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句话出自1929年刊登于南京《时事月报》的《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折》。这本奏折揭露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狼子野心和丑恶嘴脸，一经面世，震惊世界。本该严密保管的日本皇室绝密文件，为何能够得见天日？这段历史不得不提起台湾爱国商人—蔡智堪。

  蔡智堪，生于1888年，台湾苗栗县后尼镇人。出生后不久，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给日本。年幼的蔡智堪早早地就饱尝亡国之痛，受祖父的影响，爱国的种子在心中萌芽。11岁时，蔡智堪随父旅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开设“蔡丰源洋行”，从事中日进出口业务，他还在南洋有橡胶园，资产丰厚，与日本皇室、政界和东北方面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为他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1905年，18岁的蔡智堪有幸参与接见了孙中山，初次聆听孙中山先生讲述革命的真谛，深受震动，更加坚定了他的爱国意志。同年8月，孙中山在日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蔡智堪毫不犹豫地加入，投身革命

  常年居于日本的蔡智堪对于日本的政局甚是了解。当时执政的政友会极力主张扩张主义，侵略中国。于是，蔡智堪重金资助在野党--民政党，凭借在政商界的显要地位宣扬中国革命，并利用两党之争传递重要情报给中国。1927年，田中义一出任政友会总裁，并于4月份组建内阁任首相。随后，他策划了两次“东方会议”，意在以武力图谋中国，最终将会议成果汇总成文，形成《帝国对满蒙积极根本政策》，递交天皇。这两次秘密会议的召开引起了各国注意，英、俄等国不惜花重金探听会议内容，但日本方面秘而不宣。

  1928年6月，蔡智堪接到东北联络人王家桢藏在大饼中寄来的消息：“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蔡智堪深知，这次的任务关系重大，一旦失手，将会有性命之忧。但再三考虑后，他还是决定接下这次任务。结合彼时各国的行动和日本的政治形势，蔡智堪认为，重金收买获取奏章的方式不仅不安全，还很可能徒劳无功。田中义一虽为首相，却政敌颇多，且民政党坚决反对武力侵华，这点或许可以利用。

  随后，蔡智堪分别宴请与他有密切资金往来的民政党高层，包括前内务大臣床次竹二、现外务大臣永井柳太郎等。席间，他向他们说明了武力侵华的利害关系，会导致日本政局动荡，甚至中日绝交，民政党想打倒政友会，就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揭露他们的计划，并发动舆论攻击，使其自顾不暇。数日后，床次竹二回复说民政党高层也正有此意，只要中国答应将奏章公布世界，利用英美舆论使政友会屈服，就允许蔡前去抄写。蔡智堪欣喜不已，当即询问中方意见，得到肯定答复。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蔡智堪扮作补册工人，路径“断足桥”秘密进入日本皇室书库。由于在夜晚不能使用相机，蔡智堪花费整整两晚才将奏折抄录完成，又小心翼翼进行了一遍核对。完成后，蔡智堪将抄件存于随身行李箱夹层中赴沈阳交给王家桢。王家桢立即报张学良。张学良看后大受震动，决定将文件翻译，并命名为《田中奏章》，以绝密文件影印200份给东北各区及南京方面。

  1929年，“国际太平洋会议”召开，中国在会议上披露了该文件，引起一片哗然。同年底，《时事月报》正式刊登了奏折全文，各大报纸纷纷转发，国民愤然掀起抗日热潮。然而，日本方面矢口否认，称没有该文件。中方代表不慎泄露文件是从日本皇室流出，导致日本的全面搜查，28名日本官员被罢职，蔡智堪入狱，200万日元的个人财产全部没收。但由于蔡人脉甚广，且没有直接证据，不久后出狱。

  至今，对于《田中奏章》的真实性仍有讨论，但是日本随后采取的针对东三省的行动无不与文件内容契合，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文件的真实性。《田中奏章》的披露引起了日本政局的极大动荡，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之心，为抗日运动拉开了序幕。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蔡智堪回国，继续从事情报搜集工作，1940年在广州活动时不幸被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蔡智堪出狱。回国后，蔡智堪曾电呈国民政府要求帮忙索回财产，无果。晚年的蔡智堪贫苦交加，从事的抗日活动也为人所不知，直至1953年，因《田中奏章》的获取问题引起争议，时年65岁的蔡智堪才接受采访，当年那两个夜晚发生的事件才真正浮出水面。

  1955年，蔡智堪逝世。回顾他的一生，几经沉浮，终不失爱国之心，虽居于日本，却心系祖国；虽不是外交官，却在民国外交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的人，应该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