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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慕韩，祖籍是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是当地最大的“立祥号”第四代管理者。胜芳蔡家从清嘉庆年间开始经营加工碾米作坊，经过三代人五十多年的勤恳经营，生意规模逐渐扩大。到咸丰年间，蔡慕韩的曾祖父蔡增田已拥有土地50多倾，并开设了立祥号钱粮行。通过立祥号的经营逐渐将全镇磨坊稻米全数包销，在短短一二十年之间成为当地的首富，在胜芳当地拥有土地千顷。
到蔡慕韩时期，胜芳蔡家的经营范围已经扩大到金融业，工商业，完成了从地主到资本家的角色转换，当时在天津工商界和金融街名声大振，一跃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在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和蔡慕韩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及时作出睿智的决断是完全分不开的。
蔡慕韩（1900-1976）八岁时，家里专门为他设立家馆教学。从小饱读诗书，他的老师曾分别是蔡幼东和前清举人王赐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家馆还专门为他聘请了英语老师，从小接受西方文化。他的父亲蔡犊泉新建了“立昌永”、“立丰”两个银号，并在当时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批准印发了大量银钱票，在胜芳和附近各县城镇，乃至天津和北京两大城市中流通。蔡犊泉为了扩大生财之道，在河北磁县彭一带购买土地，自建瓷窑厂，在胜芳镇开设店铺，自产自销各种缸碗粗瓷产品。父亲的家业扩展和蔡慕韩年幼时期的学识积累为他在今后的商界活动中能够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
蔡慕韩是蔡犊泉的次子，蔡犊泉去世后，他的两位叔叔（蔡次泉，蔡荫泉）和哥哥（蔡述潭）均不想管理家业，经全家人商议，所有内外家务全由蔡慕韩主持。
1920年前后，直皖、直奉战争爆发，胜芳老家涉及到军需供应，并日趋繁耗。蔡慕韩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和叔父及兄长商议，举家迁居天津，“立昌永”和“立丰”两家银号也一并迁往天津经营。留在胜芳的水、旱苇地1600多顷，房屋1000多间，由专门留下的人员来管理，并为此设立了几个办事处，经营这些不动产的维修和出租业务。可见，蔡慕韩思虑的非常周全。
蔡家到天津之后，又新设立了“吕厚堂”，“树德堂”“阴德堂”三家新堂号经营粮行业务。分别由蔡慕韩、蔡次泉、蔡荫泉管事。而蔡慕韩又在旧奥租借开设天聚当，在西头怡和斗店投资担任董事。“胜芳蔡”从此一跃成为大资本家了。
由于蔡家拥有大量资金，同时经姻亲介绍以百万资产加入了裕津银行，蔡慕韩成为该行大股东常务董事。并以此身份加入了当时的“行商公所”。这是一个操纵和垄断天津金融的机构。可见蔡慕韩的地位在当时已如日中天。由于在金融界的活跃和地位的不一般，受到租界当局的关注，在1930年蔡慕韩被选为“工商局董事”。
蔡慕韩的商业行为并没有就此终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又开始买卖股票，投资纸厂。当时正逢华北造纸厂要在大陆开办分厂，并改组华北造纸厂为华北股份有限公司。蔡慕韩通过认购大量股份成为造纸厂的股东，因为股东均可被选为董事，蔡慕韩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该厂的董事。他为什么想要成为该厂的董事呢？因为他在胜芳还有很多芦苇地，芦苇是造纸的原材料之一，这样做可以打开自己芦苇地的销路。芦苇有了销路，造纸厂也有了钱赚，自然股价一路飙升，作为大股东的蔡慕韩自然也是赚的盆满钵满。股票出售后，用获得的高额利润，又开设了“万祥银号”，与“立昌永”、“立丰”两个银号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后来，蔡慕韩又接办了河北三条石后周公祠大街的利和毛巾厂，任总经理。
自蔡慕韩加入“行商公所”后，见济安自来水公司股票稳妥可靠，又大量购进。在天津沦陷之时，已拥有3800股，成为该公司股票持有最多者。在一次公司的董事会上，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当选为总经理。
1945年，日寇投降，国民党政权接管了天津市。蔡慕韩和政权当局搞好关系，继续担任济安公司总经理。随后又接任“丹华火柴公司”董事和“单凤织袜厂”总经理。可见，蔡慕韩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局之下，都能够游刃有余，在商界取得一席之地。
1948年年底，蔡慕韩在天津解放前夕搭乘国民党的飞机抵达上海。然而，五个月以后，上海解放。蔡慕韩在上海亲眼所见解放军纪律严明，收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由此也对共产党放下戒备之心，转而拥护和配合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蔡慕韩回到天津之后，济安公司与天津市自来水厂合并，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公用局统一管理。在这次合并当中，蔡慕韩作为总经理，和持有股票最多的人，积极协商，认真执行，也能够完全领会党的各项政策，促成这次合并顺利进行。
1951年2月，天津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会议，蔡慕韩都积极参与，成为协商代表，带领自己的儿子、侄子和长子媳在后来历届协商会议中起到积极作用。他们曾先后被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
蔡慕韩真可谓是一位叱咤风云，同时又是识时务，有大局观的商界名流。他的一生并不顺遂，但是在每次风云变幻之时都能够把握机会逢凶化吉。他灵活运用经商头脑，生财有道，几次把蔡家的事业带到顶峰。同时，他深知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是紧密不可分的，于是也用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个人和国家、和社会要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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