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有报本之心，人有思贤之情。为缅怀先贤丰功伟烈，赓续中华血脉，2021年10月20日上午，尉氏县大营镇在君子山下、蔡公祠前刋立“阮瑀祖道碑”一通。碑文云:“公元一五九年，蔡邕赴京城洛阳上任，门生阮瑀、苏林、路粹在尉氏县西界燕子坡（陂）北岸君子山与恩师祖道饯行，留连数日，蔡邕进京后，官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蔡邕去世后，阮瑀等弟子在此建祠立碑，祭拜英灵。”

   不知碑文何人所写，乡人立碑，纪念蔡邕，值得大家学习敬仰。然碑文有待推敲。碑文说蔡邕赴洛阳上任，阮瑀等弟子饯行于燕子陂的时间为公元一五九年，这是错误的。

   公元159年，蔡邕确实因为善鼓琴，被宦官徐璜逼迫去洛阳。《后汉书·蔡邕传》:“桓帝时，中常侍徐璜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这说明，汉桓帝时，蔡邕被征召赴洛阳，走到偃师，蔡邕称病又返回家乡尉氏县了。并且，蔡邕回来后，写了一篇《述行赋》，该赋写了自己去洛阳的所见所闻，表达了对百姓苦难的同情和对仁人志士被压抑的愤慨。《述行赋》序云:“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由此赋序知，此次蔡邕赴洛的时间为“延熹二年秋”，也就是汉桓帝刘志延熹二年，公元159年。

   《后汉书·蔡邕传》后面又写道:“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十一日，汉灵帝刘宏崩，少帝刘辩即位，改元光熹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董卓拥少帝入京，大赦天下，改元昭宁元年，自封司空，权倾朝野。九月初一日，董卓废掉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改元永汉元年。十二月，“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复称中平六年。董卓八月二十八日为司空，结合《后汉书·蔡邕传》，董卓为司空后才遣蔡邕入京，由此蔡邕赴洛，弟子阮瑀等饯行于燕子陂的时间应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农历九月，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被朝廷器重，委任要职。

   明嘉靖《尉氏县志》卷四收录蔡邕弟子阮瑀所作《祖帐碑》碑文:“蔡邕赴洛，其徒阮瑀辈饯之于此，缱绻不能别者累日。邕既殁，复相与追慕之，立庙焉。”

   “蔡祠茂林”，“尉氏八景”之一。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专权，征辟蔡邕入朝。蔡邕不得已应诏赴京都洛阳任职，其弟子阮瑀、苏林、路粹等在尉氏县西四十里燕子陂给老师饯行。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蔡邕死后，四海之内“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乡土立祠，故其所也”。蔡邕的弟子阮瑀带领其他后学晚辈及当地乡绅百姓在尉氏县燕子陂（今尉氏县大营镇君李村）修建蔡相公庙（祠）进行祭祀，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阮瑀等所立的《祖帐碑》，到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李廷宪重建蔡相公庙时还残存古碑上截，残碑碑文曰:“蔡邕赴洛，其徒阮瑀辈饯之于此，缱绻不能别者累日。邕既殁，复相与追慕之，立庙焉。”（明嘉靖《尉氏县志》卷四）明末阮汉闻有诗为证：《燕子陂蔡相公祠》（《河南通志》卷七十四、艺文三）诗曰：“中郎伏腊故多祠，此地云埋祖帐碑。归痛陈留图像日，去愁郿坞筑宫时。桑鸠雨坐桃花岸，秧马煙驰燕子陂。竹党桐孙如有恨，北风飒飒几纷披。”《祖帐碑》应立于蔡邕死后、王允被诛杀后不久，即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六月后不久。据道光《尉氏县志》卷四记载，该断碑在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编修《尉氏县志》时还存在，至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编纂《尉氏县志》时就不知所踪了。

   燕子陂蔡相公庙始建于东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历经朝代更迭，几成废墟，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里人李廷宪在原庙废址上重修蔡相公庙。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又加以整修，今存乾隆十年《重修碑记》。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编纂《尉氏县志》时蔡相公庙犹在，后损毁。

   斯庙历两千余载，沧桑殊变，香火接续，朝代更迭，焚修靡替。2003年春，乡民筹资在原址重建斯庙，启佑世代景仰；2019年秋，史学家朱绍侯亲题匾额，重阳隆重揭红。

   盛世辛丑，伟业百年。君李村民解囊捐输，仝立贞珉，以激励后世学习先贤的人品、文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现锋按，揭红盛世，未能观瞻，睹碑文而吊先贤，谨以此文，以启来者，拙文畅国良、王广成二位文史学者帮为斧正，诚表谢忱！时2021年10月20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