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县人。北宋末徽宗时任宰相，被国家正史《宋史》列入“奸臣传”。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八大奸臣”之一、“六贼”之首。蔡京恶毒攻击忠良的文臣武将等多达309人。此举出于当时（宋时）的社会舆论，钦宗皇帝把蔡京放逐赴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蔡京是北宋国家灭亡的主要责任者之一，这是无法否定的历史史实。由于蔡京专门陷害忠良之臣，因此后人对蔡京的评价是“为人奸佞，品行低劣。”

　　宰相王安石变法在司马光、苏东坡等众多旧臣的极力反对之下，变法终于失败了。蔡京执大政后，以恢复王安石的新法为名，力排异己，将反对“新法”的元祐旧臣“贬、窜、死、徙殆尽。”

　　蔡京把司马光、苏东坡等309人列为“奸党”，并刻立《元祐党籍碑》。查《元祐党籍碑》拓片，司马光的刻记是：“文臣，曾任宰臣执政官司马光。”（此类里共列27人，第1人是刻司马光）。苏轼的刻记是：“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此类里共列49人，第1人是刻苏轼即苏东坡）。

　　可证：蔡京对司马光、苏东坡二人是心怀刻骨仇恨，痛心疾首。蔡京极力贬谪元祐间的旧臣，引起朝廷内外的极大不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一次朝廷设宴邀请有关官员，边吃喝，边看戏，朝廷里的艺人为了顺应蔡京厌恶“元祐旧臣”的心理，特地编演一场戏，从表面上看是贬低了元祐旧臣，表现出蔡京权力巨大，执政“威严”。但实际上是讽刺蔡京的剧情：一人扮演大官（隐指蔡京）在判要事，一人扮演比丘（和尚）要离开汴京（河南开封）外出旅游，那大官查看戒牒，上面记有“元祐……”，大官即令此和尚还俗；另一个扮演道士，他的度牒遗失，请求大官补发，那大官问道士：“你是哪年出家的？”道士答道：“元祐……”，话音未落，那大官即下令人将道士的道服剥掉，逼迫道士还俗。总而言之，凡是涉及“元祐”的人或事，那大官是决不会放过他（它）们的。斯时一扮演下属的官吏向那大官跪拜行礼后，轻步走到大官面前，嘴巴接近大官的耳朵低声问道：“……今年国库发放下的一千贯俸钱（旧时官吏的薪水），钱上的钱文都是‘元祐通宝’该怎么办？”。大官一清二楚，宋哲宗时的元祐年间（1086-1094）铸“元祐通宝”，一种版别是小平钱（一枚只当一枚用）、折二钱（一枚当二枚小平钱用）它们的钱文均是篆书，是宰相、历史学家司马光所写。“元祐通宝”另一种版别是小平钱、书画家苏轼（苏东坡）所写）。

　　大官对司马光、苏东坡二人反对“新法”本来就怀恨在心，加上“元祐通宝”钱文篆书、行书又分别是此二个“冤家”所写的。大官突然低着头小声独白：“虽然自己厌恶元祐旧臣，但元祐通宝俸钱如果不领取的话，那要吃西北风，不得不领取，非领取不可。”独白完，面带羞涩地思虑了片刻后，对下官交头接耳答道：“那唯有的办法只好走后门，从后门将‘元祐通宝’钱搬进来吧！”。这就是“走后门”典故的由来。蔡京创造了一个贬义词——“走后门”。

　　收词375000多个的《汉语大词典》“走后门”一词的解释是：“比喻不是通过正当途径，而是通过内部关系达到某种目的。”

　　“走后门”是社会腐败的显著表现，“走后门”是破坏社会主义的良好风气，务必要消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只要如此，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等，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具有权威性。假如通过“关系网”你去走后门，我也去走后门，他（她）也去走后门，那么，国家法律、规章制度不是成了一纸空文吗？公民不遵守国家法律、规章制度，这个国家能顺利发展、能富强吗？找关系网去“走后门”的同志，你为了达到自己或家庭的某种目的或好处，千方百计通过层层关系网找领导干部“走后门”，实际上就等于故意给有权力的领导干部创造违反国家政策的条件，创造犯错误、甚至犯罪的条件。人的一生只有几十年，是很短暂的，做人何必去“走后门”呢？最后一句话：还是不“走后门”最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