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讳者，避也，成为一种礼敬或憎恶的形式，即“饰所说（游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孔子作《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成为古代避讳制度的总原则。诸如以“不讳”避“死”字，天子死曰“崩”，侯王死曰“薨”，士死曰“卒”，庶民死直曰“死”，体现封建宗法等级名分之森严。对皇家名字称谓避讳最多，不可直呼君主、尊长名字。凡遇避讳则人名、地名、书名、物名等，都要改成同义或近义字，或用其他方法（如改字、空字、缺笔、改音等）予以回避，否则即为犯讳，轻则受舆论谴责，重则严法惩处。唐代规定对故意犯讳者，以“大不敬”即“十恶”不赦之罪论处。宋徽宗政和间，宫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莆臣方天若为避讳改“天”为“元”，名元若。仁宗皇佑中，御笔赐蔡襄字君谟，后唱进士第日，有窃以为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名。宋代科举，士子犯讳必被申斥黜落，往往因一字之差而断丧前程。

  宋代是避讳甚为兴盛时期。蔡京在昏君宋徽宗的扶持下，窃踞鼎位，独裁政柄，权倾一时。其虽老奸多智，强捍自专，朋奸害政，然因倒行逆施，人心丧失。面对中外直臣交章论弹，内心甚为虚弱，狐疑至极，故而接人处事，忌讳甚多，以至有令人哭笑不得者。

  宋人重视父祖的名讳，因仅限于家族内部的避讳，故称家讳，又称私讳。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设有“平准务”机构，掌转输物资、平抑物价事务。蔡京因其父名准，为避祖讳，令将“平准务”机构改名“平货务”。（《石林燕语》）依仗权势，以私讳为公讳，足证其蛮横霸道。据宋人笔记《齐东野语》，蔡京在相位日，权势甚盛，内外官署公移文书皆避其名，如“京东”、“京西”并改为“畿左”、“畿右”之类。　　字音相同或近似，是避讳的重要方面。宋徽宗赵佶，涉及姞、吉、鲒、郅、咭等十一字。洪迈《容斋三笔》云，蔡京专政，甚讳“哉”字，以至科场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忌讳，必暗黜之。如“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本属圣经之赞语，却因“哉”“灾”同音，为蔡京所忌讳而避之不敢用。蔡京执政，祸国殃民，故借避讳禁人言论时政，反映其内心之恐惧不安。笔者认为，蔡京忌讳“哉”字，可能还因“哉”字与其“蔡”姓字音相近有关。据宋人笔记载，宰相堂食（政事堂公餐）必由一吏逐味呼菜名，听索取而后供应，成为一条老规矩。因“菜羹”一道菜，其音类似蔡京姓讳，故迥避而曰：“羹菜”，遂成为菜名之例。可笑至极。

  官场对上司亦有名讳，称“宪讳”（下属称上司长官“大宪”、“宪台”）。宋代太守田登，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陆游《老学庵笔记》）遂有“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之谚，讥讽长官之霸道无理。蔡京当国，招奸植党。其党羽门客为固位求宠,竟然不顾人格举家避其名讳。《续资治通鉴·宋纪》称，中书侍郎余深、门下侍郎薛昂，中书侍郎林摅，“依附蔡京为至久，至举家为（蔡）京避私讳。或误及之，辄加笞责。（薛）昂尝误及，即自批其口”。

  薛昂为杭州人，崇宁初为太学博士，升给事中，兼大司晟。虽不学而有术，哲宗时尝请罢废史学，被哲宗斥为“俗佞”。因其善于依附蔡京，官至门下侍郎、知应天府。宋人笔记《闲燕常谈》对其举家避蔡京私讳，描述更为生动精彩。云“（薛昂）谨事蔡元长（蔡京字元长），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买一婢，颇熟事，因会客，命出侑尊（劝酒）。一客语及‘京’字，婢遽请罚酒。问其故，曰‘犯太师讳’。一座骇愕。婢具述先在薛太尉（即薛昂）家，每见与宾客会饮，有犯‘京’字必举罚；家人辈误犯，必遭叱詈（骂）；太尉或（有时）自犯，则自批颊（面颊）以示戒。”侍郎乃朝廷正二品高官，对蔡京之尊庸俗至极，人格扫地。同时亦反映蔡京窃弄威权之烈。以至人们将其所爱的扶手圈椅称“太师椅”，穿青色道袍称“太师青”，出入乘坐棕顶轿子称“太师轿”，成为京师士民日常用品之热门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避讳还有出于恶意者。唐肃宗因其厌恶安禄山，凡郡县名有“安”字者大多易之，如将广东“宝安”改称“东莞”，福建“崇安”改为“崇平”等，改名郡县达三十余处。南宋君主与金国世仇，凡书“金”字均作“今”；明代百姓恨元人杀掠，凡“元”字均作“原”，不欲称其国号也。宋代莆阳名臣、御史朱绂，坚持与蔡京斗争，被打入“元佑党籍”。恰崇宁间亦有同名朱绂者，初登第欲希晋用，上疏自陈与“奸人”仙游人朱绂同姓名，恐天下后世以为疑，遂易名“谔”、字曰“圣予”。蔡京大喜，破格峻擢，位至右丞（《挥尘前录》）。

  避讳竟然成为蔡京网罗党羽的一种手段。又有蔡经国者，闻蔡京闽音称“京”为“经”，乃奏乞改名“纯臣”，以避其讳。（《齐东野语》）更有甚者，蔡京还借御讳陷害不肯阿随附丽者。据《齐东野语》，吴兴人（今属浙江）吴倜，崇宁五年魁礼部试，出为宁海（今属浙江）推官。时蔡京罢相，居宁海城内，意其生计从容，委买吴兴土特产，连月不断。吴倜意不平，念吾以文学起身，而不以儒者见遇，遂报以购物实值，蔡京觉之而怒。后吴倜召为编修官，时蔡京己复职，并以太师赐第京师。一日，徽宗问蔡京：“卿昔居杭，识推官吴倜乎？今以大臣荐，欲除官”。蔡京借机挑拔诬陷曰：“识之，其人傲狠无上。”徽宗惊曰：“何以知之？”蔡京曰：“吴倜明知陛下御讳，而不肯改名，乃以一圈圈之。”（“倜”字中为“吉”，犯徽宗名“佶”之讳。“吉”居“冂”之中，故曰“一圈圈之”。）上默然不悦。未几，御史秉承蔡京风旨将吴倜论罢，自此不复出。蔡京搞拆字游戏，以君讳陷害正直之臣，足证其“奸邪舞智”，刻毒凶险至极。

  凡事到了极点便走向反面。蔡京怀奸专政，窃弄威权，朝中朝外臣僚，敢怒而不敢言，每指蔡京，亦玩起拆字游戏，以免招来意外之祸。蔡京当国时，士大夫问轨革（古占验术之一，以图画占吉凶），往往画一草人戴草而祭，辄指之曰：“此蔡字也（上“草”下“祭”为“蔡”），必由其门面进。”（《老学庵笔记》）。实为政治幽默也。蔡京失败时，郓州知州孙鼛言巴（四川）人有草祭（即蔡字）之谣，上奏其事，论弹蔡京即倉为宅，拆“倉”字为“人”、“君”二字，谓蔡京有不臣之心。《齐东野语》称，“拆字虽若附会，然亦是对蔡京平日好以字划中伤善类之恶报也。”　　

  蔡京一生忌讳甚多，因其作恶多端，并未能为其消灾转吉。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称，元丰间，建尚书省于皇城之西，铸三省印。米芾谓印文背戾，不利辅臣，故自用印以来，凡为相者悉投窜（放逐），善终者亦追加贬削，其免者苏承相颂一人而已。蔡京再领省事，遂别铸“公相之印”。其后，王安国又谓尚书省居白虎位，故不利。蔡京又因建明堂，迁尚书省于外以避之。然蔡京亦窜死，二子坐诛，其家至今废。陆游说：“不知为善而迁省易印以避祸，亦愚矣哉！”（《老学庵笔记》）。陆游此论，可谓击中奸相蔡京之要害。　　蔡京窜逐岭南，中途饿死潭州（今湖南长沙），葬无棺木，门人乃以其生前所爱“太师青”布条裹尸入殓，了结其丑恶一生，颇具悲剧意义。