遭骂名。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谏官陈瓘、任伯雨、御史龚夬联合弹劾蔡卞六大罪：
伯雨言：“卞之恶有过于惇。去年封事，数千人皆乞斩惇、卞，公议于此可见矣。”遂陈其大罪有六，曰：“诬罔宣仁圣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废，一也；凡绍圣以来窜逐臣僚，皆卞启之后行，二也；宫中厌胜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处，惇欲召礼法官通议，卞云：‘既犯法矣，何用礼法官议？’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编排元祐章牍，萎菲语言、被罪者数千人，议自卞出，四也；邹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远谪，又请治其亲故送别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详诉理之议，惇迟疑未应，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对，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由卞谋之而惇行之，六也。”[3]
陈瓘等人要求圣上亟待正典刑，以谢天下。但这此骂名并未骂倒蔡卞。时过多年，政和七年（1117年）蔡卞病卒，朝廷赠谥文正，备极哀荣。但是，1127年高宗即位，离蔡卞病逝十年，蔡卞被追责为宁国军节度副使；又约过近十年的绍兴五年（1136）又贬单州团练副使。这褒贬之间的巨大反差，着实让人惊诧不已。
而元朝所编的《宋史·蔡卞传》又说他“专论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凡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然后请帝亲答付外之。”“章惇虽巨奸，然犹在其术中，惇轻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论者以为惇迹易明，而卞心难见。”[3]再加上历代的统治者和卫道士们他们有目的有意识操纵舆论，把蔡卞与蔡京兄弟两人的不解之缘强捻在一起，就象人间的连体婴，似乎再也无法分开，就此打上近千年的“奸臣”的烙印，让蔡卞恶名难逃。当然，蔡卞这个谥文正的奸臣，后人疑问重重，到了近现代历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才逐渐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蔡卞。
中国近代史学大家梁启超首推第一问。他在《王安石传》中对蔡卞的研究写到：“蔡氏婿卞，为京之弟，宋史以入奸臣传。今考传中其所谓奸状者，大率暧昧不明，如云卞深阴寡言，章惇犹在其术中，惇迹易明，卞心难见。又云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凡此，皆莫须有者也！”[15]纵观历史，以“莫须有”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真的不少，且不论生前被世人责难，死后数代都不能洗刷骂名的王安石。就说当年南宋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悲痛的冤狱之一，至今国人谈起无不扼腕痛惜。况且梁启超认为：《宋史》记熙丰富实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袭之，皆反对党之言，不可征信。[15]
学者顾绍勇在《蔡卞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认为由于变法产生的新旧两党由政见不同发展到意气之争，造成了绵延几十年的党争。蔡卞就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历史上不管是生前或是身后对他罗列的种种罪名，特别是“《宋史》的编撰者把这些罪名都加在蔡卞的头上，是为维护皇权的权威，为最高统治者开脱而已。他们本着皇权不可侵犯的宗旨，来维护封建的统治，正是蔡卞这些所谓的奸臣罪名被确立的根本原因。因此，把打击旧党的责任推向任何一个人都是片面的、不公正的。在当时失去理性的党争时期，蔡卞的这些所谓“罪状”，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15]他的研究结论之一是：蔡卞生活在社会危机严重的北宋中后期，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有着报效国家的宏伟理想和追求，他的一生也的确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16]他的研究成果为蔡卞的平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小敏教授的《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一书，填补了学界对北宋晚期政治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这一成果受到学界的好评。其中她的导师李华瑞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其所以把蔡卞同列，主要是出于蔡卞是王安石女婿更是王安石思想忠实追随者的考虑，哲宗朝后期至徽宗朝倡导按王安石思想绍述或‘崇宁’正是与蔡卞孜孜以求并付诸实践分不开，这构成了北宋晚期政局不可或缺的一面，只是材料匮乏使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一点。”[9]而杨小敏教授把蔡卞的荣辱置于他生活的时代中去观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蔡卞成长过程与从政得失以及执着追求王安石变法的心路历程，从而摆脱了历史上简单的“忠奸论”。
学者黎陈晋的《北宋蔡卞政治活动研究》一文论及了蔡卞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文章论述了蔡卞在从政过程中的得失，仔细考察蔡卞的人生轨迹,蔡卞虽然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建树,但却为官非常清廉,有着古代士人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并且一生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至死不渝。同时，他总是处处忠实执行王安石的改革路线，对保守势力攻击王安石的言论与行为，他都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即使屡遭贬谪也在所不惜。他的研究认为：蔡卞被元代官修的《宋史》列为宋朝的奸臣之一,这实为人物评价上的一大冤案。他的结论是：“蔡卞并不是元修《宋史》中所说的奸臣，而是一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改革派士大夫。”[17]由此可见，该文颠覆了以往蔡卞作为奸臣的评价，而是用大量的事实得出科学的结论，为蔡卞平反昭雪。这不能不说是该文的一大特色与研究成果。
“谁说所有的英雄都是成功的，我们的‘英雄’首先收获的就是眼泪。”有学者如是说。蔡卞又何尝不是这样。历史的长河因改革的洪流而波澜壮阔，王安石及其蔡卞等风云人物所推行的北宋变法，不管是非成败，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大浪淘沙始见金。诚然，正是由于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象蔡卞式的变法改革派仁人志士用血泪凝结成的基石，铺就了中华民族从改革变法到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才让今天的中国更近辉煌……
参考文献：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六，元符二年八月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847页.
[2]宋·苏辙。《栾城集》卷二十七《蔡卞磨勘朝奉郎》，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463页.
[3]元·脱脱。《宋史》[M]，卷四七二《蔡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728～13729页.
[4]成一林。《论北宋新学学派的名物之学——以<诗经>草木研究为例》[D]，河南大学，2015.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八，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325页.
[6]宋·佚名著。《宣和书谱》[M]，卷十二，行书六。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藏本.
[7]宋·周煇。《清波杂志》[M]，卷十，3页。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藏本.
[8]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12页.
[9]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75页.
[10]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页.
[11]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12]《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一，崇宁元年正月庚辰条，第697页.
[13]《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第13722页.
[14]柏杨。《中国人史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399页.
[15]梁启超。《王安石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2009.
[16]顾绍勇。《蔡卞研究》[D]，河北大学，2007，第51页.
[17]黎陈晋。《北宋蔡卞政治活动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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