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论》中，王夫之说：“仁宗立，刘后以小有才而垂帘听政，乃至服衮冕以庙见，乱男女之别，而辱宗庙。方其始，仁宗已十有四岁，迄刘后之殂，又十年矣。既非幼稚，抑匪闇昏，海内无虞，国有成宪，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恶用牝鸡始知晨暮哉？”在这里，王夫之对刘太后胡作非为进行了严厉批评。所以，宋仁宗亲政是宋朝盛治的先决条件。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制规定父传子，垂帘听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的。刘太后行为是属于非法的，不得人心，必然会给大宋政权存在以严重威胁。

　　《宋史》说，蔡襄是天圣八年（1030 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 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 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蔡襄传》）

　　这段话说的是，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宰相吕夷简执政。吏部员外郎范仲淹上《百官图》议论朝政，指吕夷简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却反被吕指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贬到饶州；集贤校理余靖上疏《论范仲淹不当以言获罪》为范辩护遭贬泰州；馆阁校勘尹洙上疏自承“靖与仲淹交浅，臣与仲淹义兼师友，当从坐”，遭贬唐州；馆阁校勘欧阳修致书司谏高若讷（见欧阳修《与高司谏书》）诘责其趋炎附势，迎合吕夷简，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被贬为夷陵县令。一时间众忠正贤臣反被权奸诬为“朋党”。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蔡襄在西京，听闻言者均被谪贬，心中不平，便作《四贤一不肖》诗，称赞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人为贤人，痛责高若讷为不肖之徒。诗成后京城内外士民争相传抄，出版界还把这首诗采用刻板印刷，然后拿到街头销售，供不应求，获得厚利。

　　这一记载说明，最早发现四位贤臣，并及时向国家和全国人民汇报的是莆田历史名臣蔡襄。特别是范仲淹，他是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师，在 1036 年反腐败斗争中崭露头角，竟然也被蔡襄发现了，那更是不简单的事。而且他还以文学为武器，歌颂贤者，揭露丑者。这样进行政治斗争，在那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称蔡襄为宋仁宗时新型的民主斗士可也。而且社会效果良好，连出版界都踊跃参加，用先进的印刷术为武器，投入宣传活动。印刷品遍布全国城乡各地，关心国家大事者那真是多得无法统计。宰相吕夷简破坏廷议制度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了全国上下一致的谴责。

　　雕版印刷术是在唐初发明的，并在唐代中后期被广泛的使用。宋仁宗时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应用最广泛的印刷术。印刷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工具。它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使书籍和资料得到流传。方便了人们印刷书籍，传播知识，对各地区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此后印刷术传到了日本，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地区。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不懈的研究才发明的。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化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乃至于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也极其重要。《宋史》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在宋朝，印刷术还有它的光荣历史，曾经是出版家挺身而出，支持蔡襄反腐败斗争的最为有力的武器。众心齐，泰山移，仁宗盛治的新局面正是依靠全国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共同展开反腐败斗争取得的。

　　“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契丹，即辽国，是宋的友好邻邦。1004 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当机立断，派人和辽谈判，于十二月订立和约。与此同时，还答应给予无偿援助，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 10 万两、绢 20 万匹。此后宋、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宋仁宗继位时，宋辽友好关系得到继续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仁宗盛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版家发行《四贤一不肖》印刷品时，刚好辽国使者来到东京，买了几张带回去，粘贴在幽州馆，让国人关注宋朝事态发展。

　　《宋史》这个记载还告诉我们，在宋仁宗亲政初期，刘太后积重难返，不良影响还相当严重，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廷议制度不见了；朝中群臣人人自危，对范仲淹事件麻木不仁，明哲保身。所以，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崩逝，仁宗亲政；1036年，蔡襄挺身而出，以文学为武器，同腐败现象展开势不两立的斗争，就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唤起全国民众同心干，共同拯救国家政治危机，历史意义十分重大。蔡襄称得上是拯救宋朝的一大功臣。

　　咸平三年（1000年），吕夷简登进士第，初补绛州军事推官。后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宋仁宗即位，进右谏议大夫，以给事中职参知政事。天圣六年（1028年），拜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明道二年（1033年）罢相，不久复职。景祐二年（1035年），加右仆射，封申国公。次年，因与王曾争事，二人同时罢相。康定元年（1040年）再次拜相。庆历元年（1041年），徙封许国公，兼枢密使。其后因病以太尉致仕。庆历四年（1044年）去世，年六十六。追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靖”。这段历史说明，吕夷简在刘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得到重用，出任宰相，直至仁宗亲政初期为止，是个“不倒翁”。

　　与此同时还说明，宋仁宗亲政是宋朝中期的起点。虽然刘太后交权出于不得已，人死了不得不交权，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宋仁宗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却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他不仅亲手制定了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让宋朝实现盛治，而且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宋朝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到了王安石变法后终于跃居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因为如此，蔡襄及其《四贤一不肖》诗等的出现，就富有新时代意义。谁会想到，宋仁宗时的这次反腐败斗争烈火是由蔡襄点燃的？而且意义那么重大？在那时，星火燎原，反对吕夷简的呼声，排山倒海，遍布全国各地。就这样，一代明君宋仁宗终于在反腐败斗争中培养和造就出来了——宋朝的翻身仗正是这样打出来的！所以，宋朝历史，特别是宋朝中期（1033-1125）92年光辉灿烂历史，值得“从头越”，认认真真地研究，切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